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调查与对策研究濮文起2013-1-14 13:51:19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贵阳)2011年6期内容摘要：19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强劲推行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与全国各地的民间宗教一样，天津民间宗教也出现了复活的态势，特别是步入21世纪以后，更是呈现出日益兴盛的发展趋势。

为了掌握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的真实情况，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笔者运用宗教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活跃在天津的民间宗教，展开了田野调查。

一年来，笔者走访了南开区、津南区、北辰区、西青区、东丽区、大港区、静海县、蓟县等地民间宗教活动比较盛行的七八个乡村城镇，调查了近百名男女老少信众，召开了十几次座谈会，并多次参加民间宗教举办的各种法会，现场观察了广大信众的信仰活动。

为了调查天津民间宗教与外埠民间宗教的渊源关系，笔者还前往河北省沧县、平乡县和山东省惠民县、章丘县，调查了那里的民间宗教活动。

此外，在调查过程中，笔者还采取社会学的“问卷”方法，向民间宗教信众发放了200份“问卷”。

与此同时，笔者又采用宗教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天津民间宗教历史进行了简略回溯。

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天津民间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就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当代天津宗教信仰领域中的民间宗教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调查；对策；研究作者简介：濮文起(1951-)，天津市人，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天津市公安警官学院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特聘教授。

一、天津民间宗教的历史与现状明中叶以来，天津是民间宗教活动盛行地区之一，如明中叶出现的无为教、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清初问世的天地门教、在理教，清中叶产生的太上门教，以及清末的义和拳教，民国时期的一贯道、九宫道、道院与世界红卍字会等教派，都曾在天津广泛流传，对天津民众的精神生活发生过重要影响。

目前，在天津从事活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民间宗教教派：(一)西大乘教，主要在西青区杨柳青一带活动，其活动场所是杨柳青镇的“普亮塔”西大乘教，明隆庆年间(1567-1571)，北直隶顺天保明寺(又称皇姑寺)尼姑归圆创立。

西大乘教以顺天保明寺为依托，将为皇亲国戚祈福禳灾、歌功颂德作为自己的主要宗教活动，因而得到了皇室的扶植和资助，遂使顺天保明寺成为“太后娘娘的香火院”。

由于皇亲国戚的信奉和庇护，西大乘教也随之迅速发展，信众遍及京畿各地。

入清以后，西大乘教继续以顺天保明寺为传教中心，在民间盛行。

康熙中叶，顺天保明寺失火被焚。

康熙五十年(1711)，当局拨发帑金，开始修复，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落成，康熙帝亲赐改名“显应寺”。

名称虽改，但该座寺院仍为西大乘教的传教基地，其流播地区，除华北各省外，还远及江西、安徽、四川等地。

流传在杨柳青一带的西大乘教，是清乾隆、嘉庆年间的一位名叫于成功的人所传。

于成功，雍正四年(1726)生，杨柳青镇人，兄弟排行第五，人称于五爷。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于成功前往直隶宛平县(今北京宛平县)拜西大乘教传人为师，法名“普亮”。

从此，于成功便在杨柳青一带传播西大乘教。

于成功传教时，常为贫苦乡亲治病解难，因而得到了广大乡民的爱戴。

嘉庆九年(1804)，于成功逝世后，西大乘教信众便于当年集资在杨柳青镇东南角为其建造一座砖塔，名曰“普亮塔”，并在塔后，修建坟墓，埋藏遗体。

此后，西大乘教信众就将普亮塔作为朝拜圣地，代代相传，直到如今。

普亮塔自嘉庆九年(1804)建成后，一直作为杨柳青镇一带西大乘教信众心中的圣地和杨柳青镇的一种景观被当地群众保护下来，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也没有被拆毁。

但是，由于年久失修，到了1980年代，普亮塔已岌岌可危。

1986年，杨柳青镇一带的西大乘教信众发起募资修缮普亮塔活动，并得到西青区(时称西郊区)文化局的资助，将普亮塔和于五爷坟墓修葺一新。

现在主持以普亮塔为中心的西大乘教信仰活动，是一位五十左右的佛教居士。

这位佛教居士自称天津市佛教协会原会长、大悲禅院原住持宝菡的俗家弟子，法名芷笙。

他还有两位助手，一男一女。

他们在主持西大乘教信仰活动时，均身穿佛教出家弟子常服；遇到重要法事活动，还要穿上佛教住持僧服，带领信众举行纪念活动。

以普亮塔为中心的西大乘教信仰活动，只有在每月初一、十五举行。

到普亮塔为于五爷上香化纸、叩头膜拜的信众，大多数为中老年妇女，也有一些青年男女，乃至少年儿童(由家长陪同)。

她们信奉于五爷，是为了祈求平安，包括为父母、家庭、子女祈求身体健康、无灾无病、全家和睦、幸福美满；也有一些患有各种疾病，特别是患有癔病即心理疾病的信众，为早日康复，祈求于五爷保佑。

由于杨柳青镇是“中国魅力文化传承名镇”和天津市著名旅游景点，因此，每当旅游旺季，我国内地和台湾、香港乃至日本、韩国等国家游客在游览杨柳青镇同时，也纷纷到普亮塔参观。

其中，一些游客也上香化纸，祈求平安，捐款捐物。

杨柳青镇西大乘教的组织与传承，自于成功时起，其组织就比较松散，只是于成功一人主持信仰活动。

于成功逝世后，到1990年代末，其传人一直没有中断。

只有到了张姓传人，因其患病卧床，再加上没有合适人选，故传人至今未定。

在此情况下，张姓传人便请出佛教居士芷笙主持杨柳青镇西大乘教信仰活动。

芷笙出面主持信仰活动，立即得到了广大信众的认可，因为在一般信众心目中，不仅是佛、道不分，而且佛、道与民间宗教也是不分的，或者认为西大乘教就是佛教。

(二)弘阳教，又称混元门，主要在北辰区一带活动。

明末以来，弘阳教曾在宜兴埠设有普荫堂，作为活动场所，后在“文革”中被拆毁，现没有固定活动场弘阳教，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北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今河北省曲周县)人韩太湖(1570-1598)创立。

弘阳教建立初期，极力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因而得到宫中权贵支持。

明清鼎革之际，弘阳教趁社会动乱之机，迅速在广大乡村集镇传播起来。

弘阳教最初在北京一带流行，入清以后，逐渐遍及华北、东北、湖南、湖北、四川等地。

清朝初年，弘阳教被清政府列入了申禁的“邪教”范围之内，多次兴起弘阳教案。

嘉庆十八年(1813)，因京畿地区的弘阳教团参与了天理教攻打皇宫的战斗，更成为清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

各地官府在清廷的统一部署下，大兴弘阳教案十数起之多。

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清当局不仅平毁了建在曲周县的韩祖庙，而且时任直隶地方官的黄育楩还专门著书《破邪详辩》，将其列为“居邪教之首”。

但是，弘阳教如野火春风，直到民国时期，仍在民间流传。

早在明朝末年，弘阳教就传入天津，并在宜兴埠建立“普荫堂”，作为举办宗教活动的场所，其传承是以“莲如妙了普光照五蕴皆空法道长”十四字为辈阶。

到了1960年代，已经传到“长”字辈。

此后，因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弘阳教在天津的传人基本中断。

但是，其信众至今没有绝迹。

每当乡民举办丧事时，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为亡者念经超度，有的还为主家堪舆阴宅。

(三)天地门教，又称一炷香教、金丹如意道等，在天津的活动范围较广，包括津南区、北辰区、西青区、大港区、静海县等区县都有它的活动踪迹。

其活动场所，一般设在当家师傅家中，直到1990年代初，才修建固定活动场所，如静海县独流镇下圈村修建的“道房”。

天地门教，清顺治七年(1650)，山东商河县(今山东省惠民县)董家林村人董计升(1619-1690)创立。

董计升创立天地门教后，按八卦收徒，首先在董家林收了八个弟子，号称“林传八支”，即长支李修真，二支刘绪武，三支张锡玉，四支杨念斋，五支石龙池，六支黄少业，七支马魁元，八支马开山；后又在章丘县杓峪山收了八个徒弟，号称“山传八支”，即徐明扬、董成所、邱慧斗、郝金声、于庆真、蔡九冈、邢振邦、杨超凡。

康熙中叶，董计升按八卦方位，将其弟子派往各地传教。

其中，“林传八支”第八支马开山领授的是坎卦，自山东出发，北上直隶沧州、天津一带传教。

此后，马开山一支在直隶沧州、天津一带道脉源长，日益兴盛。

天地门教在天津一带的历代传人如下：王桂林→刘永平→孙泰山→王和达→张存意→孙耀林→尚俊儒→尹魁如→阎秀玉→刘念山→王胜伯→侯玉山→赵显武，如果从马开山算起，至今已传承十六代。

天地门教创立后，曾在董计升的统领下，建立起“九宫八卦”的组织体系。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董计升去世后，这个组织体系随即瓦解，董计升弟子各自传教，各支之间，较少联系，因而成为一个松散的民间宗教组织。

天津一带的天地门教也继承了这种遗风，至今没有出现一位公认的总领天津一带天地门教的当家师傅，而是各自在所属区县举办活动。

只有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四董计升忌日时，他们才自发地相互联络，结伴到董计升故里董家林上香朝拜。

目前，在天津影响比较大的是津南区的天地门教。

其当家师傅是当地一名颇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的农民企业家，1990年代中叶，他从其师傅手中，领授教权，成为当家，有亲传弟子七人，信徒一千多人。

其他区县的天地门教，虽也有当家师傅及其信众，但与津南区的天地门教相比，在当家师傅宗教素质、信众人数以及举办活动等方面，均相形见绌。

(四)在理教，又称理门，主要在蓟县、天津市区活动在理教，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山东即墨县(今山东省即墨市)人羊宰(1621-1753)在直隶蓟州(今天津市蓟县)歧山澜水洞创立。

康熙四十年(1701)，羊宰开始下山传道。

他先后在直隶八个地方收了十四位弟子。

在羊宰下山传道所收的十四位弟子中，只有天津永丰屯的张吾山(1673-1765)曾于乾隆十年(1745年)晋山谒师，并领受师命，传道收徒。

他以劝导人们“戒食烟酒”为号召，使在理教在天津城乡流传起来。

此后，其弟子尹松岩(1729-1806)担起了弘道的重任。

乾隆三十年(1765)，尹松岩在天津城西永丰屯建立了在理教第一座公开活动场地——积善堂公所，史称西老公所，从此在理教以天津为大本营日益兴盛起来。

到1940年代末，已递传二十一代。

至清末民初，在理教已在天津建立大众(男信徒)公所104处、二众(女信徒)24处，遂使天津成为在理教传播中心。

羊宰逝世后，被在理教信众尊为第一代教宗羊祖，视其修炼地歧山为圣地，经在理教信众捐建的祖墓亭、日月亭、观音阁、玉皇殿等矗立在澜水洞两侧，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每年前往朝拜的在理教信众络绎不绝。

后因兵荒马乱，祖墓亭等建筑被毁。

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理教信众发起捐资活动，又将祖墓亭等建筑修复；一些在理教信众还打着道教旗号，向政府提出恢复天津道教活动，并提议将天津道教协会放在澜水洞，未果。

(五)太上门教，主要在东丽区一带活动太上门教是弘阳教的一个支派。

约在清道光年间，弘阳教在山东流传的过程中，被峄县人刘凤改名为太上门教，随后便又传入直隶，在沧州、天津一带流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