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分析2011-06-14 09:29:14戴卫东【作者简介】戴卫东，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面对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现实，关乎家庭养老的前景，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家庭养老应该积极地向社会养老转变。

该文通过对中华民族“孝”道伦理、法律、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未富先老”国情的制约和国外家庭养老的分析，得出结论是：否认家庭养老是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倾向；家庭养老是人类社会的本能所系，那种寄人类养老完全于社会化的倾向是人类社会认识过程中的一个误区。

【关键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可持续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现实，使得中国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一直是人类社会的理想。

所谓家庭养老，就是指家庭成员对老年人负有事实上的责任，老年人将最重要的支持置诸家庭成员身上①。

其实，这包括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劳务支持以及精神支持。

关乎家庭养老的前景，众说纷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家庭养老应该积极地向社会养老转变。

笔者认为，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问题应该认真加以研究。

一、深厚的民族伦理底蕴1.“孝”文化传统人类文明不管进化到何种程度，出生、长大、衰老是一个自然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孝”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养老”、“尊老”伦理深深地融合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血液里，赡养老人已经成为国人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孝”的观念的产生，是随着传统家族制度的父家长专制的形成而逐步确立的。

孔子及其继承人就将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从“能养”上升到“尊亲”的最高层次。

知孝必行孝。

只有致敬、致乐、致忧、致哀、致严的“五孝”做得周到，才称得上对父母尽到了子女的责任；“居上而骄”、“为下而乱”、“在丑(民众)而争”三项恶事不戒除，即便对父母天天用牛羊猪三牲的肉食尽心奉养，也还是不孝之人。

千百年来这已是考察人们孝行的标准和指导人们行孝行为的依据。

明代杨起元所作《孝经序》更是对“孝”的功能做了阐发：“天子之所以保天下，诸侯之所以保其国，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宗庙、保禄位，庶人之所以保四体、养父母，未有离孝者也。

万善未易全也，惟孝则全；百福未易备也，惟孝则备；令名未易享也，惟孝则享。

”②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孝成为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定律。

及至今天，“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百行孝为先”等民间习称都是孝道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内化反映。

父辈养育了子女，子女就必须赡养老年的父母，否则，将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国养老的“反馈模式”：乙代先取之甲代，然后及身还给甲代，取予之间是均衡的③。

这是千百年来孝道伦理作用于中国人的自律行为，而不是他律行为。

2.规范“孝”的法律从汉代开始，孝作为证明一个人品德的重要标准而被正式写入了正史。

《汉书》、《后汉书》的人物传记中已每每述及他们的孝行。

“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孝经》)，孝与不孝，在中国历史上又被纳入了法律条文，以孝治理天下。

汉代法律里就有“不孝者，斩首枭之”的律条。

此后，历朝历代也有类似的惩处不孝者的法律条文。

在古代社会，因不孝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处以极刑的不一而足。

北魏孝文帝《本纪》中有言“民八十以上者，一子不从役”。

唐朝为了保证老有所养，规定家有年迈父母者可免除一名子女的劳役或徭役。

明朝的养老政策更是各朝之集大成。

洪武帝曾经颁诏“民年有七十以上者，许一子侍奉，免其杂泛差役”(万历《明会典》卷20，《赋役》)。

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亲祀皇陵，“赐耆民年八十以上者，酒六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加帛一匹”(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6)。

天顺二年(1458)，诏“军民有年八十以上者，不分男妇，赐绢一匹，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年九十以上者，所赐倍之。

”明朝的乡饮酒礼明确要“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

并进而规定“其坐席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席齿而列”(《明会要》卷14，《乡饮酒礼》)。

如果说明代的乡饮酒礼除尊老之意，还包括励俗等教化目的的话，那么明太祖提倡终身养老制则完全以敬老为主。

洪武十九年(1386)和二十年(1387)，太祖连续两次颁发诏令，宣布实行孤贫老人终身养老制度。

如洪武十九年的诏令：“今特命有司，存问高年，优恤无告，鳏寡孤独、废疾残疾者，收入孤老，岁给所用，使乃天年。

所有合行事理条例于后：凡民八十、九十而乡党称善者，有司以时存问。

若贫无产业，年八十以上者，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

九十以上者，岁加帛一匹，絮一斤。

其有田产能自赡者，止岁给酒肉絮帛。

其鳏寡孤独不能自给者，悉蠲其徭役”(《续文献通考》卷49，《学校三》)。

在明代，除鳏寡孤独等老年人外，虽然老年人具体的生活照顾主要由其子孙来承担，然而统治者为老年人制定的特殊的优待照顾政策对于老年人外部生活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清朝养老制度亦承前制，故不赘述。

自汉以后各朝，将孝著之于法律，以他律的形式出现，表示养老、尊老的严肃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秉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该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家庭成员有“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这种以孝文化为传统、以法律为保护的赡养方式，两千多年来一直由整个家庭理所当然直接地承担，在这种社会道德得到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承认之后，进而又形成了一个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监督机制，来随时对养老、尊老的实施者加以约束。

当今尽管家庭趋向小型化、社会价值观念有所转变，但千百年来的孝文化伦理、家庭养老模式不会突然就消失，因为文化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这种模式也已根深蒂固于现代人的思维之中，符合责任内化论的观点。

二、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孝”的文化以及贯诸孝于实施者的法律是从社会层面来考察的，那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则是从个体层面来考察的。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按照发生的顺序，由低级到高级呈梯状分5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

其中，社交需要包括友谊、情感、归属等。

当然，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是其人生需求的一个部分，且中国老年人的情感归属显得特别强烈，这是中国老年人“恋家”情结的表现。

费孝通先生讲过：“家，强调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

它给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

它也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

”但是，“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并不计较经济贡献上的平等问题”④。

可见，老年人更多的是从子女身上获取那种情感慰藉，这不同于西方养老的“接力模式”以及基督教倡导的个人主义。

“儿女孝顺，含饴弄孙”是中国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最高理想和最大精神寄托。

根据差序格局的理论⑤，社会关系中最可靠的就是亲缘关系，在中国，作为社会的人，人们对熟悉的生活环境、一起走过的人生历程和血浓于水的亲情在心理上有一种近乎顽固的依恋，所以，目前中国农村的老年人仍然信奉“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的观念。

根据一项关于中国农村老年农民的心理调查的结果，除“没想过养老”的人以外，排在首位的就是“跟子女一起过”，比例为27.9％，其中，小学文化水平的老人占42.17％，初中文化的老人比例为24.17％，高中以上的老人比例为15.49％。

赞同“住集体办的敬老院”的老年人只占16％⑥，在几种养老方式的选择中比例最低。

可见，文化水平越低的农民“恋家”心理越强烈，多数农民没有住集体办的敬老院的想法。

另据中国老龄委组织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课题组的调研数据表明，有54.4％的老年人表示“愿意与子女一起住”，其中，60～64岁的老年人占51.6％，65～69岁的老人占50.9％，70～74岁的比例为53.7％，75～79岁的为59.7％，80～84岁的为67.4％，85岁以上的为72.8％。

这个选项在城市的比例为43.7％，从60岁开始以每5岁为一年龄段，依次比例是41.8％、39.6％、43.7％、48.8％、54.8％、68.2％。

同样的情况在农村有截然不同的选择，“愿意与子女一起住”的老人比例为65.3％，与城市年龄段划分一样，各年龄段的比例依次是62.8％、63.1％、63.8％、69.1％、77.1％、77.1％⑦。

由此可以得出几个结论：农村老年人对来自子女的心理慰藉的需求比例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这个比例则低于平均水平；城乡老年人“恋家”情结的反差很大；从总体水平来看，中国城乡老年人对子女的心理依赖程度都比较严重，比例为51.6％，越到高年心理依赖的程度越加重。

该课题组还对城乡老年人“愿意住养老机构”的情况做了调查，具体数据如下：总体比例为17.5％，其中，城市为19.7％，农村为15.3％⑧。

这从反面说明了中国老年人对家的依恋及其对享受子孙绕膝天伦之乐的看重程度。

从老年人心理慰藉的来源看，分居养老是家庭养老的一种形式。

“分居不仅没有使家庭松懈，反而加强了彼此的关系，没有减弱子女的养老责任感，反而时时提醒子女们要想着父母。

”⑨我国人口学家曾毅也认为⑩，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老年人在经济等方面要依靠子女的供养；在城镇地区，虽然职工都有退休金的保障，但大多数老年人仍然乐于与一个已婚子女及其配偶住在一起，无论在农村或城镇地区，那些不与父母一起居住的成年子女与他们的父母之间也仍然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经济上与感情上的联系。

中国以核心家庭与三代家庭并存的特征，这种传统倾向看来至少在不远的将来不大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

这个推测可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三代家庭比例仍然较高的情况得到佐证。

三、“未富先老”的制约1.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并存所谓“未富先老”，就是指在我国目前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状态。

根据2000年我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3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4％；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上升到6.96％，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

根据学者研究预测，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2010年将达到1.1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80％；2020年老年人口1.60亿，占总人口的11.26％；在2030年、2040年、2050年老龄人口总数及占总人口的比例依次是2.13亿/14.51％、2.83亿/18.80％、3.74亿/24.45％(11)。

按照中死亡率预测方案(人口学家基本比较认可的预测人口发展趋势的一种计算方法)，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从1990年到2050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2％，分别等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与日本的2.7、1.9、2.6、2.5、1.8倍：高龄老人人数将从1990年的800万增加到2000、2030、2040与2050年的0.13亿、0.32亿、0.76亿与1.14亿；高龄老人占65岁及以上总体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从1990年的12.2％增加到2020年的19.0％与2050年的34.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