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家族与父权制度摘要：我国古代的社会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父权社会，儒家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家国天下，并运用礼制与法律保障家族与父权制度。

家是族的一部分，家族是国家的基础，维护家族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前提，父权是为维护家族稳定的核心。

父权的范围很广，并受到法律的承认，包括教令权，主婚权，财产权。

父权家长制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父权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与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

[1]家族和父权是家族主义的核心内容，父权是维系家族稳定有序的保障。

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第一章家族篇，阐述了家族的范围：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家族的亲近范围是通过丧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服制度确立的。

《礼记》云：亲亲以为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

又说，四世而缌，服之无穷也，五世而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

[2]所谓亲属的范围，是以四世为限，缌服为界。

随后，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在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权力的时代，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节处理的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

虽然之后随着君权的发展，法律制度发展到生杀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和国君手里，仍没有动摇族长或家长的初级司法地位。

近几年来, 许多涉足家族父权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

关于族之来源,考之史籍,正如春秋时鲁国之众仲所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肺之土而命之氏。

诸侯以字为溢,因以为族。

官有世功,则有官族。

邑亦如之。

”[3]我国古代社会为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和家族是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组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我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为基础的。

重家族、重血缘、重伦理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固有特征，在古代法律中表现的极为明显，具体到家庭生活中，家长拥有管理监督生产和支配家庭成员的权力。

而调整家长关系，维护家长权和族长权的法律，也就成了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费孝通先生“父子”纵向关系为传统家族主轴关系的理论暗示了处于父子纵向链条末端的“人子”首鼠两施、左右失据的尴尬地位。

作为家族血脉延续的“人子”，如果没有自觉自愿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就常常被长辈视为“小肖之子”，这也使父子间的冲突作为反复出现的典型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常态。

[5]一家与族的关系家族在古代是一个复合名词，族的范围包括家庭，但是一般情形下，家为家，族为族。

前者为一个经济单位，为一个共同生活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缘关系。

[6]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亲属关系只从父亲单方面来计算，母亲方面是不计算的，本宗即指同行家族，外亲即母亲的亲属，而且只推及一代人，外亲的范围狭窄，不足以成为外族，古代婚姻为了扩充本族同时禁止族内婚姻即有“同性不婚”原则。

同时外亲的关系比较疏远，《仪礼》外亲之服皆缌麻也。

即使是姑，因为出嫁它族，关系也以外亲的礼节对待。

家是指共同生活的群体，一般包括二代或者三代的人口，主要是受古代的农耕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限制。

秦时，商鞅变法，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运用法律的手段，将成年子女分开，《商君列传》：“秦时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又令民父子兄弟同室者违禁”。

[7]家的范围本来就少，分家以后，原先的同祖的兄弟及其后代统称为族。

同时也存在一少部分的人住在一起，家族不分，成为家族共居。

族是同一始祖的男性后裔，其亲属范围包括高祖以下的全部男系后裔。

以世代而言，即高祖至玄孙以下的九代。

以服制言之，即五服以内称为族。

族也有远近之分，服制的范围即亲属的范围，本宗与外亲之间的服制，也是区分亲疏的标准。

二父权家长制及其内容(一)父权家长的定义家族是国家的细胞，维护家族的稳定则可实现国家的安定。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配和主导，而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又是儒家传统思想的重中之重，“在整个世界上，家庭经常是社会的基础，但在中国，家庭成了整个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就是中国的家族。

“父亲”这一名称始于血缘意义，但自从儒家将伦理引入礼制范围，纠缠不清，“父亲”便在政治、文化的意义上走得更远。

文化符码化的“父亲”由于其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父权的密切联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专制、权威的原型性象征。

[8]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度，一切权利皆属于家长，一切资源皆受其支配，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都有其掌控。

祭祀祖宗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的事务，以家长代表家族进行祭祀，使其身份变得更加神圣化。

在儒家主导的封建社会礼制与法制皆承认其因为家长身份拥有的决定权力。

我国古代法律严格维护父权，在法律上确定家长的权威。

以《唐律疏议》为例，“同居之内，必有尊长。

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传”。

[9]同居的亲属构成家庭，家庭中辈分最高、年纪最长者为家长，即尊长。

父家长对子孙卑幼在人身权方面拥有专制权，主要包括生杀权、主婚权、教令权等。

[10](二)父权家长制的内容生杀权, 具体来说，生杀权是指在家庭中家长有相应的权利对子孙卑幼进行处死。

对子女的生杀权是家长最为古老的权力之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律一开始是允许父母拥有生起父杀权的，据西周时期的《礼记·内则》记载:“父母怒不悦，挞之流血，不敢疾怨，”秦二世矫诏赐蒙恬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可复请？”[11]依据先秦的法律可以看出，在秦以前，法律是允许父权家长拥有杀死子孙的权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君主权力和国家权力不断加强，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父权的生杀权受到限制。

[12]秦朝时，亲如擅杀子，则要受到“城旦”的惩罚。

汉初《贼律》中规定“谋贼杀、伤人，未杀，黯为城旦。

”[13]北魏侓，祖父母父母愤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

殴杀者四岁刑，若心里有爱憎而故杀者加一等。

唐，宋侓不问理由如何，杀死子孙皆处徒罪。

明清时期，法律对父权有所扩张，父母除了故杀无违犯之子孙外，子孙有殴骂不孝的行为，被父母杀死是可以免罪的。

父母杀死儿子分为二种情形，非理殴杀和扑杀，非理殴杀是指扑责以外的残忍的虐待杀害。

根据父母杀害子孙的手段不同，所受到刑罚也不同，非理殴杀有罪，罪亦甚轻。

教令权是指家长有对子孙卑幼进行教令的权利。

是维系家族稳定的权力，父权家长制家庭是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

法律赋予家长对子孙的教令权，子孙必须遵从家长的特权，听从家长的教令，否则便违反伦理，违反教令。

家长对违犯教令的子孙卑幼进行治裁的权力主要有惩戒权、送惩权等。

惩戒权是指在封建家庭内部，子孙卑幼不听父母尊长的教令，则父母尊长对其进行戒的权力。

送惩权是指父母在子孙犯有违反教或者不孝的情况下，请求地方政府代为执行。

[14]教令一般是一些细微的琐事，法律对于教令的范围没有做出规定，即是父权的一种扩张，对于违反教令的惩戒权有不同的规定。

如果子孙违反的教令属于琐事，而且父母的惩戒是非理殴杀，则父母会被追责。

如果子孙为违反的是重罪或者不孝，非理扑杀或者扑杀都会免于罪责。

家长对子孙的惩戒权可以说是家长的一种特权，其目的是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尊者地位，同时这也体现了在我国古代社会，家长的专制权是十分强大的。

一般来说，子孙卑幼违犯教令，尊长对其实行一定的惩罚，这在封建社会是合法的，同时也为社会道德所接受。

唐代推崇国不可一口无法，家不可一口无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家长对违犯教令的子孙实行处罚时，常常都会超出其教令权的范围，而将家长个人的权威意识加入其中，造成子孙卑幼的丧命，这就是家长惩戒权的滥用了。

根据唐律的规定，子孙违犯教令，家长将其送惩的类型大致有两种:首先是子孙不听家长教令，违背其意志；其次是子孙违法孝道，在对家长的供养上有缺失。

这两种情形都是要受到法律处罚的。

《唐律疏议》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网者，徒二年。

”明确规定子孙违犯教令权和供养有网的，要受到徒刑二年的处罚。

如果子孙卑幼的违法行为属于这两种情况，那家长便可以行使送惩权，将子女送至官府，由官府代家长惩戒。

这样的处分的伸缩自由完全掌握在父母手里。

同时，父母呈控子孙忤逆不孝，司机机构是不会不受理的，同时，也不要求呈控人提供证据。

法律上明确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控”。

主婚权是指主持和决定婚姻双方结合的权力。

在古代，婚姻的目的是以传宗接代以及祭祀先祖为中心。

《昏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15]婚姻的目的是以家族为中心，所以受家长的控制。

在周礼中关于婚姻的条件规定，“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婚姻须有“父母之命，媒妇之言”，所以不奉父母之命，没有媒证的婚姻，社会是不承认的，而且正式婚姻的成立，还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即经过“六礼’程序，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方面，父母在儿女婚姻的缔结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到汉代时，汉律确认一夫一妻多妾制，男子依“六礼”婚义聘娶正妻之外，往往广置姬妾，以广后嗣，却与男女双方当事人无关，这就决定了封建婚姻的宗法家族性和包办买卖性。

“七出”之一的不顺父母是休妻的一个内容，这也是对父权家长权力的一个保护。

父权家长制所拥有的主婚权力是社会法律所承认的，子孙必须遵守的，子女的反抗是无效的，而且影响后世二千年。

财产权是指个体拥有财产的权力。

《礼记》屡次提到父母在不有私财，禁止子孙私有的财产在礼法上可以说是一贯的要求。

法律规定子孙私自动用及处分家财，皆有刑事处分。

子孙既不得私擅用财，自更不得以家中财物私自典卖，法律上对于此种行为的效力时不予承认的。

父母在而别立户籍，分异财产，不仅有亏待养之道，且大伤慈亲之心，较私擅用财的罪更大。

法律上列为不孝，是十恶罪之一。

唐朝律法对违犯此种“不孝”罪做出了具体规定和相应惩罚，《名例律》中“免所居官条”规定:在父母丧，兄弟别籍异财，免所居官。

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

《唐律疏议·户婚律》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祖父母父母在，则曾、高在亦同。

若子孙别生户籍，中“子孙别籍异财条”规定称财产不同者，子孙各徒三年。

[16]除此外，唐律还对子孙“辄用私财”做出了严格规定，《唐律疏议》卷第十二《户婚》曰: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正答十，十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由此可见家长拥有绝对的财产权。

父权家长制与其内容在中国古代的礼制中与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与支持。

正式由于法律的和礼制的支持。

父权家长制所具有的的权力和权威对维护家族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家族与父权制度的评价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对中国的两千年的法制制度进行了阐述，为我们展示了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黑暗与不公，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度与礼法制度所构建的家国天下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