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遗产真正成为现代城市的精神内核和发展活力2011-01-20 02:29:42 来源: 西安日报(西安)编者按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体现着我们民族旺盛的生命力。
对于西安这座文化遗产富集的城市而言，保护利用好文化遗产，更是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当前，建设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为更好地总结我市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促进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协调统一，进一步推动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市委宣传部、市文物局、市社科院和本报日前联合举办“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讨会”，与会国内知名专家高度赞扬西安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并为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力“支招”。
研讨会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岳少峰主持，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军作总结讲话，本报总编辑、西北大学教授李颖科作了题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西安诠释》的主旨演讲。
嘉宾档案赵荣（省文物局局长）王军（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刘庆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葛承雍（中国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郑育林（市文物局局长）李颖科（西安日报社总编辑、西北大学教授、博导）韩骥（原西安市规划局局长）张宝通（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朱正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李骊明（市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刘克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王建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陕西大遗址保护的探索和成效赵荣：近年来，在国家财政部、文物局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陕西以“四个结合”为理念、以“五种模式”为实践，探索出从传统的专业性保护到社会参与保护、从单一的行业保护到各级政府保护、从被动和限制性保护到主动的、引导性保护的大遗址保护新路子。
2008年以来，陕西将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归纳为“四个结合”：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相结合，大遗址保护与当地城乡建设相结合，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环境改善相结合，促进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陕西在“四个结合”理念的指导下，探索出了适合于不同类型大遗址保护的运作模式：国家遗址公园模式，退耕还林模式，集团运作模式，城市公园模式，民营建设模式。
实践证明，大遗址保护完全能够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惠及广大民众。
通过大遗址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加强大遗址保护，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现了文物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多赢。
陕西大遗址保护的做法得到了文物保护专家学者的认可和肯定，得到了各级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赏和拥护，也引起了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关注和重视。
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西安诠释李颖科：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破解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世界性难题。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是当今世界学术界和实践工作的难点。
西安和全国一样，在文化遗产保护上主要存在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企业、小机构与大社会、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等几组矛盾和难点。
针对以上矛盾和难点，近年来，西安市委、市政府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意志+科学规划+资本运营”的保护模式，不仅有效地保护了遗产本体，改善了遗产周边环境，凸显出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环境，而且大大提高了遗产区农民的经济收入，破解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世界性难题。
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实现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理论突破。
目前国际间文化遗产保护更多强调的是原真性原则，而对保护体系的理论构成关注不够。
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实现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理论突破。
首先，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符合我国文化遗产特性。
我们运用创新模式对大明宫遗址实施保护，堪称成功案例。
其次，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遵从我国传统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更多的关注遗产的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象征意义，正确地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子。
西安汉杜陵遗址保护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第三，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体现出发展的时代内涵。
近年来，西安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大唐西市博物馆等都充分体现了以文化遗产特性为核心的保护发展理念、文化遗产与城市产业相结合的融合发展理念、以人为本谋发展的和谐发展理念、遗址保护区与周边地区跨越发展的理念。
纵向考察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应该承认，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从符合特性、遵从传统、正视发展三方面实现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理论突破。
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构建作出重要贡献。
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符合文化遗产特性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探索实践中，西安根据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总结出“国家公园模式”、“退耕还林模式”、“市民公园模式”、“民营资本运作模式”和“大集团运作模式”等五种保护和发展模式。
这些模式不可能照搬照用，但其从理论层面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探索出一条共性原则，即符合文化遗产特性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遵从民族的审美崇尚和价值取向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框架。
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严格尊崇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崇尚与价值取向，注重文化遗产的整体风格、人文环境与意义传承，尤其是关注遗产的象征意义。
这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东方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原则和框架。
三是体现发展的时代内涵是人类文化遗址保护的主旨和目标。
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在确保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紧扣发展的时代脉搏，把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优化环境、带动相关产业相结合，着力彰显文化遗产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功用，从而，明确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和目标。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探索实践具有示范性意义刘庆柱：近年来，西安在大遗址保护方面作了不少有益探索。
尤其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实践，实现了从百姓休闲文化产业生态建设人文与生态共同提升这四个阶段的飞跃。
这是一个变迁，同时也是一个创举。
当前，随着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品位的提升和新标准的出现，生态化、宜居化成为新的居住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和机遇下，大明宫遗址保护中体现出来的由国家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将生态化与大遗址相结合的诸多新探索、新理念，对于遗址保护、城市发展都将是新的闪光点。
此外，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探索实践找到了我国古都性城市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结合的切入点，对于北京、南京、洛阳、开封等历史古城大遗址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和借鉴意义，对于沣渭新区、泾渭新区范围大遗址的开发保护也具有较大的指导作用。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探索实践，不仅对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更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文化遗产保护“有为才有位”。
从遗址重要性和保护利用成果来看，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足以成为国家历史的平台，就是“有为才有位”的客观体现。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不仅是国家历史的平台，也将成为西安人文的平台，国际化大都市的生态平台。
在下一步遗址保护利用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上述几个平台的意义。
西安是世界遗产中无法淡化的文化符号葛承雍：西安数千年文脉有着人文向心力、文明感召力和文化竞争力，这是其成为有国际化影响的大城市的坚实基础。
首先，西安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尊重文化遗产本身的特征。
西安拥有世所罕见的整体文化遗产，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应该尊重文化遗产本身的特性，避免给后来人在对于文化遗产理解上以误会。
其次，西安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注重物质性与文化性的融合。
倘若只注重对遗产实体、本体、物体的保护，就无法将文化遗产的价值正确展示，即便是西安唐大明宫这样价值连城的考古遗址，在游客眼里也不过是一个景观而已。
再次，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要注重对于文化风貌和人文理念的保护。
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祖先留存和国家财产，应该为城市人民所共享。
一个文化品质较高的国际城市必然会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要有自己的做法。
对于近年来保护的一些好的措施，比如“杜陵模式”和“大明宫模式”要坚持和推广。
第四，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要有强有力的制度和措施作为后盾。
对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法，而要制定有自己特色的古都遗产保护法规并付诸实施。
最后，未来西安文化遗产保护更需要坚持自己的独有模式。
在世界遗产中，西安肯定是一个无法淡化的符号，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形态是最好的切入口。
西安大遗址保护将迎来难得发展机遇期韩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西安就在文化遗产保护上不断进行着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从过去的保护单体发展到保护群体，从一元化发展到多元化，这个过程是符合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十年，西安的遗址保护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一时期，我们坚持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科学管理，合理利用”的大方向；实践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实现了“遗址保护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环境改善，城市现代化建设和谐发展”的目标，使得文物保护不再是文物部门一家的事情，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新格局。
以上几点可以归纳为“遗址本身保护好，周边环境治理好，人民生活改善好，经济社会发展好”，足以说明，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了成熟发展的快车道。
现在，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大遗址的保护已经列入了国家工程。
西安大遗址的保护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期。
下一步的保护工作中，我们需要做到“虚心学习，慎重动作，有效宣传”。
我们要学习新的政策，学习国外的保护法规，在保护的过程中能够符合国际标准的要求。
保护大遗址如履薄冰，要慎重动作。
对于文物保护容不得犯错，一旦出现问题，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要唤起民众对于遗址保护的意识，激发起民众保护遗址的热情。
对于重大项目的保护工程，应建立发言人制度，使得我们未来的大遗址保护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载体张宝通：国务院批准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把大关中定位为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西安是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的核心，最有条件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西安有周丰镐遗址、秦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等众多大遗址需要保护和开发。
要发挥大遗址的作用，彰显华夏文明，就必须适当地再现当年的历史盛景，让普通老百姓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当年的历史风貌。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必须有载体，文化遗产就是实际的载体。
西安古城是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城，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最好载体。
因此，必须切实落实皇城复兴计划，加大对皇城保护和开发的力度。
为了保护和开发好唐皇城，建议学习北京经验，将新城、碑林、莲湖三区环城路（含环城路外侧）以内的部分整合为新的皇城区，统一管理唐皇城的规划、保护和开发，把唐皇城建成抢救、保存、研究、再现、展示、弘扬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博物城，建成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