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元素，它强烈地增进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然而，在帮助人类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种种科技的异化现象也随之凸显。

科学技术是否需要伦理禁区？人类在从事科学技术活动中应遵守怎样的道德底线？又该如何控制和评价科技实践和科学后果？诸如此类的问题已构成当代科技高速发展时代的人文主题。

从人的全面发展看科技的伦理禁区旨在克服科学技术的异化，实现科学技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的。

技术异化，最直白、最直观地界定，是指破坏了科技的至真本性，使得科学技术脱离了其本性。

异化是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

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社会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终根源。

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

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同时异化的正反作用也发挥的淋漓尽致，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矛盾激化的同时，也促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的萌芽；异化在一定历史阶段同对象化与物化有关。

但是，异化不等于或归结于对象化与物化。

对象化与物化作为人的社会活动，将与人类社会一起长存，而异化活动则是短时期的历史现象，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会分工的最终消灭，异化必将在社会历史上绝迹。

科技本身并不导致科技异化，关键在于应用科技的过程。

技术异化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是人与科技产品相异化，例如核武器；2、是人与自然生态相异化，如科学技术导致环境污染的问题；3、是人与自身存在相异化，如变性者；4、是人与社会关系相异化，如：“一部分人在天堂，一部分人在地狱”，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

技术异化主要是从近代西方开始产生，整个西方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也是科学技术异化不断加剧的过程，近代社会发展观对科技异化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近代西方的社会发展观是经济增长中心论，这种社会发展理念和社会发展模式，相应地在价值层面上带来了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十七世纪的英国可以说是这种发展观的初步确立者。

当时，人们认为是进步。

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和实用的。

进步就在于达到既定目的的工具与手段的发展，以增进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从而增进人类的舒适与快乐，人们的社会活动都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为标准进行评价，即按照它们在促进眼前目标方面的工具性功效而受到评价，而这种功利主义狭义地理解人的幸福，狭义的理解科学技术，这给科学强加了一个限制，因为它认为只有当科学可以直接获利时才是可取的。

本来，功利性应该是一种科学可以接受的副产品而不是科学的主要目的。

因为一旦有用性变成科学成就的位移标准，具有内在科学重要性的大量问题就不再受到研究了，这些规范限制了科学潜在生长的可能方向，威胁了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理性形式，技术则是科学知识向实践转化的各种方法和技能，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

人正是通过科技创造了自然中不存在的诸多事物，形成了日益庞大的人工自然，并以科技直接地改造自然，创造了灿烂的工业文明——这种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是人的创造物。

因此，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蕴涵着属于人性的伦理本性。

从而决定了科技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科学技术不仅要力求还原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依据发现的客观规律去实现人的意志，把自然对象从“自在存在”改变成为符合人的需要的“属人存在”，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不难发现，科学技术作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所创造的产物，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使自然界向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演化，最终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然而，随着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正面效应实现的同时，科学技术出现了有悖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导致科技异化的产生，从而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所谓科学技术的伦理异化反映的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其活动产物的科技之间的异化关系，主要是指：作为人的创造物，科技日益成为超出人类所能控制的、甚至是支配、压抑、奴役和统治人与社会的异己力量，从而导致了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扼杀，导致了人的精神的空虚和人格的分裂，失去了生存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人不再是掌握、控制科技的主人，而成为被迫适应科技社会要求的工具。

例如，网络化虽然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带来了全新的生存理念，却使人们在心理上彼此疏离；科技理性的膨胀导致人文失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道德失范和信仰危机；克隆、基因等新技术的成功使人们对生命虽然有了新的认知，但是人类的伦理道德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等等。

然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实践手段，具有工具性与价值中立性。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导致的科技异化其实并非科学技术本身缺乏人性，其重要的根源在于科技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即在科技发展中缺乏对人文精神的发掘和伦理价值的重视。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工具。

”科学技术的异化本质上是人类价值观念的危机，是由于人类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信仰缺位所导致。

特别是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如果人们为了满足自身日益膨胀的征服欲望，就不可避免地会向人们所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大肆攫取，在改造自然中丧失人性。

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利益化、金钱化，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就会盛行，就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与此相反，坚持科技伦理禁区中的道德底线，用伦理道德给予其价值疏导，人们就能更合理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其合乎人性，科技异化及其负面效应也就会降低到最低程度。

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异化现象愈演愈烈。

科技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是科技发展的直接后果，这在当代西方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

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科技异化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问题。

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的转折时期，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

在实现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科技异化问题，使科技朝着人化方向发展，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就成为当今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有可能走向灾难。

因此，研究和探讨科技的异化与人化问题不仅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而且在当代已成为当务之急。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工具，即它是价值中立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中性论受到了挑战，因为这里隐含着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谁可以占有、使用这个工具，二是这个工具能干什么，三是这个工具是为谁服务以及为什么目的服务的。

一些学者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开始强调，科技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和手段，它负荷着特定社会中人的价值，可以对科技进行善恶的价值判断。

因此，人们在从事科学技术创造过程中，应更关注内在的人性自觉，使人们能更理性地看待自然，看待社会，看待人类自己，更科学地揭示客观自然规律，更合理地改造世界。

正如爱因斯坦说，“如果你们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我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

”论技术异化可见，克服科学技术的异化在本质上是实现人性基本价值的手段，所要解决的正是人类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对自身行为选择的问题，以使人类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由对客体的征服开始回归到对主体——人自身——的关怀。

这种关怀不再是人的某种理性精神的膨胀与泛滥，而是真切地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人的现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我们要正确理解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就科技的自然属性而言，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识体系，它的基本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依赖于人的价值观念为转移的。

它是中性的。

但就科技的社会属性而言，它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一种社会建制，它必然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中性的。

原子弹即使置之高阁不用，也不能说它在政治上、道义上是清白的，因为它在被设计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杀人”这种恶的价值。

所以马尔库塞说：“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不能把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

”其次，我们要正确理解应用科学技术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

科技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人们发展和应用科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目的。

然而人们所追求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制约目的的社会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由此决定了人们发展和应用科技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

这样就难以保证人们发展和应用科技的目的都是合理的。

即使人们的目的是合理的，在实践过程中，达到目的的手段对目的总是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并且目的的合理性也必须由手段的合理性来实现和补充。

但不管怎样，手段归根到底是为目的服务的，而目的则高于手段，对手段的取舍，是以主体的目的和能动性为转移的；采用手段的方式、过程和效果，也总是受主体的需要、能力、条件及所处的环境等制约；评价手段及其效果的得失，以主体的目的为标准来衡量。

最后，我们要正确理解科学技术与一定的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尽管我们不承认自然科学和技术具有阶级性，但是科技毕竟是与一定的主体联系在一起的。

更为重要的是，科技不是与人类的生存、自由和发展全然不相干的神仙游戏，而是一项事关人类主体（包括科技主体）的前途和命运的活动，一项“以人为本”、反映“人是目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事业，它与社会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应该说，科学、真理在每一具体场合，对于每一特定价值主体来说，是中立的；而在总体上，在科学、真理与人类生存发展的一般关系意义上，它们不是价值中性的，而是有正价值的。

科学、真理的价值中立性和正向价值性的对立统一，就是科学、真理的价值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个别与一般的统一。

科技成果只有在与主体分离的条件下，才可能是中立的。

这里所说的主体，包括科技成果的创造者、控制者、应用者。

科技的社会属性所反映的是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它不能离开主体而存在，并且主体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评价科技的功过是非，仅着眼于静态的、与主体分离的成果是不够的，仅着眼于科技工作者也是不够的；综合考察成果、主体乃至社会状况，才能对科技的作用倾向作出正确的判断。

如果从整体上历史地考察科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社会背景以及科技对社会、尤其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我们只能把“科技中性论”看作是一种神话或一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