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虞文清(湖州师范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摘要:认识社会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
建国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经历了从模式到特征,从特征到本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不全面到比较全面,步步深入,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果。
正是因为认识的逐渐清晰,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有了较好地把握和灵活的运用。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认识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当年中苏论战的核心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1](P10)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第一次作了比较系统而又是初步的回答;江泽民和胡锦涛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回答。
一、关于社会主义奋斗目标与发展阶段问题党的三代领导人明确的是大目标,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
但对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什么发展阶段,认识不尽一致。
毛泽东认识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过三次变化:一是“大跃进”时期的“急于过渡”思想,典型的说法是“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了” [2](P294);二是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提出可以分为“发达的社会主义”与“不发达社会主义”概念,其中“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类似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没有深入研究下去,而且这样的认识停留的时间很短,可以说是灵光闪现或者说昙花一现;三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大过渡”理论,认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总的看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是超前的。
他的理想是在有生之年,在国际上埋藏帝修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从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在国内建设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破四旧,立四新”,扫除一切社会阴暗面,从而达到“祖国山河一片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大前后,邓小平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发展战略上,把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往后顺延了50年,提出20世纪末中国只能达到“小康”状态。
全面实现现代化则要到21世纪中叶。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邓小平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
”[3](P96)江泽民一方面完善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另一方面是重点描绘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蓝图,这个小康社会应该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发达、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
在国际关系上,江泽民提出了“世界是丰富多彩”观点,“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4](P524)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
这个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不是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段,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胡锦涛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5](P45)二、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共同点都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但在国内主要矛盾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认识上有重大区别。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为只有才能让社会主义“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在工作中心上主流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
江泽民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江泽民关注的重点除了经济发展之外,更多地考虑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胡锦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它与“立国之本”、“强国之路”一起,构成了我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三大法宝”。
科学发展观与以往的发展观相比,更加强调统筹兼顾与协调发展。
三、关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三代领导人的共同点都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区别在于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看法不同。
毛泽东主张的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即所有制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
虽然也提出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等观点,但总体上看其思想的主流是“要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
他认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够完善的表现。
虽然“大跃进”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在生产关系上比先前有所后退,但底线是“小集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于个体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是坚决反对的。
在所有制问题上,邓小平的思想比较开放,早在1962年他就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3](P323)就是著名的“猫论”。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思想。
江泽民提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方面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变通的“经济成份”上升为“所有制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一种政策提高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上;另一方面明确提出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相区别的观点。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这里的关键词是把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放在平等的地位,公平竞争,“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四、关于分配方式问题三代领导人的共同点都是主张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但在是否允许贫富差别和其他分配方式存在上有不同看法。
毛泽东主张的是单一的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其实倡导的是平均主义分配方式。
企业实现的是“八级工资制”,基本上属于论资排辈;农村生产队实现的是“评工记分”,只有微小的差别。
即便这样差别,也把它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试图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
虽然理论上毛泽东也主张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真的有人先富起来后又误以为是“两极分化”。
在分配问题上邓小平主张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打破平均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一部分条件好的地区先发展起来。
最终目标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方式方法是“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
江泽民同样主张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新贡献是对“多种分配方式”的内涵作出了界定,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5](P540)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一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只用于满足消费需求,后者则用物扩大再生产。
五、关于经济体制三代领导人的共同点都主张建立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毛泽东主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基本上照搬照抄了苏联斯大林模式。
虽然短时期内也毛泽东也提出过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张,但中苏论战发生后,很快又回到维护斯大林模式的道路上去了。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在经济体制上公开否定斯大林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就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江泽民在明确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观点。
江泽民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胡锦涛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六、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共同特点都是快速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
不同之处在于方法手段的差别。
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毛泽东主张的是“抓革命,促生产”,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方式。
“大跃进”运动是这样,治理大江大河是这样,“农业学大寨”也是这样。
在经济增长方式上,邓小平主张依靠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
江泽民在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基础上提出“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基础上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在邓小平主张“科教兴国”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
胡锦涛把原先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不同的发展理念与思路,更加注重社会进步与全面发展。
把“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改变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反映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七、关于外部环境问题三代领导人都有对外开放的思想。
但开放的程度与内容上有很大差距。
毛泽东主张的“对外开放”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把与外国打交道简单化为“外援”与“援外”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封锁和中苏关系的破裂后实际上走的是一条闭关锁国的道路。
与此同时,在对外援助上奉行的是“无私援助”。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主张对外开放,提出“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观点。
因此,邓小平提出设立经济特区,率先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大门也是越开越大。
江泽民主张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江泽民时代的对外开放,增加了“走出去”的思想,“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进转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