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陈嘉庚传略（一）二十世纪初叶，在亚洲觉醒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到达了社会政治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们发现国家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其海外同胞的希望和梦想之上。

这些同胞不顾艰难险阻，在异国他邦寻求国家光明的未来。

这是华侨时代的开始。

一部丰富多彩的华侨史，因为一个人的伟大非凡，而更具深刻的意义，——这个人就是陈嘉庚。

在其漫长的一生中，陈嘉庚建树多多。

这个杰出的商人，在东南亚发了财，将其汇往中国，兴办教育，赈灾济困，救助战争难民。

在他身上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陈嘉庚目光远大，有胆有识，在举国动荡的岁月，他用其财富和影响反腐败，反封建，抗击外国侵略。

他一贯有强烈的正义感，一贯谦逊，富有人道精神。

他从不动摇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憧憬，他以其热忱和出类拔萃的领导才能去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

他对家乡所做的贡献被传为美谈；而他对祖国刻骨铭心的忠诚，对一个强大而统一中国的期盼，更使他傲然立于同代伟人之列，不仅今日举国称颂，还将代代相传。

——陈嘉庚纪念馆序言1874年，陈嘉庚诞生在厦门附近一个贫穷的小渔村——集美。

小时候，陈嘉庚就讨小海，干农活。

9岁入私塾，学国学，接受传统道德教育。

他母亲慈祥，慷慨，曾尽出粒积的全部家当——400银圆，平息一场宗族械斗，因而在村民中享有盛誉。

母亲的善行对陈嘉庚社会责任感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1890年，陈嘉庚17岁，他告别母亲和刚刚两岁的弟弟，到新加坡投奔父亲，在父亲米店中当学徒。

这是陈嘉庚从商生涯的开始，也是他在实业界的首次露面。

在1890年到1903年的13年间，陈嘉庚三次回乡。

他看到村民因瘟疫、灾荒、械斗，死的死，逃荒的逃荒，剩下的仅有半数，心中充满一种强烈愿望，希望能为乡亲们做点什么。

1903年，陈嘉庚再度返回新加坡。

令他吃惊的是父亲的生意已经破产。

尽管他面临着经济困难，但仍承诺清还父亲欠下的2万5千元债务。

此举在新加坡非同小可，因为新加坡法律规定：儿子没有替父亲还帐的义务。

经过三年的独立经营，精明的陈嘉庚赚了钱，如约还了债，赢得良好的声誉，被称为值得信赖的人。

截至1909年，陈嘉庚从熟米、橡胶和房地产等业赢利73000元，扣除社会福利捐款，实得余额45000元。

1910年，陈嘉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后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刚诞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嘉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辛亥革命后，他还筹款帮助福建革命政府维持治安。

就这样，他逐步成为新加坡华侨社会公认的领袖，在做公益事业的同时，直接参与政治。

从1913年到1931年，陈嘉庚成为家资数千万的工商巨子，他经营的多种生意对新加坡的经济，对整个马来亚的经济，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他意识到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他在集美先后创立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航海、财经、工业等专业学校，共10所。

他的最大成就是创办厦门大学。

此外，他还资助福建20个县78所中、小学。

在新加坡，他募捐筹款创办了南洋华侨中学，还帮助一批华文学校。

他还计划把集美的职业学校办成大学，并定其名为集美大学。

1923年，陈嘉庚当选怡和轩俱乐部总理，他成功地将其改造成新加坡华侨社会政治的基地。

1919年，他当选为福建会馆主席。

在他对东南亚华侨的领导中，这起了重要作用。

陈嘉庚有远见，有胆识，为人果断，成为实业界大名鼎鼎的成功人士。

他忠诚慷慨，且有爱心，因而成为在组织方面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陈嘉庚和别的有钱人不同，他不骄奢糜费，而遵奉钱“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崇高思想。

因此，他为社会福利，特别是为教育事业捐款，同时，鼓励别人也这么做。

他崇高的思想，可敬的人格使他成为在东南亚受到多数华侨拥戴的伟大领袖。

陈嘉庚传略（二）1932年，陈嘉庚成为新加坡的华侨领袖。

但是，在全球大萧条的冲击下，在英国银行财团的打击下，1934年，他的生意，全世界闻名的陈嘉庚公司只得收盘。

生意上的失败没有降低陈嘉庚为祖国、为当地社团服务的热情。

1938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他参与组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任主席。

他成功地动员东南亚华侨奋起救国，为抗战筹集了大量的资金。

陈嘉庚竭尽全力劝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抗击日本侵略。

1938年10月28日，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给国民参政会发了个电报提案，电报称：“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当时国民参政会议长正是汪精卫，电报给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沉重的一击。

著名的政治评论家邹韬奋高度评价这个提案，称其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陈嘉庚领导东南亚华侨为救国图存付出巨大努力，作为伟大的事件，此举已载入史册。

1940年，陈嘉庚亲率华侨回国慰劳团到重庆、延安等地。

在国民党统治区，他看到官员腐败，抗战消极，百姓惨苦；而在延安，他看到的是政治清明，百废俱兴，军民斗志昂扬。

他深信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他的政治立场开始从国民党政府一边转到共产党一边。

这是他政治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转折点，事实也已证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

1942年至1945年，东南亚大片土地沦为日本占领区，陈嘉庚避难印尼爪哇。

那时，他已年过古稀。

在那三年八个月中，他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值得庆幸的是，战争结束了，他安然无恙。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受到当地华侨社团的热烈欢迎。

10月21日，新加坡500社团联合举行群众集会，庆祝陈嘉庚安全归来。

陈嘉庚安全的消息传到重庆，人民喜慰莫名。

11月18日，重庆各界在重庆大学集会庆祝。

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名流出席。

毛泽东给大会发来电报志贺。

电报恰如其分地赞扬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晚年参加祖国建设，参加国家管理。

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50年，他定居故乡集美。

他担任新中国的许多要职，其中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他不遗余力地帮助祖国橡胶工业的发展，致力于福建的建设，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修复和发展。

他时时记挂在心、临终仍念念不忘的是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的统一。

在遗嘱中，他特别交代集美学校要继续办下去，还交代他海外的财产全部捐作集美学校基金，没有给子孙留下一文钱。

1961年8月12日零时15分，陈嘉庚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国家为其举行国葬。

首都北京举行隆重的哀悼仪式。

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多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送了花圈，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周恩来亲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出席追悼会。

陈嘉庚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几个历史时期。

他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他是中国独资创办私立大学的第一人。

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在他的一生中，他殚精竭虑，倾资兴学，热心公益。

陈嘉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财富，也是全世界的伟大财富，陈嘉庚精神将代代相传。

18．陈嘉庚与周恩来（一）1940年7月21日，陈嘉庚回国慰劳到重庆，周恩来到他所住的宾馆拜访他。

这是二人第一次见面。

在简短的会面中，周恩来的诚恳、忠诚、勇气和睿智给陈嘉庚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多次说周是“少有的天才”，“天生的总理”。

周恩来对陈嘉庚的爱国精神，及其对中国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十分钦佩，说：“陈先生对教育的贡献理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先生正直，敢于据实说出所见所闻的勇气难能可贵。

”周恩来对陈嘉庚为中国抗战募集资金，发电报提案痛斥汪精卫投降主义的义举也给予高度的评价。

1949年6月4日，陈嘉庚应毛泽东之邀到达北平，以共商建立新共和国之大计，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及其他中共最高领导的欢迎。

6月7日晚，周恩来到北京饭店拜访陈嘉庚，带他去见毛泽东。

周恩来一见陈嘉庚，便说：“嘉庚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上次见面到现在，整整十年了。

我们深知您的贡献，也清楚您这段时间所受的遭遇。

”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陈嘉庚到香山见毛泽东。

二人推心置腹促膝交谈。

毛泽东邀请陈嘉庚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陈嘉庚推辞说“自己对政治是门外汉”，又“不懂国语”。

周恩来劝他说：华侨首席代表非陈嘉庚莫属；语言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彼此心相通，情与共。

1949年9月21日，人民解放军对驻扎在集美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

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发布一道命令，称：人民解放军战斗部队在解放集美的战斗中要避免使用重武器，保护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

为此，解放军蒙受沉重损失，81人牺牲，200多人受伤。

陈嘉庚听到此事，激动得老泪纵横，遂生一个念头，要建造一座纪念碑，铭记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

1950年5月，陈嘉庚永久离开新加坡，定居中国，把他余生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

尽管周恩来苦心安排他住在北京，而陈嘉庚一心关心的是遭受严重破坏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决心长住集美，开始他对两校的重建计划。

陈嘉庚和周恩来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

他经常写信给周恩来，报告他看到的有关行政及建设方面的错误或不当做法，以求纠正与改进。

周恩来认真地看了他的每一封信，并及时地做出满意的处理。

因此，陈嘉庚视周恩来为知心朋友。

1950年，陈嘉庚再次向周恩来提出“不懂政治”“对新中国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云云。

周恩来劝他利用自己在海外的影响，争取海外亲友多汇寄国家建设急需的外汇。

陈嘉庚承诺照周的指示办，并想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树立个榜样，给别人起个带头作用。

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修复和扩建需要大量的资金，他计划请他海外的亲人捐助。

现在，他们的捐款又有了新的作用——为国家争取外汇。

这真是一个一石二鸟之举。

他立即给香港的二公子陈厥祥发电报，命他汇一笔巨款到厦门。

他儿子照办不误。

据统计，自1950年到1961年，陈嘉庚本人向他海外的亲人、族亲和其他人士争取汇回中国的款项总额达3千万港元。

陈嘉庚避难之前，为维持战时集美学校之需，募集了一笔款项。

集友银行就是用这笔钱于1943年在福建永安创立的。

创办的初衷是为了保值，后来则变成为集美学校提供固定财政资源的一个途径。

1954年，由于各种原因，集友银行没有赢利，甚至亏损。

陈嘉庚非常焦虑，便于12月13日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政府接管。

出乎陈嘉庚意料之外的是，没过几天，陈嘉庚就收到周恩来的回电，请陈嘉庚继续把银行办下去，并告诉陈嘉庚他已作了安排，由国家银行给予优惠和帮助，保证集友银行有利可图。

此后，集友银行，包括上海、厦门两处支行，业务大增，年年盈利可观。

这些钱全部用于资助集美学校，就是1955年学校由政府接办提供全部资金后，也仍然如此。

1958年，强台风袭击集美，80%校舍受损毁。

陈嘉庚正愁着如何修复校舍之时，周恩来发来电报，就集美学校在灾难中遭受的损失向陈嘉庚表示慰问，并通知他国务院已拨款60万，供校舍修复之用。

周恩来及时的帮助，使陈嘉庚感到挚友的真诚，感到祖国总理的关心。

19．陈嘉庚与周恩来（二）早在1950年陈嘉庚就提出在福建修筑铁路的建议，但因为朝鲜战争，政府无法即时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