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５－１６作者简介：程惠霞（１９７３－），女，四川省夹江县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国际经济。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０日第６期（总第３１９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ａｒ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Ｊｕｎ．１０，２００７Ｎｏ．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３１９）席卷世界的全球化给国际政治经济带来了日益深刻地影响。
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两极对峙的冷战时代的结束，全球化浪潮势头更加迅猛，人类真正进入了全球共存与竞争的时代。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新型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典型的代表是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
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有些国际组织甚至开始具有某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权力，因而有必要对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予以探究并作出回应。
一、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一种称谓，是现代国家籍以体现的身份。
从广义角度讲，民族不等于国家，民族的历史早于国家，并非每一个民族均有一个国家。
但实际上，民族与国家是不可分割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必然具有民族的特征，现代民族也必然具有国家的要素。
民族国家是民族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体，前者体现为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维护民族利益，强化民族精神；而后者则体现为求得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国家是体现民族利益的形式，因为它拥有强制性的机构与力量，能够采取强制与非强制性的手段实现或维护民族利益，从而实现国家利益。
本文谈到的“民族国家”是从现代国家的角度来讲的，它具有主权国家的基本要素：有一定界限的领土，一定数量的公民，有行使管辖权的政治组织以及对内对外独立自主的主权。
使用“民族国家”概念是因为它还体现了国家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最深厚的文化基础，作用微妙。
国际社会是包括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综合体，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诸多方面交织在一起，国际关系也就涉及众多的国际关系主体，但民族国家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类。
它们各自拥有国内的最高管辖权和国际上的独立主权，因而每一个国家是独立、平等、不容侵犯的。
但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人类的共同利益追求──经济生活把国际社会各个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生活。
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推动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在每一时代形成颇具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一般而言，当各国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时，民族全球化、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程惠霞（北京师范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８１）摘要：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跨国性组织等多方面的挑战。
但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的特点及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决定了尽管经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主体。
其支配性地位是由民族国家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政治文化等基本因素维系的。
关键词：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关系；全球化中图分类号：Ｄ８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０８８（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８１－０３・当代世界・・８１・国家自然是唯一的国际关系主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起最终决定作用。
“二战”以后，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在这种强大动力的推动下，各国的利益开始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密切，不仅创造了高度一体化的国际经济，而且对国际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以及随之出现的跨国性组织、地区性组织模糊了民族国家边界的传统意义及其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作用。
二、全球化、民族国家与国际组织人类社会在竞争中不断向前发展，地球空间与资源的有限性使人们对之争夺的激烈程度日益提高，但是战争的教训又令人不得不进行合作，以防在战争中毁灭自己。
战争推动了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与经济复苏及发展加速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囿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相互依存集中于对立双方的内部区域之中。
冷战时，美、苏凭借各自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组织了自己的集团，按各自的利益安排两极世界，处于两极体系中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要服从意识形态的整体利益。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众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如跨国性组织）纷纷成立，其性质多样，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他们在全球纵横捭阖，有时对主权国家发号施令。
经济的发展促使地区一体化趋势逐渐增强，在这种一体化依存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作用似乎显得暗淡了。
苏珊・斯川吉（ＳｕｓａｎＳｔｒａｎｇｅ）曾指出，世界经济和市场已形成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每个国家都处在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整体结构中，它们的许多权力和控制力被分散和转移到了这个体系结构中。
她还具体列出了民族国家所遭遇的独自保持经济稳定和发展能力的削弱等１０个方面的挑战。
［１］（Ｐ７３－８２）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经济中的政治》中谈到部分理论家所持的观点：多国性经济活动打破了民族国家地域界限的传统意义，打破了民族国家对于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的独占权，“跨国公司已被宣称为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实质性状态”。
作者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特定的环境下与特定的国家关系中，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对于国内决策和国际关系都有并且能够实施大量的影响”。
“但总的说来，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参与者对国际政治有积极影响的观点”。
他提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该理论突出强调国家的政治与安全利益在国际经济产生结果上的重要性，而跨国性国际关系行为体则依存于大国所创建的政治网络环境，从这一角度指明了民族国家与跨国组织之间的关系。
彼得・卡正斯达林（Ｐｅｔｅｒ・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ａｒｉｎ）从另一个方面指出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作用，他从国家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的构成”以及“国家政治结构”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影响进行了论证。
在当今国际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各国利益相互依存的时代，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日渐多样，但它们的基本组成因素是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行为也趋于多样化，但不论其怎样变化，永远不可能离开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只不过在新的时代中更富于灵活性而已，众多民族国家加入各种国际组织正是其体现之一。
由于跨国性组织在现今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作用非同寻常，所以有必要回答“跨国性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是不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独立性的参与者而起作用”的问题。
毫无疑问“不是”。
首先，国际关系行为体有不同的类别，有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军事性的，文化性的……这些组织跨越了人类文明的所有领域，是为了合作也是为了制约。
事实上只有少数政治、经济、军事组织对全球事务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即使这些能够发挥影响的国际组织最终也要通过民族国家来实施其决策。
其次，跨国性组织在实质上并不具备独立性，它们往往要受到一些国家的操纵，而且每一个民族国家加入到这些国际组织中是寻求某种保护的，这种意图也影响着跨国性组织。
故而，跨国性组织并不能独立地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再次，跨国性组织不具有民族国家的主权性、强制性以及深厚的民族心理，其凝聚力较弱。
跨国性组织由不同国家与地区组成，虽然具有某些机构与规则，但其对民族国家并没有强制约束力。
民族国家是跨国性组织的基本单元，具有独立主权，其遵守国际组织的规章是自愿的而非强制性的。
所以，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主体，具有跨国性组织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三、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支配性地位的因素分析“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进步性阶段，因为它扩大了经济活动的政治范围。
相对于１８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的城邦国家和封建小公国来讲，民族国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打破了狭隘和分割，满足了工业革命所要求的生产规模和劳动分工，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起到了历史的促进作用。
在当今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即使国家的自治和作用由于超国家的趋势而减弱，也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替代它，并成为答复全球变化的关键单位”，［２］（Ｐ１２７）它仍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主体，决定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时代特色。
这是由以下的基本因素决定的：１、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
权力与利益是国际关・８２・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亘古不变。
跨国性组织的背后是主权国家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
历史上出现的地区性组织往往是大国按照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的。
美国战后对欧洲和日本的政策是出于国家的政治与安全考虑，而非国内某些经济集团的利益。
战争使人们认识到国家之间常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动关系，许多问题涉及全球的生死存亡。
由是各种跨国性组织纷纷成立，各民族国家也踊跃加入这个或那个组织，否则它们就会感到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民族国家参加国际组织的动力在于：小国弱国希望从中获得保护，大国则可通过控制国际组织而控制它国，实现其霸权目标。
“贸易联系也不过是民族国家之间经济战争的工具，并以此来开辟独一无二的空间”。
［３］（Ｐ１７６）２、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一种主观意识领域，包括社会对于政治对象及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涵括政治认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思想和观念等。
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机制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情怀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十分微妙的因素。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一度在德国泛滥成灾就是利用了日尔曼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价值观、情感取向等亦经历了长时期的心理积淀，并通过政治社会化内化到社会成员的心理之中，指导其政治行为。
一国的领土可以被他国占领，主权可以被践踏，但只要其民族精神尚存，终有一天会复兴，即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天以色列的例子就是一个明证。
民族情感对无端干预其内政外交的国际组织往往产生逆反心理。
跨国性组织要取代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参与权、政治决断权是不可能的。
３、民族国家国内政治结构。
长久以来，人们分析国际政治经济总是着眼于相互依存的国际机制，而忽略国内政治力量的作用。
彼得・卡正斯达林（Ｐｅｔｅｒ・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ａｒｉｎ）谈到两种国内政治结构：统治联合体和政策网络。
前者由国家机构和有组织能力的社会力量构成，并负责“政策目标”的表达；后者同样包括了国家和社会的因素，决定了实施的“政策工具”。
跨国性组织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民族国家政策的延伸之地。
４、跨国性组织政治行为的制约因素。
以跨国公司为例，跨国公司一般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从事世界规模的生产、销售和其他经营活动，以获得高额利润的国际性垄断组织。
这是二战后新兴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
跨国公司对全球性政治事务有较大的发言权，对公司所在国事务的干预愈来愈多，对其母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举足轻重。
但是，跨国公司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参与者对国际政治经济有积极影响，相反，“这些商业公司能够对政治发展实施影响的地方，它们已经是倾向于更多地作为本国政策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