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电东送”与水电装机容量选择-综合新能源(1) -我国水能资源主要蕴藏在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加快西部水电开发，实行西电东送。

水电站向当地供电和西电东送向东南沿海地区供电，其差别在于输电电压的高低和输电距离的远近，输电距离越远，就要采用较高的电压，输电电压越高、距离越远，输电工程的投资就越大，一般说远距离输送尖峰负荷，季节性电能和备用容量是不经济的，因此当水电站确定作为西电东送电源时，在装机容量选择的动能经济计算就应当考虑远距离输变电投资，水电站装机容量就不可能选得过大。

其实水电西电东送，不仅会影响装机容量的选择，还会影响水电站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和死水位的选择。

正常高水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坝高，决定着建筑工程量和工程要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以及水库淹没损失与之相应的国民经济损失等；另一方面，正常高水位的高低又决定着水库的大小和调节性能，水电站的水头、出力和发电量，以及防洪、灌溉、给水、航运、养鱼、环保、旅游等综合利用效益，还决定着水电站工程满足发电及各水利部门综合用水要求的情况和水资源的利用程度。

所以正常高水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很多，本文暂且不谈，主要讨论西电东送与水电装机容量选择。

一、传统的水电站装机容量选择方法的缺点水电站装机容量是指水电站所有机组额定容量的总和，它是水电站的主要参数之一。

装机容量大小直接影响到水电站的规模和动能效益、水能资源的利用程度及水电站的投资和设备的合理利用，它的选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动能经济问题。

还因为要遵守水资源综合利用原则和动力资源整体利用原则，只有从整体出发，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正确处理好水电站与其他水利和动力工程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才能选出经济合理的方案，发挥最大的国民经济效益。

我国传统的选择水电站装机容量的方法，是从前苏联那里学来的，是符合电力工业垂直垄断管理和计划经济原则的。

水电站装机容量从规划设计角度分为最大工作容量（或保证工作容量）、备用容量和重复容量三个部分。

最大工作容量，一般有调节水电站都是按符合设计保证率要求的日平均出力所能提供的能量，在设计水平年系统最高负荷日承担尖峰负荷来确定其最大工作容量。

备用容量，即电力系统运行所需的负载备用容量、事故备用容量和检修备用容量。

一般大型蓄水式水电站要多承担负载备用和事故备用容量。

重复容量，当水电站的最大工作容量和备用容量选定之后，如果丰水季节仍然会发生大量需水时，为了充分利用水能资源，就要设置重复容量，多发季节性电能。

确定水电站安装多少重复容量的动能经济计算中，一般只考虑增加重复容量所需要增加的水电站厂房和水轮发电机组的投资和运行费用，其效益是节省火电厂的煤耗。

设水电站重复容量补充千瓦投资和年运行费用分别为KH、H、则增重复容量△NH所增加的投资为△K=KH.△NH，增加的年费用为△H=UH△NH；相应增加的年季节电能为△EH=△NH.HD（HD为经济利用小时数/年），所节省的火电厂煤耗费用为△B=1.05.△Ehbs(1.05为折算系数，b为单位燃料消耗kg/kw.h.s 为燃料价格元/kg)。

重复容量的经济寿命为n年，资金效益系数为ro。

则设置补充千瓦重复容量的经济条件为：△KH △B-△H/1+r0 +△B-△H/（1+r0）2+ +△B-△H/（1+r0）n相应各项值代人上式并简化得：KH （1.05hdbs- H）*（1+r0）n-1/r0（1+r0）n即：hd （KH*r0（1+r0）n/(1+r0)n-1+ H）/1.05bs上式为多装一千瓦重复容量的经济判别式，即多装一千瓦重复容量的年利用小时数h,能满足上式的条件，才能确定装置重复容量的数值。

按照这种办法来选择装机容量，如果是满足当地消耗时，可能出现以下问题：1、水电站投产初期装机容量不可能全部利用。

由于水电站的最大工作容量和备用容量是按水电站投产后十五年的电力系统负荷水平设计的，照理讲要到十五年以后才能充“吸烟受害者向烟草公司索赔”的法律依据-向烟草公司索赔是侵权之诉。

要烟草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一般情况下要具备4个构成要件。

一是损害事实的存在。

这不存在问题，因为受害者无疑受到了身体上的严重损害才提起诉讼。

二是行为人要有过错，这也不存在问题，因为“吸烟有害身体健康”是一个常识，烟草公司也认可并在烟盒上注明，这一事实可以认定。

烟草公司明知香烟有害健康而生产和销售，是有过错的，而且是故意，情节严重。

三是行为的违法性。

烟草公司生产和销售有害身体健康的产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的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符合人身安全的要求。

当然违法。

四是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

这就要求有证据证明吸烟者受到损害的原因是吸了烟草公司的香烟。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受害者必须证明其吸了烟草公司的烟，并且，是因此而受到身体损害，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为现有的科学水平只能证明吸烟对身体健康有害，但要证明吸烟会必然导致某种具体的疾病（如肺癌），还没有科学依据，从而也就无法通过司法技术鉴定来确认这种因果关系。

从这个角度讲，吸烟受害者举证不能，要负败诉责任，即其向烟草公司索赔的诉讼请求将被驳回。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这种责任又叫“产品责任”，而非合同责任，它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即只要产品生产者、销售者不能证明自己生产、销售的产品是合格的或者消费者、购买者故意违反使用规则，就要承担民事责任。

这叫“过错责任的推定”原则，在诉讼中表现为举证责任的倒置。

香烟是一种“问题商品”，不管我国的行业国家标准是如何对香烟质量进行认证的，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讲，任何品牌的香烟都是不符合人身安全要求的不合格产品，众所周知，产品的合格与否，都是针对人身、财产安全而言的。

这样一来，只要身体受到疾病损害的吸烟者起诉烟草公司，烟草公司就要因其产品不合格而要负赔偿责任，而不需要吸烟者去证明其疾病因吸烟而引起，烟草公司唯一的免责条件是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吸烟者故意违反香烟的使用规则，比如，吸烟者不是吸，而是当饭吃而吃出了病。

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一些类似于我国民法通则123条关于“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要承担无过错责任”的规定，如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机动车撞伤行人，即使机动车一方没有任何过错，其也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因为机动车一方是从事的“高速营运”这种高度危险作业，你没有过错也要负责，只要你的行为与损害的事实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对于产品的质量导致的损害赔偿则是：损害的事实与产品存在的质量问题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生产者或销售者也要负责，只要产品确实存在有侵害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质量问题。

这两条规定似乎都与常理有悖，所以，我国民法才将其定义为“特殊侵权”，以区别于一般情况下的侵权。

至于这种特殊侵权的责任大小，没有明确规定，法官可根据具体案情予以自由裁量，不管赔多赔少，只要赔了，就有促于禁烟，可怕的是一点都不赔。

因为，从广义的角度讲，生产或销售了有害于人身健康的产品，当然应该负民事责任，怎么负责？就是要在具体的民事案件中以特殊侵权的方式负责；否则，要惩处和约束烟草公司或其销售者这种明知故犯侵害人生命健康权的违法行为就会成了一句空话，从而从上确认了烟草公司及其销售者行为的合法性。

-在法制社会，任何一种正确的理论，理由或主张（比如“ 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如果不能落实到上的支持，都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人们都感叹“烟草是一种合法的毒品”，而一个讲求正义和公平的现代社会，怎么能让毒品（哪怕是最轻微的毒品）合法化而放任它在社会上肆无忌惮的流行，去侵害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命健康呢？烟草公司不做广告和在烟盒上标明“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并不是一种尽民事责任的方式，更不能为烟草公司为其违法行为免除民事责任。

时下出现的新型毒品“摇头丸”，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其会致癌或象海洛因一样使人产生精神上的完全依赖性，而只是象香烟一样使人产生兴奋和刺激，我们也不会让它贴上“吃摇头丸有害健康”的标识而公开销售。

香烟的产生有久远的历史背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已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烟草对人类的危害性，虽然彻底禁烟的时机还不成熟，但西方发达国家常对烟草公司课以巨额赔偿，迫使其烟草公司将其大部分的市场转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应该在禁烟的问题上有所作为。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基础上，法律的作为就是不要吸烟受害者对吸烟是否与其受到的具体的身体损害（如得了肺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举证或要烟草公司对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否则就要赔）。

这似乎又对烟草公司不太公平合理，但反过来对那些吸烟受害者就更不公平了，因为他们举不出证据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水平所限，而且现代科技也证明不了吸烟不会导致肺癌，更何况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和香烟是对人体有害的商品的证据确凿，吸烟受害者占据了优势证据的诉讼地位，在受害者和烟草公司双方均对关键证据（即吸烟是否与肺癌之间有因果关系）无法举证，而且这种举证不能又不是双方自身原因所致的情况下，让烟草公司负举证责任更符合公平原则-法律就是一种“游戏规则”，不可能完美无缺，在举证责任问题上，就是一把“双刃剑”。

从现代立法的原意上讲，为了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指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利），应对产品生产、销售者提出最严格、甚至苛刻的质量要求，让生产、销售不符合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产品的生产、销售者逢诉必败（也就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假冒伪劣问题-这正是党和人民的强烈要求）。

吸烟受害者向烟草公司索赔的法律依据是充足的，我国民法通则在制定之时，是充分借鉴和参考了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国的民法典的，其基本原则是符合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的法官能不能充分转变观念，从立法的原意上去理解和把握法律条文。

至于赔的比例或多少，就要看法官凭其自由裁量权去“造法”了-这正是体现我国法官审判艺术和水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