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河南财经学院经济学系，河南郑州450002）摘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有企业改革的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不否认在局部地区的少数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私有化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是在西方产权理论误导下才出现的，而民营化改制恰恰又成为国企私有化的隐蔽形式。

因此，必须揭示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实质，解释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发生的真正原因，从而反思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思想与路径选择。

关键词：民营化；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所有权；产权改制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2674（2006）06收稿日期：2006 —03—1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5CJY02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美平（1970－），女，山东曹县人，经济学博士，河南财经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经济理论。

、西方产权理论误导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的确需要对其进行改革。

其中，产权改革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内容之一然而，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哪一种产权观作为指导思想却是我们首先应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改革开放中，客观存在两种产权观：马克思主义产权观与非马克思主义产权观。

前者认为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谈产权，解决产权问题必须维护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坚持按社会主义产权规律办事；后者则以西方产权理论中的“产权清晰” 为名义，提倡走私有化道路。

而国内个别学者所谈到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指导思想正是西方产权理论中的“产权清晰论”。

运用西方产权理论，他们是这样来论述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首先，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掌握了企业的实际剩余权。

其次，分析了国有企业的这种变化是一种不规范的产权分离体制，即名义国家所有权和实际企业所有权的分离。

再次，指出国有企业这种不规范的产权分离体制的弊端，即为寻租者提供了机会，破坏了公平竞争，而且，即使从纯粹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也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

同时，又阐明了产生这些弊端的结果：不被法律承认的企业实际所有权往往会产生大量短期行为。

最后，个别学者为我们指出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制方案――把不合理的名义国家所有权的外壳脱去，转变为名符其实的企业所有权。

这就是国内个别学者所主张的民营化――主要由经营者购买企业控制权或所有权。

显然，在个别学者看来，国有企业产权是不明晰的，而明晰国有企业产权的方法是让经营者购买企业控制权或所有权。

也就是说，企业所有权落实到具体的经营者名下，这才算实现了西方产权理论中所说的“产权清晰” 。

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西方产权理论误导下的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经营者凭借什么可以购买国有企业控制权或所有权。

如果这个经营者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作为工薪阶层的国企经营者又怎能买得起一个国有企业呢?不要说大型国有企业买不起，即使是中小型国有企业也难以凭借工薪收入买得起；如果这个经营者是私营企业的经营者，这不正是明明白白的私有化吗?事实上，一旦国有企业所有权被原来的厂长或经理所拥有，便成为厂长或经理的私有财产，这不同样是堂而皇之的私有化吗?与其说这种卖国有企业的方式是“明晰产权” ，不如说是掠夺工人阶级辛辛苦苦几十年创造的财富。

更有甚者，还把这种所谓的“明晰产权”的方式称为MBO 即管理层收购。

其不知，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企饱私囊” 的行为!试问，在已经进行了所谓MBO 的国有企业中，又有几个经营者为购买国企所有权而真正付出了代价呢?所谓的MBO 不过是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形式罢了第二，国有企业真的是因产权不明晰而导致效率低下吗有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经营者只有通过民营化即产权改制才能成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而此时的国有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则合二为一了。

只有国有企业的产权清晰了，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才不会出现财务利润基本上围绕零波动的现象，企业效率因此方能得到提高。

如果像个别学者所说的那样，恐怕只有所有者与经营者统一的古典业主制企业才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而这恰恰与当代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为基础的大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正好相矛盾。

这是其一。

其二，倘若国有企业真的是处于零利润状态，又有哪一个经理或厂长愿意买下这根本不能赢利的企业呢?可见，借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处于零利润状态之名，用“产权明晰论”作掩护，把真正仍有赢利能力的国有企业窃为己有才是西方产权论的鼓吹者、支持者与实践者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其三，如果国有企业真的无效率，建国五十七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又是哪些企业做出的呢?第三，国有企业产权是清晰的，根本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西方产权理论误导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在于“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根据马克思主义产权观，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清晰的，它归属于所有在国有企业中工作过的与工作着的职工，这些职工才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他们才是国有产权的拥有者! 正如世界著名法律经济学家波斯那所指出的那样：从法理上讲，私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从财产归属角度来看都是明晰的，对于企业制度的效率而言，这种最终产权的性质并不能对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起决定性作用，治理结构的建设以及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安排才是企业效率的核心。

看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重心就不该放在“神话” 般的产权问题上。

难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明确指出：“‘产权'神话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因为它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

”可见，将“产权明晰”等同于“私有化”与将“国有企业改革等同于私有产权改革”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一、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真正原因在少数学者的文章中，多次运用“利益相关者”一词来阐述国有企业民营化。

他们认为，政府在退出国有企业的政策导向下，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为基础进行产权权益关系的调整，表现为一种半自发特征的民营化改革，这是中国渐进性改革的企业基础，也是形成中国市场化和民营化转轨过程的典型特征。

竞争市场就是在这样不断地促使企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进行各种新的利益选择和重组，其行为的互动关系，则形成了某种有利于企业民营化的发展趋势。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利益相关者”是哪个国家在什么时期针对什么而提出的理论，然后再分析一下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来论述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否合适。

所谓“利益相关者原理”是美国29 个州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针对传统的公司法的修改而提出的，传统的公司法的核心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股东至上”原则，而新的公司法要修改的部分正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股东至上”原则。

他们认为，作为所有者的股东只是利益相关者之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权力安排以及破产程序中必须兼顾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雇佣劳动”的私有制逻辑存在的巨大缺陷进行的一次理论上与制度上的修正。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个别学者却用美国的“利益相关者原理”去论证这个原理要修正的内容一一国有产权的私有化问题，要知道，为了适合本国具体的制度环境，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美国企业制度，不仅已被德国和日本进行了多次创新和扬弃，形成了“双层控制治理模式”和“年功序列”等制度创新，而且也已被美国自己的经济学界与法学界进行了多次修改与创新。

就连美国自身都开始对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企业制度进行革新，我们却又如何来抱住被美国已扬弃的旧企业制度而大加赞扬呢?况且，我国政府所说的要构建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可能等于美式企业制度。

接下来要解释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民营化为什么会发生? 或者说，政府与国有企业经营者因何会主动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不破译这个疑团，就无法认识清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有的学者是这样回答上述问题的，认为“政府的民营化改制目标是为了摆脱亏损和承担相应的责任” ，接下来又指出：如果企业有较高利润，能同时满足政府作为所有者和执政者的业绩要求，则政府通常不会选择退出国有企业；如果企业利润率为零或企业名义利润率为零或企业实际利润率为零或企业表现为持续负利润，这时政府都会选择尽快退出。

按照个别学者的逻辑，被老百姓视为救星的各级政府原来只能“锦上添花” ――国有企业赢利时享受国企的名与利，而不能“雪中送炭”一一国有企业亏损时不能扶危济困。

我们认为，对于政府而言，现实生活中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决不是这么简单的两种处理办法便可以完全囊括得了的。

显然，个别地方的政府与经营者的行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西方产权理论的误导。

在西方产权理论的误导下，个别地方的政府以所有者的身份主动成为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决策主体，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积极的态度成为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实施主体，这说明其中必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与主客观原因。

事实上，政府自认为“政府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这一认识从法律上讲就是错误的。

如前所述，国有企业及其所拥有的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是创造国有资产的职工，其所有权属于全国人民，至于各级政府只是受全国人民的委托，代表国家履行出资者职权。

鉴于此，从法律角度看，各级政府根本就没有权力任意处置国有企业及其所拥有的国有资产，它只能在授权委托的权限范围内进行决策，而真正有权力处置国有企业及其所拥有的国有资产的主体应是能够代表国企职工利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即使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处置国有企业及其所拥有的国有资产时，也必须是建立在充分听取了国有企业职工意见基础上方能进行与实施。

政府没有权力决定国有企业及其国有资产的去向，真正有权力的决策主体应该是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做出最后的决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分级行使所有权”应该指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所有权”而不是“各级政府行使所有权” 。

所以，从法律上讲，“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政府”与“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代表”这两种提法都是错误的。

既然政府不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的政府又为何热衷于国有企业民营化呢?或者说，个别地方的政府为何积极主张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呢?有的学者认为，“政府选择是否退出或是否民营化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权衡政府在企业的实际收益和成本的关系。

”明明是为了满足政府中个别官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才去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却硬要说成是“权衡政府在企业的实际收益和成本的关系” 再者，为何国有企业中有的经营者也愿意接受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制方案呢?主张西方产权清晰论的学者认为：经营者能力越强的，往往越能发现企业的潜力，其对于民营化的动机就越强；反之，经营者能力越弱的，往往越无法发现企业潜力，其民营化的阻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