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介绍之五（隋代）敦煌石窟介绍之五（隋代）隋代洞窟介绍隋代从王朝立国开始，就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战胜吐谷浑与突厥，巩固了自己的西北边防疆土，敦煌莫高窟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走向自己艺术顶峰前的兴盛期。

杨坚、杨广两代佞佛，用封建法律与皇权的手段弘扬佛教，并对河西走廊、西域用兵频繁，促进了石窟寺建造的不断兴盛。

隋代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在原有的汉晋传统结合外来影响所形成的地方风格的基础上，面临中原文化艺术与西域文化艺术两种风格的熏染，从多方面不断融合、取舍、探索，准备着一个新的文化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

敦煌莫高窟除去后代凿窟毁去的残龛，现存隋代三十七年间开凿的洞窟七十余个：第56、59、62、63、64、206、253、255、262、266、274、276、277、278、279、280、284、292、293、295、302、303、304、305、311、312、313、314、315、316、317、388、393、394、396、397、398、401、402、403、404、405、406、407、410、411、412、413、414、416、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30、433、434、436、451、453、455和485等窟。

隋承周制，敦煌莫高窟艺术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以前，带有浓厚的北朝风格，还属于北朝佛教艺术的范畴。

人物造型、内容布局、窟形、色彩和装饰纹样的运用，都与北周洞窟艺术风格接近。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南北统一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在文化艺术上开始走向其极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空前通畅，海西三道总凑于敦煌。

政治使节、远征士卒、商旅队伍、僧者伎乐东来西去，西来东去，一派兴盛繁荣景象。

敦煌玉门关、阳关之外，无尽的瀚海，不测的旅途艰险，自然激发人们离别敦煌前向石窟寺布施、祈求平安、鼓舞勇气的感情需求，为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出现了质量和数量上都超越前代的空前现象。

这一时期莫高窟的佛和菩萨造像，大都是广额丰颐、体态健硕、腹部微凸、神情怡脱的“度济者”，仿佛他们也将以自己雄健的体格和开朗乐观的情绪去远征西行，去穿越冰山沙漠横亘、狂风酷热肆虐的漫长古道。

同时，佛和菩萨被装饰得十分华丽，大都“佩金玉、被锦罽”。

雁行成列的伎乐飞天，在洞窟壁顶的蓝天里追逐翱翔，错彩成行的千佛，晃灼着信徒眼目的金色面孔，在石窟深处闪烁着它们的幽光。

壁画上细致繁丽的风格和塑像衣褶彻底改变了阶梯式的作法，而变为贴体流畅的衣纹。

佛和菩萨的装饰物也由石窟艺术家以运往海西的丝绸和织锦图案来纹饰，佛的袈裟上、菩萨的衣裙上艺术而现实地绘画有“联珠狩猎纹”、“联珠飞马纹”、“菱形狮凤纹”、“菱形团花”、“棋格团花”等。

隋代敦煌莫高窟修窟的窟形，先有须弥山式中心塔柱，以后多是西壁开龛或西南北三壁开龛的覆斗顶方形窟、人字披顶方形窟，还有了三面开龛的中心龛柱与前部三铺大像结合在一起的新形式。

在绘画题材上，作为佛经“变相”的经变画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结构也趋于宏伟，除去图解抽象的教义，还包含着一些故事情节的描绘，画面结构也适应新的内容创造出了新的形式。

隋代莫高窟壁画上出现了“阿弥陀经变”、“药师经变”、“弥勒上生经变”、“维摩诘经变”等结构简单的经变和鸿篇巨制的结构比较自由的“法华经变”等，是为敦煌莫高窟经变画艺术的探索时期，为唐代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隋时期是敦煌莫高窟艺术的探索时期。

虽然隋代是个短暂的王朝，共维持了38年，却在莫高窟中留存了70余个洞窟，而且有些洞窟规模宏大。

在隋文帝统治的20年间和大业初期，当时敦煌正处于经济繁荣时期，这是修建石窟的物质基础。

隋代洞窟的塑画艺术的保存，相当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隋代敦煌石窟建筑的位置，主要是从南段中心的魏窟群向北端和下层发展，与魏窟共占了长约400米的崖面，其中也有少数隋窟是对原魏窟的修改，从隋代壁画的下层可以剥露出魏画。

隋窟的窟形大体上和魏窟相似，仍按北魏中心柱窟，于主室后部凿有直通窟顶的中心柱。

还出现了另一种中心柱窟。

石窟平面为方形，中心柱下部为方坛，中心柱上部呈倒塔形直通窟顶，塔刹四龙环绕，以象征为须弥山。

窟顶前部有人字披，后部有平基。

最主要的窟形是殿堂窟(即覆斗顶窟)。

这一种洞窟的平面为正方形，窟顶作覆斗状，窟顶四面呈斜披。

在隋代窟中，有的正面开龛，有的三面开龛，有的作马蹄形佛床，有的依壁造像，布局多种多样。

第292、427等窟就属中心柱窟。

第302、303窟为方形窟。

第407窟即属覆斗顶窟。

隋代石窟形制的变化，主要呈现在窟内布局和内容上。

由于早期洞窟，多以说法、禅定和弥勒等塑像为主尊，到了隋代则普遍出现了群塑。

一些在建筑空间上很典型的中心柱窟，窟内布局也有所改变，如第292、427窟，以三铺大立佛为主体，形成一派庄严的佛堂气氛。

隋代的石窟形制和内部布局，注重摹仿中原寺院，西域石窟的影响已逐渐消失。

随着时代的变化，敦煌建筑画也就随着变化。

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

到了隋代，已经把宫殿、寺院渲染在经变画中，天宫经变建筑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殿二楼的典型代表。

建筑画很简单，很单调。

第423窟前部人字披顶西披画《弥勒上生经变》，就反映了弥勒菩萨常坐宫中为诸天人讲经说法的情景。

这幅建筑画没有表现建筑的体积和建筑的纵深空间，整个建筑画画面简单，气氛单调。

隋代的壁画在各个主题都有鲜明特点。

（1）佛像画(尊像画)敦煌莫高窟隋代壁画仍以本生故事为主体，说法图逐渐为发展起来的经变画所代替，单身菩萨像出现并逐渐增多，图案纹样画更加富丽多彩。

第420窟就是隋代洞窟，东壁门上的释迦牟尼说法图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佛居中，结跏趺坐于金刚宝座上，作说法相，左有观世音菩萨，右有大势至菩萨，十大弟子分别在佛和菩萨的身后。

此图共画佛陀、菩萨、弟子十三身。

绘全十大弟子是隋代说法图的一大特点。

人物造型和彩塑造型相一致。

在隋代第303窟的北壁千佛图案中，还有一幅二佛说法图。

释迦牟尼佛和多宝佛均一腿平放，一腿曲抬，手作说法印，坐于双狮座上，二佛身后各有捧着莲花的供养菩萨，二佛两侧各有一身手持莲花的胁侍菩萨。

图形有了新的特点，多宝塔画成佛龛形，二佛坐于龛内。

人物也增多了。

人物造型和绘画技艺仍沿用北周风格，四周的小千佛仍沿用西域晕染法色彩变色后的小字脸。

隋代单身菩萨像逐渐增多。

具有代表性的是第394窟和第276窟。

西壁佛龛两侧中间各画一身胁侍菩萨。

南侧的观音菩萨，脸形方圆，弯眉细眼，大耳垂肩，头有桃形三色圆光，戴三珠宝冠，披天衣，露前胸，系长裙，赤足踩大莲座，左手提净瓶于腰下，右手举火焰宝珠，身边有莲枝攀绕。

在276窟中，迦叶身旁有一尊观音菩萨像，脸形丰圆，弯眉细眼，棱鼻厚唇，唇边有蝌蚪式小胡子。

头有三色圆光，戴化佛宝冠。

露前胸，披天衣，系长裙，配饰有项圈、手镯、臂钏、璎珞、流苏。

赤足踩大莲花，右手举柳枝于肩下，左手持净瓶于胸前。

此观音菩萨的造型已有变化，身材修长，脸形丰圆，神态也比较慈祥，衣饰华丽，已脱离隋代风格，向唐代菩萨过渡。

供养菩萨在隋前期和彩塑造型的风格相一致。

头大身短，面相丰圆，肩宽腹圆，体态健美。

在绘画技艺上，肉体用中原式晕染。

第420窟的六身供养菩萨就具有这种特点。

第402窟是隋晚期的洞窟。

供养菩萨的造型已有明显的变化，脸形长圆，弯眉细眼，棱鼻厚唇。

菩萨的衣饰华丽，色彩鲜艳。

隋代已不采用单幅画的形式，完全用横列的手卷式的连环画出现。

故事分段更细，表现也更为复杂，背景的山水树木屋宇，尤富于装饰的情趣。

所用的颜色，以青、绿、白、棕为主。

（2）本生故事画敦煌莫高窟北周第428窟，隋代第419窟，宋代第454窟，《须达拿太子施象》壁画故事是其代表作。

另有北周第294窟，隋代第423窟、427窟，唐代第9窟亦有反映此题材故事画。

内容根据《太子须达拿经》绘画。

壁画故事有两种表现形式：第294窟、419窟、423窟、427窟、428窟为横卷式连环画，有“S”形和上下犬牙交错进行式两种构图；第9窟、454窟为连续画面按顺序描绘的屏风画形式。

隋代第419窟《须达拿太子施象》故事画，画面构图灵活多变，主要情节画面较大并放于横卷中心位置；而次要情节画面较小并放于主要情节画面的上下和周围。

（3）经变画经变在这个时候逐渐得到发展，题材渐渐多了起来，构图也力求生动与变化。

《法华经变》最早出现在隋代，也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在莫高窟第419、420、303、313窟。

但是第420窟中的《法华经变》是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个。

《法华经变》有六品：《序品》、《方便品》、《譬喻品》、《见宝塔品》、《观音普门品》等。

第420窟中就有四品：北披是《序品》，南披是《譬喻品》，西披是《方便品》，东披是《普门品》。

整个画面十分密集，以小组画为主，画与画之间用楼阁房屋、青山绿水相隔。

《维摩诘经》也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

它共分十四品。

《维摩诘经》最早也出现在隋代，在420窟中绘制。

它主要内容是：在毗耶城有一位大居士，名叫维摩诘，他精通大乘佛教的哲理，善于辩论。

因装病在家，释迦牟尼知道以后，就先后派了十大弟子、弥勒等四大菩萨前去问疾。

但谁都害怕维摩诘的弘理辩论，都不敢前往。

最后，文殊菩萨承佛旨，前往问疾。

画面上维摩诘盘坐在殿前中央，双眉紧锁，面庞消瘦，手执麈尾，扬头向前，慷慨激昂，似乎正和前来问疾的文殊菩萨展开激烈的辩论。

《药师经变》也是莫高窟壁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早出自隋代。

它的主要内容反映东方药师佛国中各类佛神之间地位关系，没有描绘极乐净土美妙景象。

在隋第394、417、433、436窟中，都绘有《药师经变》。

第433窟的药师佛盘坐在莲台上，作说法相，身后有背光，有华盖，两侧有站立在莲花上的两身菩萨，即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与药师佛合称为“东方三圣”，供养药师佛，祈福消灾，免遭诸难，超度亡灵。

（4）供养人画像隋代供养人画像，继承北周传统，保持着装饰效果和程式化手法，大多画于石窟下部。

隋第390窟绘画供养人83身及从者80余人，男供养人幞头靴袍，或襦裙大裘，捧花盆；女供养人头饰盘髻，身体修长，穿窄袖小衫，系长裙，披帛很自如地从两肩或两肘弯垂下，其手捧花枝，动作优雅，色调柔和。

在供养人行列中还出现了一些比较活泼的场面，有车辆、牛马和奴婢随从，还有供养女乐一组，分别演奏着琵琶、箜篌、方响、横笛、排箫等诸般乐器，缓缓行进。

（5）图案画隋代壁画中最丰富多彩的还是图案画。

图案不仅大量用于菩萨塑像及画像的衣饰中，也用于它身后的背光、龛楣及窟顶等处。

藻井尤为富丽，其结构大都为中央是莲花，四框是各种二方连续图案。

第407窟的顶部藻井比较宽大，有八瓣大莲花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