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八年抗战中，35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
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八年抗战中。
四川还提供了全中国近三分之一的财政粮赋。
中共中央曾戴四川对抗战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作出了高度评价。
1945年10月《新华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号外!买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了爆发了!”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卖声……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
总计不到40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即印刷出来撒遍市区。
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跑了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郊区……1935年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
试图吃掉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
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刘湘决定坚决抗日。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
四川省各界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
几岁小学生也留着泪水上台致辞；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和毛巾2000张；妇女会赠手巾250打……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
抗战八年中，四川提供了近350万人的兵源，占全国同期实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四川各地“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
《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刊登：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将四个儿子中的中的三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
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人王者成，送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是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
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
国家兴亡，匹夫有分。
本欲服役，奈过年龄。
幸吾有子，自觉请缨。
赐旗一面，时刻随身。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勇往直前，勿忘本分!”抗战八年中，川军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五分之一，付出了最惨烈的牺牲!如淞沪会战时，川军第43军26师尽管装备可怜，但仍英勇奋战。
据何聘儒先生回忆：“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
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但川军战士前仆后继、毫无惧色。
军士“刘芳第二次重伤时还在说：…为抗日牺牲，死而无憾啊!…255团代理团长强兆馥左腿被敌弹打穿、颈部中流弹，仍坚持指挥……26师官兵英勇顽强地鏖战了七昼夜，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七十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
26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
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
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四千多人，打完这场仗后仅剩下六百多人！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以重炮、飞机猛轰，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
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奋力抵抗，战至最后一人。
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滕县一役，122师五千余人几乎全部伤亡，毙日军四千余人。
川军的巨大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极为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毛泽东主席挥毫送挽联哀悼：“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抗战八年中，川军牺牲巨大：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五分之一，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八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也主要靠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
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
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甘绩镛问一个老农：“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我们老百姓吃苕藤树叶也要交足公粮!”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军衣等，也主要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夜以继日生产。
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
1944年春，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推动“献金运动”。
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举行。
市民、商人、教师、川剧艺人等无不踊跃捐献。
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以致挤翻了主席台柱子!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
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挤出来的血。
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六年多时间，四川人民承受了巨大灾难。
据统计。
在日本对四川的轰炸中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机场，工程浩大艰巨，共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
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受冻的民工们，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了各个机场！1944年6月16日，当盟军第一批B29轰炸机群从成都各机场起飞，从中国第一次完成了远程轰炸日本本土，是日本人做梦也没预料到的！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广播以凄哀声音播出向中美苏英等盟国投降书。
傍晚后，报童拿着各种报纸的“号外—飞跑叫卖“号外!紧急号外！日本投降了!”这成为四川抗战史上最后一个难忘的狂欢之夜!消息迅速传到各州县，男女老少涌向街头、场镇，大跳大笑大唱，连不相识的也互相拥抱，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敲铜盆，鞭炮彻夜、火把游行……抗战牺牲者的眷属则泪流满面地大声狂叫亲人的名字：“日本鬼子投降了，你该安心九泉了!”350万川军，每人一双草鞋、一支“老套筒”，带着川中父老的嘱托，一步一步走向生死未卜的前线，走向了抗战胜利……1944年7月7日，为了弘扬川军的抗战精神，成都东门城门洞建立了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将士阵亡纪念碑”，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铜像”。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座神圣的铜像下，耳边就会响起那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座铜像，不就是当年四川人民抵御外侮的象征吗!四川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四川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做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到1939年初。
主要内容是：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由自发兴起到有组织有领导地深入发展、川军出川抗战和声讨汪精卫投降卖国。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芦沟桥事变，中国军队英勇抗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当天下午，“民先”成员为骨干的天明歌咏团一接到消息，立即高兴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上街游行，反映之敏捷，行动之迅速，为全川之首，全国罕见。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方面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会见了四川的军政首脑刘湘，双方商定互派代表加强联络。
中央中央赓即派罗世文持毛泽东的亲笔信从延安回到四川，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年底，中共中央又派邹凤平、廖志高等从延安回到四川，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
1938年1月成立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在成都成立，直属长江局领导。
四川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走上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新的轨道，统战工作取得了快速进展。
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长期打内战的四川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抗日前线，为抵抗日军侵略、保卫国土立下了不朽功勋。
第二阶段，1939年夏到1943年底。
主要内容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政策。
会后，大肆破坏中共组织，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接连掀起反共逆流，使亲者痛仇者快。
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驾祸于中国共产党，逮捕了中共代表罗世文和著名进步文化人车耀先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
1941年1月，伴随着在军事上的皖南事变，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现了新的极度严重的白色恐怖。
中共四川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贯彻中央“十六字方针”（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实行“三化”（群众化、职业化、社会化），深藏于群众之中，保存了党的组织和骨干力量。
这一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低潮，中共斗争策略转向文化斗争为主，戏剧成为最赋战斗力的武器，上演了如郭沫若的《屈原》等一大批剧目，在那万马齐瘖的政治氛围中，喊出了人们坚持团结进步，坚持抗战到底的心声。
第三阶段，1944年初到期945年抗战胜利。
主要内容是：以宪政运动为中心的民主运动新高涨。
周恩来将这个运动归纳为“强调联合政府”、“具有广泛性”、“全国要求的一致性”、“有盟国赞成”、“两种力量极大变化”五个特点。
在这个新的民主运动中，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或联系影响的进步群众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成都发生的“市中事件”和重庆发生的“胡世合事件”都取得了胜利，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反响，推动了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四川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都处于战争后方，抗日战争没有在四川的土地上进行。
但是，四川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国民党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曾亲自担任四川省主席，就此而言，足以说明四川地位之重要。
在中共方面，周恩来有四句话，即：抗战最后根据地；联结西北和西南的枢纽；两个民主运动中心；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
所谓抗战争最后根据地，一方面是说，国民党统治中心退到四川之后，必须抗到底，否则再也没有退路了；另一方面充分肯定四川对抗日战争的兵源补充、后勤保障重大任务。
所谓联结西南西北的枢纽，是指空中的、地面的公开的和秘密的交通线，即以重庆为中心，经成都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既可通往陕北延安，同中共中央保持密切联系，还可经新疆同苏联保持联系；从重庆至贵阳，可联结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可与云南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且经昆明进入缅甸，同东南亚各国及海外华侨组织取得联系，以保障军事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