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事审判作者：林宏斌来源：《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3年第10期[摘要]文章从我国古代德礼与刑罚的关系中探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出发，通过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与理解，结合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刑事审判中应体现公平正义、刑法谦抑、宽容地对待犯罪、人权保障、人道主义和刑法经济理念，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人权保障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悠悠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理念，自国家、法律产生以来，统治阶级就不断探索新的治国方略，以期能保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

中国最正统的刑事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基于德礼与刑罚的关系，这当中产生了教化与刑罚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宽严相济的影子。

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慎刑”、“轻刑”、“刑期于无刑”的思想。

以后的统治者更是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

在《尚书·吕刑》中有“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的思想。

《尚书》中有：“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刑期于无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提出：“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孔子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这是孔子对治国方略的经典表述。

此后，秦朝崇尚严刑峻法，西汉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罢黔百家，独尊儒术”，推崇相对轻缓的刑事政策，如实行“亲亲相隐”、“矜老”、“恤幼”、废除肉刑的政策。

《晋书·刑法志》中有：“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

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中记载，李世民“用法务在宽简”，“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推崇德主刑辅，因而成就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好社会局面。

在宋代，朱熹认为应“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

明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乱世应用重典，治平世用轻刑”。

《明史·刑法志》在评述朱元璋的刑事政策时也说：“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

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

”清朝采取重刑主义，但也严中有宽，雍正皇帝曾说：“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不得预存从宽从严之成见”，“宽严之用，务在得中”。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在刑事政策的运用上，大多主张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来决定宽和严的适用，从而形成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刑事政策传统。

而刑罚的轻重和宽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确定的，就是在采取严刑峻法的朝代之中也有宽缓的一面，严中有宽，以宽济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宽严相济的表现。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理解陈兴良教授对宽严相济的“宽”、“严”和“济”的表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宽严相济之“宽”，其确切含义应当是轻缓。

刑罚的轻缓，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

该轻而轻，是罪刑均衡的应有之义，也符合刑法公正的要求。

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就应当处以较轻之刑。

至于轻罪及其轻刑如何界定，则应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

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虽较重，但行为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或者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

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和严厉。

严格是指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

这也就是司法上的犯罪化和刑罚化。

严厉主要指是指判处较重刑罚，当然是指该重而重，而不是指不该重而重，当然也不是指刑罚过重。

宽严相济，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济”，这里的“济”是指救济、协调和结合之意。

因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犯罪应当有宽有严，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互相衔接，形成良性互动，以避免宽严皆误结果的发生。

[1]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社会矛盾突显，犯罪态势也呈现更加严峻的局面，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犯罪层出不穷，社会治安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处理犯罪问题的对策，转变立法、司法观念，理性对待犯罪，注重犯罪的整体防控，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以达到社会的良性运行。

这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必将引起我国刑事法治的重大变革。

犯罪是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之一，妥善地对待和处理犯罪问题，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

刑事政策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体系：它既是对犯罪实施社会控制的方略，同时又是“控制社会控制”的方略。

刑事政策不仅仅以有效地预防或控制犯罪为目标，同时以预防或控制犯罪的方式方法的合理性、正当性为目标。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现阶段惩治和预防犯罪基本的刑事政策的出台，正是我们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

为了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形势，顺应时代潮流，党和国家从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两个方面出发，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宽猛相济”的合理成分，参考借鉴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有益成分，充分考虑现阶段中国的国情，正式确立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解读可以看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的态度，讲究从重从快，严惩严办，体现了重其所重、该严则严。

而对一些轻微的犯罪即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的犯罪则采取宽缓的态度，讲究从轻、减轻、教育、感化，体现了轻其所轻、当宽则宽。

对这两类不同的犯罪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刑事政策的根本内容即区别对待的原则，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对犯罪严重程度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区分是正确适用宽和严的前提条件，关于区别对待的意义，贝卡利亚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的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

”可见区别对待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预防严重犯罪的一种手段。

另外，由于各类犯罪层出不穷，而司法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达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获得司法效益的最大化，对宽和严的区分是必要的，因为“越是在集中力量打击某一类危害严重的犯罪活动的时候，越应当相应放宽一些轻微犯罪的监控和处理。

”[2]官方对宽严相济的解读视野开阔，思路辩证，即强调了宽缓的重要性，也突出了严打的必要性，实现了从宽处理和严厉打击的融会贯通，体现了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适度，宽严审势。

“宽严相济”结构科学完整，内容合理完善，平衡了公平与效率，协调了秩序与自由，即体现了公平正义，又体现了人权保障，实现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适应中国国情，符合国际潮流，彰显了科学性、人性化和时代性。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审判中的贯彻前段时间有几起案件判决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如广州市中院办理的许霆盗窃案和四川省彭州市的“姐姐捂死妹妹”案，如何在刑事审判中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不突破罪行法定的原则？笔者认为，法官在办理每一宗刑事案件中，都必须要有如下六方面的理念：（一）公平正义理念公正是法律的灵魂和精神所在，关于什么是公正，在人类几千年的探索中始终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其不相同的面貌。

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感到迷惑。

”由于每个人的利益追求、内心情感、道德观念等的不同，人们对于公正的具体内容往往会认识各异，即使对于同一客体，人们的公正评价也可能会完全不同。

但这并不能否认在不同的人的公正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因素或称“最大公约数”。

虽然我们无法给公正下一个完美的定义，但却可以领会它的精神，“公正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认同，其核心内容就在于伦理上的正当性、合理性。

”[3]正义从实质内容而言又体现为平等、公正等具体形态。

正义是法的价值标准，法律只有合乎正义才是真正的法律，而自由是法的价值顶端，它代表了人的最本质的人性需要，正义是自由的价值外化，因此正义还要受自由的规制，否则就会造成自由泛滥，侵害自由。

根据王海明先生对公正的理解，公正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换。

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同态复仇都是公正，而以怨报德，以德报怨则是不公正。

[4]公正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道德，刑罚思想起源于报复，因此，公正是刑罚的根据，刑法的本质是公正，但一味追求公正会造成严刑、酷刑的滥用。

因此，现代公平的刑罚观要求罪刑均衡，要求人道的刑罚。

公平的刑罚可以缓解、化解由于犯罪造成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

因此，公平理念要求我们法官在刑事审判时，必须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对犯罪人的人权给予保障，对被害人的权利给予救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

刑事审判要体现正义的价值目标，同时也要体现自由的价值目标。

刑事审判在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时不能侵害公民的人权。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宽有严，既符合刑法的正义要求，又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因而彰显了公平正义的理念。

（二）刑法谦抑理念“刑法的谦抑性”主要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刑法是遏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更不是万能手段，正如德国学者耶林所言：刑法如两刃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恪守刑法的谦抑性，是刑法的品质和德性，也是现代刑事审判法官们应有的品格。

社会治理应当由社会本身来完成，法律，尤其是刑法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强制和专政的工具，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在一个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并且又能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治理，因而就会降低对刑罚的依赖，尤其是降低对重刑的依赖，其刑罚轻缓化也就是必然趋势。

”[5]因此遏制犯罪，关键是消除犯罪产生的各种因素，采取社会救治的办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把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防止犯罪的发生，从而减少犯罪。

而不能过分依赖刑法对犯罪的遏制，因为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必须审慎用之，只有在运用道德、宗教、经济、文化、行政等手段不足以制裁时，才可以动用刑罚。

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

在刑事审判上，如果使用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使用较重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