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语言有强弱之分。

理论上语言是一律平等的,就语言自身来讲它是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

现实中语言是有强有弱的,古罗马、法兰西、美国等国家语言的强势地位恰好体现了这一点。

目前,世界许多大国都在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并努力壮大语言的国际影响力。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时,我们应当审时度势,制定科学的语言战略,使语言在国家和平发展中发挥作用。

汉语使用人口众多,汉语本身的文化内蕴以及中国的潜在经济价值使得汉语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已把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但由于汉语一致性差、汉语汉字规范化标准不健全、国家政策和人们心理存在轻汉重英的倾向等原因使得目前汉语仍然是弱势语言之一。

针对以上分析,我国的语言学家都在积极制定的汉语走强的战略与举措。

希望通过提高汉语威望,推广普通话,完善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推进汉语拼音方案与举措,使汉语固本强体。

通过汉语教学等一系列汉语国际传播的举措使汉语在国际语言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

实现汉语强国,我们任重道远。

二、推广普通话与语言的多样化语言发展的多样化使得我们需要国际双语环境:即普及国家共同语,推广国际共同语。

普通话是第一位的语言,英语是第二位的语言。

英语不可以代替普通话,英语也不可以被禁止,目前,国际国内大环境使得许多大学生担忧推广英语是否会影响汉语的地位,很多人学生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声:汉语,你的明天在哪里?从语言的发展来说这种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

语言能力有国家语言能力与国民语言能力之分。

国家语言能力既包括了国民的语言能力，又对国民语言能力起到指导和促进的作用，而国民语言能力的提高也会对国家语言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可以说，国民语言能力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还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的强弱。

现阶段，我们的国家语言能力是相当不足的，国民语言能力现状我国目前对世界语言的了解很有限，中国人顶多能了解世界语言的100 来种，其中能开设课程的不到50 种。

且过去的语言文字建设工作多从社会层面着眼，忽视了语言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因此要重视国民语言能力提高的问题。

只有提高了国民的语言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语言能力低弱的现状。

本文要探讨的就是国民语言能力的问题。

关于“语言能力”的定义，学界历来是存在争议的，理论语言学界和应用语言学界基于所研究对象的差异和构建自身理论框架的需要不断对其进行定义，使得目前“语言能力”已不再具有精确的定义。

我们比较赞同戴曼纯( 2002) 的观点，将能力分解为知识和技能，构成语言能力知识体系的有语音知识、语法知识、语篇知识、语用知识、交际策略知识等，构成语言能力的技能部分( 包括听说读写等) 是融语法( 及词汇) 、语篇、语用、交际策略等知识于一体的实际操作技能。

一般人都缺乏对语言的理性认识，只有语言学或者相关专业的人才会具备我们所说的语音、语法等知识，而普通人对语言都只局限于感性的认识。

因此，要考察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我们一般从语言的实际操作技能，即听说读写等能力入手。

此外，我们认为国民语言能力的高低不仅仅只体现在听说读写等几项基本的能力上，还体现在语言的文明诚信能力上。

前者属于基本的语言能力，后者则是在基本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对自我语言行为的约束，是道德意识在语言能力层面上的反映。

至此，我们可以将语言能力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 二是语言文明、语言诚信的能力。

语言文明诚信能力以基本的语言能力为基础，如果缺乏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就谈不上对自我语言的约束，而基本语言能力的不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素质的低下，有时会导致一些语言粗俗、不文明现象的发生。

但并不是说两者存在正比的关系，基本语言能力的低下并不意味着其语言文明诚信能力就不高，农民朴实的话语、孩童天真的问答等等都是对语言诚信与文明最好的践行。

而反观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基本语言能力水平较高的人则以假大空语言来包装自身，比如社会上的一些虚假广告、文字游戏、官场假话套话等等，都是对语言诚信与文明最大的践踏。

语言的文明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基本语言能力的低下主要是对自身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语言文明诚信的缺失将对整个社会的风气产生不良的影响，当人们基本的交际工具都受到污染时，我们又该如何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呢? 因此，语言的和谐不再是语言本身的事情，而是关系到社会能否和谐的大事，因为它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本的语言能力还可以细分为四项不同的能力，即“听”“说”“读”“写”的能力。

一般认为，“读”和“写”要难于“听”和“说”，但也并非都如此，它们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

文化禁忌谈话注重方式方法，这不仅是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正常的社交活动中也要注意。

例如，在跨文化交际中，要注意语气的把握，不是每个国家和每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理解“中国式的谦逊”、“中国式的夸赞”、“中国式的玩笑”等。

例如，当受到外国友人的赞赏时，中国人往往会推让说“不敢当”、“不行”以表自谦。

而文化间的鸿沟，往往使西方人无法理解这是在表示“自谦”。

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尽量避免“中国式”的言行出现，给学生尚不十分完备的知识体系造成混三教问题3. 1教学队伍,需要良性发展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灵魂,他既是教学活动的设计师,又是教学活动的实施者,他既是传道授业的先生,又是学生言语活动的教练,他既是课堂艺术的创造者,又是学生眼里的百科全书。

学生有任何关于汉语和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问老师。

从决策者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培养大批能够适应汉语国际教育形势发展的教师;从教师的角度看,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要素。

教师要生存,要发展,要有成就感,就必须考虑知识发展、素质发展、专业技能发展和职业生涯发展四个方面的问题。

(1)教师的知识发展:知识准备。

一个好的汉语教师应该具备汉语言文字学知识、语言学理论知识、教学和学习理论知识(尤其是第二语言习得知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历史知识、教育心理学知识、外语和学生母国知识、关于中国的百科知识等等。

(2)教师的素质发展:素质养成。

一个好的教师应该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素质: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理解能力、外交能力、亲和能力、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独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3)教师的教学发展:专业技能。

一个好的教师一定是一个专业人士,具有非专业人士所不具备的技能。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并非任意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汉语教师,他需要具备一些语言教师特殊的禀赋:有耐心、善解人意、理解学生的困难和困惑、知道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道理、了解教育规律、熟悉所教的内容、可以熟练变换教学方法,最重要的是他要喜欢这份工作和这个职业,既是好之者,更是乐之者。

(4)教师的生涯发展:生涯规划。

一个好的教师应该是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兢兢业业的学者和师傅。

教材教学媒介,需要有的放矢教材应该是建立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的,而教学实践中既有问题,又有主义,我们要解决问题,但是应该在主义的指导下解决问题,避免就事论事。

所以说编教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基础研究必不可少。

理论的作用就在于我们可以以一当十、举一反三地解决问题,没有理论就只能是见招拆招。

目前汉语国际教育需要有的放矢的教材,需要有针对性的教材。

汉语教材需要借鉴其他语言教材编写的经验,需要借鉴在教学中广受欢迎的教材的长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一套教材总是与一种教学法结合在一起的,教材的后面隐藏着教学法的考虑,而教学法的背后隐藏着教学理念的考虑。

3. 3教法))教学捷径,需要灵活多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教学法是汉语教学的捷径,也是语言教学快捷有效的利器,得法者事半功倍,不得法者事倍功半。

在对待教学法的问题上,我们坚持以下一些观念: (1)各种教学法没有优劣之分,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选取不同的教学法; (2)好的教学法可以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3)好的教师在教学法的运用上可以做到随机应变; (4)法无定法,贵在得法; (5)要得法先要得道,法中有道,万法归一。

任何教学法看起来只是一些操作上的技术,但是任何教学法背后都是有一个指导思想的,这个指导思想就是理论,就是道。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知识的学习是越积越多,而道则越来越简单。

万法归一是道的最上乘境界。

语法翻译法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教学法体系，很早就被介绍到我国，并对我国的外语教学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产生很大影响。

二十世纪50年代，对外汉语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采用的是一种以传授语言知识为主的教学法，教学内容以词汇和语法为中心，通过翻译来讲解语言知识。

这种教学法明星受到“语法翻译法”的影响，但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改进：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重视培养生应用汉语的能力；语言技能训练也是听、说、读、写、译兼顾的综合训练。

这说明当时的教学法，已经有了语言综合教学的直觉，意识到口语训练和听说读写综合训练的重要性，汉语综合教学法已初见雏形。

直接法打破了语法翻译法一统天下的局面，掀起了外语教学史上的一场改革运动。

章兼中（1983）提到“：如果说，古典语法翻译法是一种传统法，是以后的自觉对比法、认知法等流派的本源的话，那么，直接法作为改革法，则开以后的听说法、视听法、功能法、自觉实践法等新改革法流派的先河。

”直接法出现以后，被很多国家采用，对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法也曾被称为“相对直接法”二十世纪60 年代，受直接法的影响，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原有的教学法进行了改进，将直接法与我国的语法翻译法结合起来，形成重注实践性教学的原则。

1965 年，钟梫在十五年教学总结中，将我们的教学法概括为“相对直接法”，即在吸收直接法的同时，不排除翻译法的某些环节，如生词翻译，适当地用外语指点一下语法。

课程设计为，基础阶段只开一门融语音、语法、词汇为一体的综合课，使用一部教材;听说读写综合训练，不分技能训练。

用李培元（1988）的话概况就是：“以综合法为基础，以实践性原则为中心。

“”简单地说，是两个综合，综合运用各派教学法，综合训练语言技能。

”“相对直接法”亦可视为汉语综合教学法的发展。

听说法将结构主义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应用到外语教学中，使外语教学建立在当代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在第二语言教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听说法作用于对外汉语教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句型教学”方法的引入。

二十世纪70到80 年代，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法的探索阶段。

“文化大革命”之前，国内对“听说法”已经略有耳闻，但在对外汉语学界并未产生影响。

文革期间，《英语900 句》等体现句型教学特点的教材在国内广为流行，才引起了对外汉语学界的兴趣。

我们所使用的句型教学方法，并不是单纯的句型教学，而是把句型、课文和语法结合起来的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