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籍通天下”到“建本不复过岭”——建阳书坊兴衰探究郑皓怡*(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摘要:本文重点在于考察明代福建建阳地区印刷业的兴衰。
建阳印刷业在宋代直到明代前期曾经盛极一时,成为全国出版印刷中心。
但到了明代中后期却逐渐衰落。
起而代之的是江南书坊。
本文拟通过分析建阳书坊兴起的条件以及其后来衰落的原因并与江南书坊比较,揭示建阳书坊兴衰过程,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代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迁,科学技术的传播等社会发展的状况,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关键词明代、建阳、印刷业、章回小说作为衡量文明的标尺、文化发展的晴雨表,印刷术自诞生以来便成为文明社会的一项重要产业。
正如贡德佛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说“它是传播知识,传播科学与技术的服务性产业,反映了文化的理性程度和社会开放程度。
”[1]建阳是宋明时期全国印刷中心之一,以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这几年日益受到学界关注。
明代建议书坊的研究不仅对中国印刷史、美术史有着重大意义,而且透过其兴衰演变可以折射出明代的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文化知识的传播、教育、文学的演进等多种问题。
这大大提高了建阳印刷的科研价值。
一、曾经的辉煌“书籍通天下”建阳,另称潭城,位于福建省西北部山区,是福建省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历史上,特别是宋代曾以“图书之府”和“理学名邦”闻名于世。
建阳刻书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代闽王王审知为徐寅刻《钓矶文集》。
南宋时因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闽北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建阳成为全国出版业中心之一。
近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
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
”[2]宋儒朱熹云:“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所不至。
”宋人熊禾在同文书院上梁文中写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
”可见建阳出版印刷业在南宋之兴盛,其产品不仅行销全国而且出口海外。
尤以建阳西七十里的麻沙、崇化两地,盛产图书,号为“图书之府”。
宋人刘克庄云:“建阳两坊(麻沙、崇化)坟典大备,比屋弦诵。
”[3] 建阳产图书称“建本”,以其品种繁多,插图精美,价格便宜而广受消费者青睐,故现存宋版图书以建本居多,如宋绍熙二年(1191年)建安余氏万卷堂刻汉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建阳书坊林立,在宋时有名号可考者约有37家,到元代便增至42家。
[4]明代建阳书坊盛极一时,景泰《建阳县志》称:“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
”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明弘治十二年(1499)“建阳书坊又被火,古今书版荡为灰烬。
”朝廷派员前往整顿出版业,嘉靖又建立官署管理,建阳书坊得以灾后迅速重建并依然占据当时出版中心。
[5]嘉靖《建阳县志》记载“麻沙进士张叡,偕刘蔡二氏,新刻书版寖盛,与崇化并传于世均足以嘉惠四方。
”又云:“两坊书籍通天下,乃文公讲道之乡,非他邑所可及。
”[6]可知麻沙书坊在嘉靖时有所恢复,而崇化更盛,以致“家家以刀为锄,以笔为田。
”据《福建县志出版志》记载,明代建阳书坊有200余家,共刻书1000余种。
明代周弘祖《古今书刻》中记载*作者简介:郑皓怡(1990——),女,汉族,福建漳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基地班2009级本科生,Email:zhenghaoyiaaa@建宁府书坊书目365种,[7]而嘉靖《建阳县志》中记载嘉靖二十四年(1545)建阳书坊书目就多达451种。
[8]其中仅建本章回小说出版量就达全国的三分之一,居全国之首。
名家名店辈出,如刘氏翠岩精舍、刘氏日新堂、叶氏广德堂、郑氏崇文堂、虞氏务本堂等均为元代老店,至明代一、二百年,子孙继续经营。
附表:南宋建阳部分书坊名称(据《中国印刷史》统计)二、建阳印刷业兴盛的原因建阳印刷业在明代盛极一时,这不仅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更重要的是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
1 、时代背景A 政府的提倡明初结束了元季的战乱,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
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与发展。
明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文教。
明太祖即位之初,便令诸司访求各省古今书籍,归之于国子监。
洪武元年,又下令“除书籍田器税”。
二年,颁“四书五经”及诸子于天下州府县学,二十三年,又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令书坊刻行”。
[9]这些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印刷业的发展。
永乐帝收录古今图书,组织编纂《永乐大典》,十六年,又诏修天下郡县志书。
一时间,社会上文教大兴,人才济济,佳作频出。
经学有王阳明,刘宗周;科技有徐光启、宋应星;史学有王世贞、宋濂;军事有戚继光、茅元仪;水利有潘季驯;医学有李时珍;文学有“前后七子”;小说家有罗贯中、施耐庵;剧作家有汤显祖。
仅《明史艺文志》中便收录了名人著作3000余种,这又为官私出版者提供了充足的稿源。
明代刻书机构非常发达,官书之风极盛。
内府、经厂、南北国子监,以及各州府县学都有刻书。
各地藩王、官员纷纷出俸刻书,作为礼品的精装书“书帕本”成为风靡一时的馈赠佳品。
[10]B 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明代刻书没有元代的逐级审批手续,“书皆可私刻”。
而刻字工工资又极低廉,如崇祯末毛氏汲古阁广招刻工,刻印十三经、十七史“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11]又因明代手工业发达,文具易得,兼之明代从海外引进靛青,广泛用以代墨,大大降低了刻书成本。
故书籍大批量印刷出版,以至于“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
”[12]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充足的稿源和低廉的成本以及广大的消费市场为建阳书坊提供了有力的发展契机。
2 、建阳独特的区位因素A 自然环境“纸墨俱产建阳”建阳地处闽北山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光热资源丰富。
冬短夏长,气候宜人,静风多,温差大,雨季集中。
年平均气温18℃,无霜期282天,年平均降雨量1700——2400毫升,年平均日照1802小时,适宜动植物生殖繁衍,以“林海竹乡”著称于省。
为造纸制墨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据嘉靖《建阳县志卷四广赋志货产》中记载,建阳地区产纸,“以嫩竹为料,凡有数品,曰简纸、曰行移纸、曰书籍纸,出北洛里;曰黄白纸,出崇政里。
”墨则“出兴中、崇泰二里。
”[13]另出产多种梨木,便于刻板。
原料的自产节约了运输费用,大大降低了建本的印刷成本。
B 人文环境“理学之乡”建阳地处闽北地区,相对偏远,周围是崇山峻岭,十分隐蔽。
故可“毕世不被兵”[14]故自北宋靖康之变以来,吸引了无数中原人士南渡避难。
嘉靖《建阳县志卷三风俗志》“自是中原离乱,则士大夫莫不扶老携幼,避诸闽中,而建又为闽之都会,以故风俗日移。
”[15]建阳素有“七贤过化”之誉。
《建阳县志·序言》云:“建阳乃七贤过化之区。
”七贤指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七位贤人。
这些中原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闽北地区的开发,更将中原深厚的理学传统移植到了建阳。
建阳成为了新的文化中心。
一大批理学大师以其弟子纷纷于建阳开馆讲学,营造出浓浓的文化氛围。
以建阳为中心的闽北走廊书院林立,文教发达。
明代教育比宋元发展更快,而由唐至明数百年来未经战火摧残的闽北则因基础较好而更为普及。
由是“建之人士,知尚文学,犹有伊洛之遗风者”至建阳“家有法律,户有诗书,尚气而有节”。
[16]有“理学名邦”的美誉。
C 当地政府、学者大力支持建阳县政府致力于文教事业,不仅广开书院,延请名师,还特设立“儒学仓”“以供师生俸廪并朔望香烛支用”[17]建阳出版印刷业得到当地学者大力支持。
如闽中学者刘剡字祖章,“世局书坊,博学不仕,凡书坊刊行之书籍,多剡校正。
尝编辑《宋元资治通鉴节要》”,又如刘文锦字叔简,“博学能文,教人不倦,多所著述,凡书版磨灭,校正刊补。
”[18](二人传见《建阳县志卷十二儒林类》)附表三、建阳印刷的特点1、以章回小说为主小说是元末明初开始在民间兴起的一种文学体裁,它在唐传奇,宋元话本基础上发展而来。
因其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文字浅显易懂而广受下层民众欢迎。
明代章回小说是小说是小说较为成熟的一种形式,其分为若干卷、回、目,结构清晰,层层深入,又有意取法史书、戏剧等叙事格式而加上双句对偶标题,更便于读者阅读。
章回小说以其独特的吸引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在民间蓬勃生长。
万历以来,章回小说的刊刻成为时代主流,成果丰硕。
章回小说的流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A 俗文学的兴起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不断壮大,其文化需求相应提高。
文艺活动的商品化趋势加强。
同时通俗文学作品因描绘寻常市井生活,呈现市民生活的风情画卷而备受市民喜爱。
对于制造商而言,这又是一笔利润很高的生意,其自然愿意从事。
B 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明代社会上兴起的启蒙思潮在文艺创作方面有很大影响。
自李贽提出“童心说”,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存天理灭人欲”对人性的束缚之后,启蒙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人的欲望逐渐为人所肯定与接受,传统理学的价值体系受到怀疑,同时商人奢华的生活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全社会笼罩在一片“拜金主义”浪潮中,社会风气为之大变。
虽祖宗之法未驰,享乐之风盛行。
而倡导通过文学来表现市井生活与真实人性,追求自由与享乐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
章回小说本身所具有的通俗性、市井性、趣味性,迎合了一般群众的阅读心理与品味,正与这股时代潮流相呼应。
加之建阳地处偏僻,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控制不严,又因教育事业发达,民众粗通文墨者居多,本地市场巨大,当地书坊主自然乐意最大程度地投入到章回小说的生产中。
C 章回小说自身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言文有其特殊性。
其文法修辞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士人阶级方能理解,而一般民众的识字水平可能只能记账而看不懂繁复的文言文作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识字不一定会念书”(能理解书中的内容)导致了一般民众与经典作品的隔阂。
但是白话章回小说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其用生活的语言写就,只要能识字的人都能理解。
2、高度市场化运作建阳印书也已经实现了高度市场化运作,以期在竞争中赢取最大的市场份额。
A 集编辑、刻写、印刷、流通于一炉。
建阳书坊稿件来源一般有以下几个渠道[19]首先是聘请下层文人撰稿。
如落第文人邓志谟在担任余氏塾师期间还受雇于余氏萃庆堂,撰写了《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
其次是聘请民间艺人讲故事,由文人记录整理润色之后付梓。
再次是向高级文人约稿或是购买其稿件。
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中过举人、进士甚至担任官职的文人也愿意为书坊创作,有时亦亲自送稿付梓。
此外很多书坊主也从事小说创作活动,著名书坊主如余氏双峰堂、熊氏忠正堂、杨氏清白堂等,书坊主更是身兼创作、校勘、评点、刊刻。
如忠正堂熊大木著《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南北宋志传》;双峰堂余象斗《皇明诸司廉明判奇案传》。
建阳是理学之乡,教育普及程度高,是以书坊主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