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救助行为实施人法律保护的现状及完善法律保护的
建议
【摘要】国人不积极实施救助行为的现状反应了我国对救助行为实施人保护的不足。

借鉴国外的关于救助行为的立法，参考国内省市的有关立法规定，对救助行为的保护从立法、司法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构筑符合我国国情的救助行为的法律保护体系。

【关键词】救助行为；好撒马利亚人法；法律保护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最后，一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

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最终离世。

其实，除了小悦悦事件，不敢做好事相关的报道屡见不鲜。

2011年9月，天津市83岁的李德芝老人不慎跌倒，撞了一头血。

除了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助其止血，其他人均不敢上前来扶。

老人大喊“没人撞我，是我自己摔倒的！”听到这句话，众人像吃了定心丸，开始凑上前去七手八脚将老人送医。

国人不积极实施救助行为的原因反应了我国对救助行为实施人法律保护的种种不足。

我国应该加强对救助行为实施人的法律保护，使社会公众在救助他人时放下心理包袱，没有后顾之忧。

一、概述
（一）救助行为的定义
救助行为，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救助义务的人，出于善意
且无偿地为在意外事故或其它紧急情况下遭受人身伤害或人身伤
害危险的人，提供帮助的行为。

（二）国外对救助行为实施人的法律保护情况
美国是制定救助行为保护法比较早和比较全面的国家。

在美国，保护救助行为的法律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法”（the good samaritan law）。

好撒玛利亚人，意思是在他人落难时是好心救助的人。

美国制定“好撒玛利亚人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做好事的人，免除好心救助行为的法律风险。

美国各州“好撒玛利亚人法”，核心内容都是规定，在他人遇到危难的紧急情况下，无偿提供救助的人给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损害，享有承担赔偿责任的豁免权。

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以及法院倾向于保护好心救助人的司法实践，解除了好心助人时的后顾之忧，对倡导人们之间的互信互助的良好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因而，美国好心救助的现象出处处可见。

加拿大也有与美国类似的“好撒玛利亚人法”，立法形式与美国不同的是，除魁北克省采用民法以外，其他省采用普通法的形式。

加拿大一些省法律规定，施救行为因一般疏忽造成伤害不担责。

如安大略省2001年《好撒马利亚人法》规定：“无论习惯法如何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除非能证明该人系严重疏忽而造成伤害。

”
欧洲没有像美国类型的“好撒玛利亚人法”，一般是规定公众具有救助义务，不履行救助义务的需承担民事的甚至刑事的责任。

对免除救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基本上采用民法中无因管理制度的处理办法。

在大陆法系中，在规定救助义务的同时，往往也暗含了免责的盾牌。

如在德国的法律中，就有“施救疏忽”（unterlassenel-lilfeleistung）的规定，即公民在紧急情况下有抢救的义务，只要施救的行为时善意的，即使造成伤害也可以免于被起诉。

作为东方国家，新加坡的法律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

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

影响恶劣，情节严重者，以污蔑罪论处。

二、我国对救助行为实施人法律保护的现状
从现状来看，我国对救助行为法律保护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立法方面的现状。

1.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方面没有关于救助行为保护的专门立法
从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来看，我国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上类似美国“好撒玛利亚人法”保护救助行为的专门立法。

海商法中有海难救助的规定，但这有特定的适用范围，不具有普遍意义。

相近的制度有：宪法第43条，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制度、侵权行为制度，
刑法上正当防卫制度、紧急避险制度对于实施救助行为人员有间接的保护作用，但是法律规范过于笼统，不够细化，使得人民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也难以操作，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类似的案件却又不同的判决结果。

上述制度在保护救助行为方面缺乏针对性，难于为保护救助行为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

2.我国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没有关于保护救助行为实施人的规定
我国很多个省市先后制定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立法。

其中青岛市首开先例，于1991年颁布了《青岛市表彰见义勇为公民的规定》。

深圳于1992年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条例》（1997年修订）。

从内容上看，我国各地立法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规定对见义勇为者由政府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资奖励、保护以及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标准，均没有关于见义勇为者救助行为责任保护方面的规定。

（二）司法方面的现状。

1.民事责任是否豁免
救助者在实施救助行为时，可能对被救助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害，此责任由谁承担？救助者是否免责？
救助者造成损害后是否要责任承担要视其是否具有主观上过失。

从目前的民法规范来看，如果救助者存在重大过失的，那么按照与有过失原则可以适当减轻救助人的责任，如果只是一般或轻微
过失，则不应追究其主观上的过错。

2.举证责任分配不尽合理
关于救助行为免责的规定，属于实体法上的规定，实体法上的规定同时需要程序法的规定相配套，保护的规定才是完整的。

从我国社会现实的案例看，救助案例在诉讼中遇到的举证责任问题比较突出，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关于救助人的损害赔偿机制不够完善
在救助他人过程中，由于需要排除风险，救助人可能自身遭到人身伤害甚至牺牲生命。

救助人为了救助他人而遭到的损害，由谁给予赔偿或补偿，是救助行为保护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对完善救助行为实施人法律保护的建议
（一）立法方面
我国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上没有美国类型的“好撒玛利亚人法”专门立法。

因此，迫切需要制定“好撒玛利亚人法”性质的保护救助行为的立法。

(二)司法方面
1.民事责任是否豁免问题
考虑到好心救助行为也有可能加重被救助人的损害，甚至被救助人将其遇到的险情及损害归咎于被救助人，为了提倡乐善好施的道德风范，防止人们为了避免法律风险而出现见死不救的情形，建议作如下规定：“救助人提供救助行为，除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
外，对救助行为的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

”
2.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1)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谁负有举证责任？如果救助人负有证明不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的举证责任，显然将增添救助人在决定是否提供救助时的顾虑，不利于倡导社会互助的美德。

因此，应当由被救助人承担证明救助人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的举证责任。

（2）被救助人认为其遇到的伤害是直接由救助人造成，对救助人起诉，谁负有举证责任？
如果规定由救助人负举证责任，救助人不去施救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整个社会好善乐施的美好风尚将难于提倡。

相反，如果规定由被救助人负举证责任，救助人去施救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因为救助人免除了后顾之忧。

3.第三人财产损失的承担问题
在有些救助过程中，因情况紧急需要借助第三人的财物进行救助，从而不得已造成第三人财产的损失。

由救助人承担有失公平正义，而被救助人能够在合理的限度内承担责任，但如果财物的损失在被救助人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外，则有损第三人的利益。

因此，在对救助行为的保护上，应当进行社会救济，确立国家的补偿责任，以弘扬社会正气。

4.关于救助人的损害赔偿问题
在救助他人过程中，由于需要排除风险，救助人可能自身遭到人身伤害甚至牺牲生命。

笔者认为，救助行为的法律保护应当对救助人遭受的损害补偿问题加以规定，并且建议根据我国国情采用综合补偿的机制，即先参照无因管理制度，由被救助人予以补偿。

被救助人无力补偿的，可考虑采取国家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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