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渠灌区的发展与演变令福在战国时代人兴修的两大水利工程中，位于南方平原的都江堰因其经济效益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提高而闻名，至今已是世界文化遗产。
位于北方关中平原的国渠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声誉。
我认为汉六辅渠、汉白渠、唐白渠、宋丰利渠、元王御史渠、明广惠渠、清龙洞渠与近现代的泾惠渠都是国渠持续发展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渠也是几乎持续两千多年的大型水利工程，而且其发展轨迹明确，充分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一、国渠是沿北山由泾到洛跨流域供水的大型淤灌工程历史文献详细记载了国渠的修建过程、经行路线、经济效益与淤灌压碱性质。
《史记·河渠书》曰：“闻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国间说，令凿泾水自中邸瓠口为渠，并北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中作而觉，欲杀国。
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之利也’。
以为然，卒使就渠。
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
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国渠”。
《汉书·沟洫志》所记基本相同。
据《史记·六国年表》，王政元年（前246），“作国渠”。
《汉书·沟洫志》则曰：“自国渠起，至元鼎六年（前111）百三十六年”。
二书所记年份完全相符，证明国渠创修年代必为王政元年，即公元前246年。
国渠并不是一般的引水灌溉工程，而是具有淤灌压碱性质的大型水利工程。
《史记·河渠书》明言：“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
《汉书·沟洫志》也说：“渠成而用（溉）注填阏之水，溉泻卤之地”。
其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
唐人颜师古注曰：“注，引也。
阏读与淤同，音于据反。
填阏谓壅泥也。
言引淤浊之水灌碱卤之田，更令肥美，故一亩之收至六斛四斗”。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渠所引之水为高泥沙浑水。
泾水为多泥沙河流，汉人歌之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今人测量结果是，泾水多年平均含沙量高达每立方米180公斤以上。
这种从陇东高原带下来含有机质的泥沙，随水一起输送到低洼沼泽盐碱地区，则有淤高地面、冲刷盐碱、改沼泽盐卤为沃野良田的功效。
二是渠淤灌之地是末垦殖的沼泽盐碱地，不是农耕地。
《史记》明确地说是“溉泽卤之地”，《汉书》则说“溉泻卤之地”。
泻是指咸水浸渍的土地，其实意思并无不同。
国渠首起瓠口，傍北行入洛，共三百余里，其渠道以南地势相对低洼，原为泾渭清浊洛诸水汇渚，形成面积广大的湖泊沼泽区域，后经河流携带泥沙与风吹黄土的堆积淤高，陆续有陆地生成，也有了人类居住的遗迹。
部分遗留下来的湖泊逐渐富营养化，杂草生长，发展成沮洳（沼泽）之地。
在湖泊沼泽陆地之间，土质多带卤性，是盐碱严重之区，非有河流冲刷碱卤不能种植，而靠自然河流的塑造，已有少量土地成为垦殖之田，但较为零星。
国渠的开凿，人为大规模引来浑水淤灌，始迅速淤成良田美壤，“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
也就是说，国渠不是浇灌农田，而主要在于引浑淤地，改良低洼盐碱，扩大耕地面积，使关中东部低洼平原得到基本开发。
《史记》《汉书》记载国渠线只有十个字，“并北注洛三百余里”，虽很简略，但也说明了两大问题，一是渠沿关中北山之南缘，自西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布置在灌区北边较高的地带，走的是高线。
由于泾洛之间这块平原西北高东南低，故其能够控制的自流淤灌面积较大。
二是渠首引泾水，尾注洛河，长达三百余里。
北郦道元《水经注·沮水》较详细地记载了渠路线，渠自瓠口引泾水后，“渠渎东迳宜秋城北，又东迳南。
……渠又东，迳舍车宫南，绝治谷水。
渠故渎又东，迳巀辥山南，池阳县故城北，又东绝清水，又东迳北原下，浊水注焉。
……又东，历原，迳曲梁城北，又东迳太上陵南原下，北屈，经原东，与沮水合。
……沮循渠，东迳当道城南，……又东迳莲芍县故城北，……又东，迳粟邑县故城北……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
其中指示国渠渠线走向的地名有二山、四水、三原、七城、一宫、一陵。
1974年，西北大学历史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泾惠渠管理局共同组成了调查组勘察了国渠渠线及其相关问题。
当时根据《水经注》的记述和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结合大比例尺地形图和各地地形特点，绘制出了国渠的基本路线，泾管局档案室藏有原件，公开发表的可参见西北大学历史系《国渠》编写组编著的《国渠》一书与健超先生的论文[1]。
其所绘渠线大致沿海拔450－370米的高程，自西向东，循北原而行，修建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由渠首瓠口到入洛河的实际长度126.03公里，由汉代一里约为414米，三百里相当于124公里，故文献记载长度与所绘颇为接近；渠首海拔高约450米，渠尾高约370米，首尾高差80米，渠道平均坡降为0.6‰。
国渠引泾注洛三百余里，其间经过几条自然河流，这些河流原皆是由北部山原发源向东南汇入渭河的，与自西而东的渠不可避免地形成交叉。
渠是如何处理这种与天然河流的交叉的呢？按《水经注·沮水》记载，渠“绝冶谷水”、“绝清水”、“与沮水合”，浊水也是注入渠的，即是将沿途与渠道交叉的各河流“横绝”而过。
由于当时河床尚未深切，河浅滩平，渠横穿沿途诸交叉河流时多采用筑坝、修堰、开沟等方式，拦截或导流诸川水入渠，充分利用各小河水利资源补充水量，使泾河至洛河之间的淤灌渠道连成一片，开创了跨流域大规模输水的水利工程先例。
二、汉六辅渠、白渠改造国渠为南北两大干渠的灌溉工程西汉六辅渠、白渠的修建对国渠意义重大，它们不仅使引泾水利工程发生了从淤灌到浇灌的技术转变，而且实现了由主要淤灌低洼盐碱地到浇灌高平农田的空间转移，形成了南北两大干渠的农田灌溉工程。
六辅渠是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开凿的，《汉书·沟洫志》曰：“自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国傍高卬之田”。
六辅渠是对国渠渠系工程的改造，使其性质大变，由淤灌造田转变为浇灌农田，可称得上中国北方大型引河浇田水利工程的开端。
关于六辅渠的修建围及引水之源，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倪宽传》中明确地说，六辅渠“则于国上流南岸更开六道小渠以辅助溉灌耳。
今雍州云阳、三原两县界此渠尚存，乡人名曰六渠，亦号辅渠。
故《河渠书》云：关则辅渠灵轵，是也”。
其注《汉书·沟洫志》时也说：六辅渠“在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也”。
是说六辅渠以国渠为水源，在渠南岸修建了六条支渠以辅助灌溉。
唐代六辅渠遗制尚存，除颜师古所载已如上引外，吉甫也有记载：“今此县（指云阳县）与三原界六道小渠犹有存者”[2]。
六辅渠是从渠干渠中开六条小渠以辅助渠的，但灌溉对象却不一样，渠是“溉泽卤之地”，六辅渠是“益溉国旁高卬之田”，前者是淤灌性质，后者是浇灌农田性质。
至六辅渠建成，关规模引河灌渠才有了今天意义上的农田水利性质。
六辅渠又叫“辅渠”，同时也称“六渠”，谓有六条渠道。
从其名称看，六辅渠很象渠的六条支渠，多股引水，与今天的农田水利渠系相同。
而且其浇灌之田正是渠未能淤灌地方的已垦成农田。
渠是淤灌性质，引流浑水，为防其淤塞渠道，故要求输水支渠比降较大，这样向下引流，必有一些较高之处无法自流引到，而实际上这些高地也不需淤灌，人们早已开垦成农田。
现修六辅渠，适当缩小比降，到了下游地段，支渠将可浇灌到高程相对以较高的农田，这是毫无疑问的。
六辅渠是中国北方大型引河灌田水利工程的创始，在此之前虽有些引水灌田的陂池蓄水型工程，但规模特小，无法与六辅渠这种引河灌渠相提并论。
六辅渠虽只是国渠的六个支渠，但其改变了渠的淤灌性质，使之增加了浇灌农田的容，成为淤灌与浇灌并举，并越来越以浇灌为主的引泾工程。
初时渠的淤灌功能不可能完全丧失，因其控制围还有一些低洼盐碱地需要淤高改良。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在汛期，引浑淤灌，来发挥渠原有的功效，而在平水期，高地农作物需要额外补充水份时，六辅渠又能发挥浇田抗旱之作用。
因渠渠线较长，引水河流多，此两种效用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国渠引浑淤灌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在数量或外延上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相对于此，六辅渠（也包括六辅渠改造过的国渠）引水浇灌农田，使农作物增加了抗旱保收、丰收的能力，提高了粮食亩产量，不仅可保证渠新开辟农田的增产，而且连过去已有的旱田也可进行浇灌达到了增产丰收，则是从深层次的涵上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如果说渠的淤灌促使了关中农业区的形成，则六辅渠的浇灌水利可以促成关中农业区更上一层楼，达到中国古代史上的充分开发。
六辅渠上承国渠，又改造了国渠，下启白渠，具有由淤灌向浇灌水利工程转变的承上启下作用，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应该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六辅渠兴修十六年后的太始二年（前95），关中又兴修了著名的白渠。
《汉书·沟洫志》曰：“后十六岁，太始二年，夫白公复奏穿渠。
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
白渠的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较为持续稳定地建立了旱地农区的大型浇灌系统，其与北部的经过六辅渠改造后的国渠形成引泾灌区的南北两大干渠，浇灌和淤灌着广大的农田和荒地，使渠下田获得丰产丰收，关中农业区走向繁荣，使泾水东部平原成为关中最为发达的地区，建成为供应都城长安数十万人口衣食所需的重要经济基地。
《汉书·沟洫志》曾给其经济效益以高度评价：“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
国在前，白渠起后。
举锸为云，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言此两渠饶也”。
班固《西都赋》极铺关中白两渠的作用：“下有白之沃，衣食之源。
提封五万，疆场倚分。
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锸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3]。
这正可反映汉代白并存时的情形。
我认为汉白渠与国渠是引泾灌溉渠系的南北两大干渠，可以说是国渠的发展。
这与上世纪出版的权威水利史著作《中国水利史稿》的观点基本相同。
《中国水利史稿》认为，白渠建成后，“国渠当时仍维持石川河以西旧道，白渠则在国渠之南，白二渠是一个灌区的南北两条渠。
此后白齐名，并往往统称为白渠”。
[4]。
西汉以后国渠经过历代的多次修复，仍然断续地发挥其放淤与浇灌的作用，历晋北朝，在到唐代中期，才发生了重要变化。
西晋时，江统有《徙戎论》，见《晋书·江统传》。
其中言：“夫关中土沃物丰……加以泾渭之灌，溉其泻卤，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
似乎晋时白二渠仍然维持着不错的局面，岳《西征赋》也说：“北有清渭浊泾，兰池周曲，浸决白之渠”[5]。
后来五胡侵入，关中沦为战地，农业经济残破，水利设施也遭废弃，但在前苻坚时，白故渠仍然得以恢复。
《晋书·苻坚载记》载其事曰：“（苻）坚以关中水旱不时，依白故事，发其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
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
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是“依白故事”，所灌乃“冈卤之田”，对冈地乃是引渠水浇灌农田，以象白渠、六辅渠那样；而卤地则只能象国渠那样进行放淤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