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

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

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

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

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

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

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

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

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

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

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与清政府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

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

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

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

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

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

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

……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

”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

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

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

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

张闻言大喜。

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

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

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

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

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

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

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

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

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

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

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

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

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

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由此，晋商成为商人中最保守落后的一群代表，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也基本是靠着官商勾结、搞垄断和特权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于投资或再生产，而是运回老家修宅买地。

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

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

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

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

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

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

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

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

历史意义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

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

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

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

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

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

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

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

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

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

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

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

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顶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

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

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

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

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

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历史意义：在明末时期出卖国家利益，甘心当外族的奴才，对明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此，中华民族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被西方文明全面超越，近现代的无数屈辱由此埋下了种子。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

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

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

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心智素养人们把有文化素养的商人称为儒商，明清山西商人中有不少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从而对经商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形成了他们的新文化观。

儒贾相通观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

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瑶，就是“行货而教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

山西商人还在河东盐池为其子弟设立了运学，在两淮盐区其子弟独有商籍，而徽商无。

义利相通观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

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

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

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

“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谋略竞争观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