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应从传统中汲取精华忽视对传统教学的继承，违背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是造成当前语文教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主张复古吗?其实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历史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无不是继承古代优秀的传统而得以进步的。
大学时，记得古代文学教授的字写得特别好，一堂课的板书就如一幅书法作品一般，学生们都赞不绝口，而他却一脸愁容：“我这个字连古代启蒙老师的字都不如，站在大学的讲台上我常感汗颜，而毕业后你们成为高中语文教师，如何做得?”每当这个时候总能引起我们思考，其实不仅是字的问题，我们这些身为语文教师，语文素质到底如何，还有除了我们的其他人上了近二十年的学，他们的语文素养如何，大家心理应该很清楚。
那么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我想最直接的应该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吧。
在一个人近二十年的教育中，究竟教给学生什么了?是写一手好字，还是作一篇好文章，抑或是有好口才？语文教学面临的困境是众所周知的。
作为母语的汉语教学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如此猛烈、尖锐、刻薄的批评，恐怕除了科举时代的“八股”外，是历史上少见的了。
广大语文教师响应号召，致力于语文教学改革，可是好像总感觉越改问题越多、越严重。
个中的问题何在?笔者认为，忽视对传统教学的继承，违背汉民族语言之特点，是造成当前语文教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主张复古吗?其实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历史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无不是继承古代优秀的传统而得以进步的。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中找到打破中世纪黑暗的利器的；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一扫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宋代的欧阳修重举古文运动的大旗而成为一代宗师，扭转了一代文风。
语文教学难道不可以从传统教学的富矿中寻找到当代语文教学的新路吗?传统与创新只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吗?现在应该是让我们冷静下来，重新认真审视一下传统教学的时候了。
下面仅谈谈自己对传统语文教学的认识，以见教于同仁。
一、如何理解传统语文教学笔者认为传统语文教学是我国古代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在长期的为学生涯和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符合汉语言文字特点，具有民族特色，以多读、多背、多写为特征的语文教学方法。
通过对传统语文教学的研究，我们发现它是有科学性的。
第一，传统语文教学是长期实践的产物。
我国历代的教育家、思想家、著名学者几乎都从事过教育活动，担任过教书育人的工作。
他们的教学经验来自长期的教学实践。
如孔子，他二十岁起就开始从事“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他删诗书，订礼乐，修易传作为教材，首创私人讲学。
他强调诗教，说：“不学诗，无以言”；强调学文，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强调多见多识，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他阐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关系；他论述“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学习规律。
在教学方法上，他重视启发学生，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学习态度上他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孔子正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出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又如颇为人称道的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
他十八岁中举，十九岁登进士第，六十九岁罢官还乡。
五十年间在京外作官五任，不足十年，其余四十余年都从事教育和著述。
即使在他从政的十年中，每到一处，除了处理政务之外，也不忘教育。
他对举办教育十分热心，并经常亲自讲学。
朱熹四十年为学教人，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读书治学经验和教学经验。
他认为，教人最主要的是教会别人善于为学，教人之法要根据为学之法，为学之法是教人之法的依据，教师只是“做得个引路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朱熹：《朱子语类辑略》。
，“指引者，师之功也”。
朱熹提出的许多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朱熹对如何读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用两句话概括了读书的要领，叫做“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朱子读书法》。
，他特别强调读书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朱熹《训学斋规》。
后人根据他的议论整理成《朱子读书法》，归纳出“朱子读书法”六条。
大体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朱子读书法六条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有的已成为读书治学的真理。
第二，我国古代有关语文教学的专著和专论，是语文教学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这些经验来源于教学实践，又转过来为教学实践服务。
如《礼记·学记》中记载我国古代学校的学习情况“比年入学，中年考校。
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
九年知类通大，强立而返，谓之大成。
”学生经过较长时间的系统学习，才能立足于社会，成为有用之才。
《礼记·学记》中记载对学生的教学采取诱导启发的原则，“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样才能收到“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的良好效果。
像这样丰富的教学经验，如果没有丰富的教学实践为基础，是不可能凭空杜撰出来的。
元明清时代，语文教学方法更受到重视，有关语文教学的专著、专论相继出现。
如元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清唐彪的《读书作文谱》和《父师善诱法》、崔学古的《少学》和《幼训》、王筠的《教童子法》等等。
这些文献专著，不失为传统语文教学的宝藏。
正因为传统语文教学经验来源于实践，又用以指导实践，是符合由实践到认识的规律的，所以，它有很多观点和做法是具有科学性的，而且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应该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接受、继承。
二、传统语文教学有哪些规律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第一，传统语文教学十分重视背诵，把背诵当作语文教学的第一法宝。
其做法是在学生十五岁以前，趁学生记忆力强的时候，让学生背一定数量的文章。
清陆世仪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
自十五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
自十五岁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
故人凡有所当学之书，皆自十五岁以前使之熟读。
不但四书、五经，即如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皆须熟读。
”［清］陆世仪：《论小学》。
这段话认为趁青少年时期多读多背，是非常正确的，是符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的。
学生经过“十年寒窗”的苦读，如能背下几百篇文章，几百首诗词，就有了厚实的基础，腹也就不再空空如也了。
而且可以培养语感，丰富各方面的知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力的增强，如再有名师指点，“悟性”渐开，先前的读背功夫，就会化为很强的写作能力。
古代凡是才华横溢之士，无不是满腹文章。
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孙洙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都是经过千百年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当代老一辈专家学者对于背诵的好处是津津乐道的。
茅以升说：“经常背诵古文，使我渐渐掌握了作文的道理，了解了抒发感情的表达方法，谙练了语言的流畅和优美。
”茅以升：《我学习作文的故事》，《专家作家谈语文学习》，语文出版社。
巴金说：“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
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
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
巴金：《谈我的散文》，《巴金选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目前，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忽视背诵的倾向，有人把背诵同死记硬背混为一谈，一提到背诵就想到死记，不加分析地否定了这一传统的有效方法。
其实，背诵是一种积极的学习方法，背诵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有目的的记忆，它可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丰富学生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为学生今后作文打下牢固的基础，特别是学生，本来就处于模仿阶段。
因此，熟读背诵得越多，在作文时，立意、谋篇、遣词、造句就愈能得心应手。
所以，历代语文教育家都看重熟读与背诵，这是符合读写训练的认识规律的。
第二，传统语文教学提倡勤读，把它当语文教学的第二个法宝。
认识到学习语文的一个要点就是大量地熟读文章，熟读是理解的关键。
因此，古人十分强调熟读。
《魏略》曰：“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三国志魏书魏繇华韵王朗传》。
韩愈读书“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贪多务得，细大不捐。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韩愈：《进学解》。
欧阳修少时读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
”欧阳发：《欧阳公事迹》。
白居易“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矣。
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白居易：《与元九书》。
正是有如此苦读的精神，他们才成文章大家好手。
由此可见读之重要。
传统语文教学还十分重视阅读方法的指导。
阅读时，古人要求熟读与精思结合，读书时要专心致志。
朱熹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朱熹：《训学斋规》。
在阅读过程中要善于思考，字字句句疏通，探求义旨。
朱熹说：“读书须是仔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
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
”朱熹：《朱子语类辑略》。
古人是不赞成那种走马观花的读书法的。
郑板桥说：“读书以过目成诵，最是不济事。
眼中了了，心上忽忽，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益。
”《郑板桥集家书》。
清陆以恬也说：“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
”［清］陆以恬：《冷庐杂识》。
只有用心，方有所得。
阅读时，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朱熹把它比喻为“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
”朱熹：《读书之要》。
朱熹的这个见解，是符合青少年认识事物的规律的，也是符合教学的规律的，因而颇受后人重视。
古人还要求在阅读中做到博约结合。
朱熹说：“自博而约，自易而难，自近而远。
”朱熹：《朱子学的》。
唐彪说：“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
”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一。
不博学则孤陋寡闻，但学而不精又容易浮泛、空洞。
因此，“凡读文贪多者必不能深造，能深造者必不贪多，此理当深悟也。
”同上卷五。
黄庭坚也说：“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
有余力，然后及诸书。
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
”转引自：《古代语文教学言论选注》，浙江人民出版社。
古人在处理博约这一矛盾时，要求先有较广的知识储备，有良好的治学根基，然后才学有专精，才能深造，有所成就。
博约结合包含着辩证的因素，是符合治学规律的。
阅读、背诵与写作有密切的关系，阅读能力提高了，写作能力也会得到提高，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正比例的关系。
元程端礼说：“果斋先生云‘读书如销铜，聚铜入炉，大鞴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
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
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者此也”［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