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我眼中的中国艺术—陈教授北师大讲演观后感摘要：最初得知陈丹青先生要到北师大演讲《现代艺术与中国》这一消息后，我便心心意意念着，盼着。

在看完之后，我感慨颇深！陈先生两年前对荒唐的美术考研制度拍案而起，拂案而去，让人万分崇敬，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良知，这在今天的金钱社会里真是不多见了。

希望这次陈先生能给我们年轻的艺术耕耘者真的启示和指航。

关键词：中国艺术；西方艺术；艺术的生命力与活力；陈教授在讲演中曾提到以下几个重点问题，分别是：1 如何界定“中国艺术”这一概念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艺术”这个词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1911年之前，并没有一个词叫“中国”，从前都叫朝廷。

而“艺术”这个词，还有“文化”、“美学”、“哲学”等词，都是从国外传来的。

这两个词在中国才刚刚通行了一百年。

我试着简单讲一下我眼中的中国艺术。

在“中国”这个词语产生之前，中国的艺术是什么情况呢？这之前中国被称为两周秦汉、晋隋唐宋、宋元明清。

秦之前甚至分封割据、无一日统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中国才勉强统一。

就算到了秦始皇实行大一统，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未能统一，那就是“语同音”。

那时没有中央电视台，也没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没有高铁，也没有国航，语音传播非常困难。

直到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才真正实现了“语同音”。

统一以后，我们勉强可以说，此后的艺术叫做中国艺术。

2当今中国艺术受西方影响很大。

1919年前后，也即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艺术还一直保有传统的样貌。

但自从那之后，中国的艺术就开始与唐宋元明清时的艺术出现分化。

大量的西方文化进来了，艺术领域出现了一个大规模向西方学习、批判旧习的潮流。

如今我很难定义我们的艺术，相对于老祖宗的艺术，这到底还是不是同样的一个艺术。

我并不是刻意认为中国艺术就一定是要和古人一样，因为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不断转型，它们的文化都被现代文明、被新的美学所笼罩、渗透、改变。

所以在如今现代化的文化格局里，想要找到一个国家本土和历史的百分之百的艺术，其实很难。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实没有自己的文化。

在美国最发达的城市，如纽约、洛杉矶，满眼都是南美人、非洲人、亚洲人，却很难见到本土美国人。

大家说的都是英语，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国家，万国多元文化熔铸成了美国文化。

文化总是在发展变化的，文化的不断转型、变化，正说明了它的生命力所在。

而中国的文化艺术，在西学的影响下，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在西方文化不断影响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意识。

这意识有一个缩影是五十年代绘画界的一个口号：油画民族化，国画现代化。

中国在这方面有没有做得很出色的人呢？有。

比如董希文先生创作的《开国大典》，现保存在天安门的历史博物馆，这幅画如今被认为是油画民族化的一个典范。

但是这里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一种创作模式，一种艺术模式是不能用来要求所有人的。

油画是欧洲传过来的东西，如果好好地去学，学到家，没有人会去关心你究竟是哪国人。

这里面牵涉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记忆，自《诗经》以来的艺术血脉。

我们看到西洋的东西进来，我们喜欢，但喜欢归喜欢，我们的自尊心还是在做一种自我保护。

这是困扰了几代人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好。

3万变不离其宗，不能忘记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应变能力、包容能力很强的民族，中国艺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活力，它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在这一百年里变化很大，但是我很担忧它变得太快，将原来的好的东西都忘光了。

在1919年前后就出现了一些趋势：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电影等全部学习西方，有一个很刻薄的词语用来形容这种状况，叫“到达文化”。

到20世纪末期时，出现了第二波西学东涌的潮流，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种种学说进入中国，而中国人也太“聪明”了，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就把西方那一套全部学会了。

我在受邀参加今日美术馆的“未来英才计划”评奖时，很惊讶地从几百份80后、90后孩子创作的作品中发现，他们如今的艺术思维已经完全和西方年轻人同步了，远远不同于几十年前的身为50后的我们这代人，以及60、70后的两代人。

在他们的作品中，蕴含传统元素的作品只剩下不到20%左右。

这些作品的作者，特别是20多岁的研究生，他们和我在纽约接触的年轻艺术家在一个观念水平线上。

中国人飞快地把握了最新的介质——就是电子传播系统——能够散发的所有讯息，跟自己的生存经验放在一起。

从徐悲鸿、刘海粟那一代画家，直到今天的80后90后，几代人就经历了差不多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到今天为止五六百年来的所有流派和美学观念。

中国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固然是很强的，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许多东西不免浅尝辄止，毕竟我们用几十年走完了人家500年的过程。

问题在于，在将近100年的艺术当中，哪些是留得下去的，哪些是能够跟西方人相并峙的，哪些是可以回应中国的古典传统的？可以说，在这个非常匆忙的实验的一代人里，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名字，若干优秀的作品，例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时期的艺术没法跟我们学习的源头相比。

在艺术转型的过程中，每个艺术家凭借他们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生命去探索实验出的东西，无法跟几千年来古人沉淀下的东西相比，从经典性、广度、深度都没法比。

在我听完讲座之后，我深深地为陈教授的才华与幽默所折服，我得出以下几个观点：我们对艺术的理解是断层的陈丹青认为大家普遍对民国时期、“文革”时期以及1949年以后的艺术有隔膜。

因此他把30年作为一个艺术的断层。

从五四运动到今天，中国艺术走过了三个30年，即1919到1949年，1949到1979年以及1979到2009年。

“每个30年不知道前面的30年，后果是有可能明天的艺术家也不知道今天。

”除了纵向时间上的断层，还存在横向空间的断层。

陈丹青以陈逸飞为例，认为在陈逸飞的时代，大家只知道陈逸飞，但对同时代的其他著名画家却所知甚少。

这样的断层认识导致了人们无法看到艺术发展整个脉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上海美专的老师俞云阶是陈逸飞的老师，俞是前苏联画家马克西诺夫的马训班上唯一的上海人。

俞也是徐悲鸿的学生，徐悲鸿第一个到法国去把完整的学院教课体系带进来，今天这个体系还在影响我们。

俞云阶在徐悲鸿处吃了‘开口奶’，之后学了马克西诺夫。

这‘两口奶’就教给陈逸飞那代人，陈逸飞那代人影响了我这代人，我这代人据说后来影响了1960年代出生的画家。

就是这样的关系。

”三个30年加在一起是个因果关系陈丹青认为，从1919年开始，90年来中国在文化上一直是以文化激进主义为主线，其表现就是急着进入世界范围的先进文化。

当代艺术也是如此。

当代艺术一直延续了1949到1979年这前30年以来的“左”倾路线，而这条线又与五四以来的民国左翼路线相呼应。

“一个国家的一种文艺，要左倾，要激进，要付代价。

”对此，他从信息封闭、高度政治化、极度单元化、与世界绝缘以及非经济化这五个方面回顾了这一因果关系。

陈丹青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对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和自己民族传统的双重信息封锁导致了改革开放后信息的反差和爆炸，从而使信息带给大众很有影响力的正导和误导，也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1989年办了一个展览，叫全国人体大展，以中央美院为首，收集了中国很多的人体画，当然，主要是女人体。

中国美术馆门口排长队，比任何展览排队都长，门票一块钱，当时一块钱很贵。

纽约时代周刊就评论，这是全世界美术史上没有过的例子。

”除此，艺术领域的高度政治化、主题先行使艺术无法完全“成为自己”。

“当然西方也有主题先行，程度不一样，原因不一样。

”谈到绘画系统的极度单元化，陈丹青也比较客观。

“从1949年到1979年统治全国至少油画圈的都是苏联系统。

这个系统对我、对考过艺术学院的人都有影响，考试必须画石膏像，素描。

通不过这个，无法考上艺术学院，这就是苏联系统，欧洲系统不是这样的。

”虽然“文革”十年里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绝缘造成了改革开放后的过度西化，但当代艺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过去10年，中国空前被世界关注，我相信当代艺术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是西方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要了解中国，除了GDP，了解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文明程度、活跃的程度，尤其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在什么状况，没有比考察这个国家的当代艺术更有效的方式。

”说到前三十年艺术的非经济化、非市场化，陈丹青也不无感慨，“我正好经历过这个时代，就是艺术家全部由国家养的时代。

所以我现在很同情今天上大学的同学，你们付了学费毕业之后是失业。

”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前三十年的非市场化所导致的现在极度市场化。

“我们没有见到哪个国家的艺术家对钱、对卖价这么敏感，全世界更没有见过像中国现在的艺术市场一样，有点像中国的楼市，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几十倍成百倍地翻价钱。

”虽然对当代艺术的一系列弊端不无思虑，但陈丹青还是认为这些年的开放和国际化是他经历的最好的时期，而当代艺术的成熟和进步也离不开这样的“走出去”和“请进来”。

陈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瘦。

学问没有变，机智没有变，骨气没有变，沉痛没有变，对青年人的爱护没有变。

但是面对残酷的现实，陈先生开始学会妥协了。

很多真话，陈先生说得很艺术。

也许是害怕伤害年轻人的热情。

我不知道现场的年轻学子有几人听出来了。

我感觉听出来的人不多，真正理解的人不多。

毕竟校园还是一个纯洁的地方，理想主义多一些。

我很理解陈先生的沉痛。

怀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回到落后的祖国，希望能用自己的所学为国家作一点贡献。

却发现自己成了一只束缚在笼中的鸟，能发挥的作用是那么有限。

中国毕竟不象美国那样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很多地方行政色彩依然浓重。

这在学术上的表现之一就是考研制度。

这种行政色彩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顺制度者活，逆制度者死。

所以说，有那么多的有才华者出国。

然而更多出不去的人却只能沉沦，最后一事无成。

陈先生面对这种状况，自然沉痛。

年轻人的生命正在被平庸所消耗着。

陈先生忍不住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却被认为太过清高，太过自负。

一夜之间，陈丹青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陈先生才明白，在中国说几句真话真的很难。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大家都睡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闷屋里，只有几个聪明人醒了，发现了这个危险，试图把大家叫醒。

然而其他的人却认为这几个人在说梦话，继续酣头大睡。

在现实面前，陈先生很无奈。

然而，陈先生又是幸运的。

不管怎样，陈先生有幸得名师指点，学有所成，生存不用发愁，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画画。

我想，不管怎样，陈先生的清高和良知，一定会使陈先生坚持为艺术而呐喊，这一定会使更多的人惊醒，大家一起慢慢一点点一点点来改变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