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问题的现状1.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第一,全国主要污染排放物总量有的在逐年降低,有的在逐年增加,总量水平仍远远高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量逐年增加;大气污染排放总量有逐年降低的趋势,但是污染仍很严重。
第二,从环境质量来看,一些大城市环境质量总体上有所好转,但是许多城市与地区环境污染仍十分严重。
尤其是大城市机动车尾气排放、交通堵塞成为城市建设的重大问题。
第三,从水环境来看,全国地表水污染比较严重,七大江河水系中劣质水质占41%,其中珠江、长江水质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
(来自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公报》)2.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我国仍是以追求GDP 为核心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模式。
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2.4 倍,是德国的 4.97 倍、日本的 4.43 倍、美国的 2.1 倍、印度的 1.65 倍……我国综合能效率仅为33%。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是世界上单位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必然会导致废弃物的高排放和生态环境的高污染。
3.自然灾害日益频繁,生态环境承载力低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面积受到洪涝灾害威胁;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以及部分内陆省份经常遭受热带气旋侵袭;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旱灾频发,西南、华南等地的严重干旱时有发生。
4.生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部分河流、湖泊污染不断加重,水资源利用受到严重影响;虽然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我国在确保食品安全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不利因素人口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人均资源不足,可持续力弱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2257 立方米,相当于世界水平的27%;人均森林面积0.12 公顷,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
加上,我国很多自然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平衡,又进一步加剧一些地区资源短缺,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与生活。
由于人均资源短缺,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生态保护和宏观决策机制不健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立法不健全,部门分割,管理混乱,加上市场失灵,造成公共资源的生态环境超出了合理限度。
虽然从1979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后,我国环境立法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一制度仍不健全,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在生态环境管理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管理,很不完善,政府生态保护宏观调控不力,有关职能部门职责不明,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生态环境的破坏。
在区域、流域生态保护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在执法方面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加上,生态保护参与决策缺乏制度保障,许多开发与建设项目缺乏生态保护的制约措施,由此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严重。
发展思想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这就决定这个阶段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量大,导致大量的资源需求和环境负荷压力。
2010 年出现了恶性环境损害事件,紫金矿业污水泄漏致福建汀江流域大面积污染、吉林7000 个化工原料桶飘入松花江以及中石油大连石油泄漏造成海域污染等事件。
表现在:在政府层面,片面强调GDP 的增长,以GDP 来衡量政府工作绩效,使生态环境问题得不到遏制;在民众层面,公众环境意识较低,还没有养成良好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消耗了大量资源,造成了环境污染;在企业层面,为了追求利润的驱使,加上较小的污染成本,使企业成为环境的制造者。
由于对自然生态规律缺乏认识,经济活动决策失误,其结果是自然界作为对象被无限改造、征服,生态逐渐恶化。
人们只顾眼前利益,忽视了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结果导致自然界的报复。
对自然生态规律缺乏认识,经济活动决策失误。
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过去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经济高增长,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重要代价,中国资源的利用效率确实跟国际先进水平有比较大的差距。
由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受可获得技术的限制,无力用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进行生产和城市建设。
在工业生产中,许多工厂设备陈旧,生产工艺落后,管理混乱,资源利用率低,工业废物排放量大,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在农业生产中,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一直沿用传统农耕技术,未能建立稳定、高效、低耗的农业生态系统,导致土壤质量退化,土地生物量减少,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在一些生产力比较弱的农村地区,人们通过砍伐树木等低级的经济模式为生,如何让扶贫工作与环境保护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生态贫民”转化为“生态富民”将成为政府工作中的重要课题。
虽然目前我国大力扶持高科技清洁环保企业,但不可否认像上述污染性产业和先发展后治理的粗放型经济依然会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存在。
调产业结构变增长方式——以黔东南为例简述生态建设具体措施一、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以生态经济功能区为主的镇远历史文化和氵舞阳河山水风光旅游经济圈;以雷公山苗族原生态文化和自然生态旅游经济圈;以黎平侗族原生态文化和三板溪湖苗族原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圈;以城市经济功能区为主的凯里城市经济圈;以工业经济功能区为主的黔东工业经济区,这是黔东南根据州情划分的“四圈一区”,“四圈一区”中,有3个是生态经济功能区。
实践证明,“四圈一区”非常符合黔东南州的实际,达到了预期效果,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实现了较快发展。
2009年,凯里城市经济圈的生产总值占全州生产总值的近40%;2006年至2009年,雷公山旅游经济圈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9%;2009年,黔东工业经济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2006年增长122%。
这些大幅增长,为黔东南州近几年来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夯实了基础。
二、发展生态主导型工业工业发展是黔东南州经济发展的“短腿”,该州抢抓探索建立生态文明实验区这一机遇,从4个方面发展生态主导型工业,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短腿”不短。
一是集约化。
引导工业企业向包括炉(山)碧(波)循环经济带、革一产业循环经济工业区、金钟产业承接区在内的凯里经济开发区,以黔东循环经济工业区为核心区的黔东工业经济区,洛贯产业城街区等产业园区聚集,相互配套,集中发展,彻底摆脱过去那种“处处点火,遍地冒烟”的工业经济粗放型发展路子,确保在发展经济中最大限度地保护绿水青山。
二是清洁化。
对已有的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后产能进行清理整顿,按照“扬大、弃小、汰劣”的要求,不能改造提升的坚决予以关停;设置准入“门槛”,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一律不得引进。
2007年以来,自治州以壮士断腕的气魄,依照国家产业政策,毅然关闭了凯里纸厂、凯里电厂,淘汰了落后产能企业20户、产能97.7万吨;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68家高载能企业清理整合为7大电冶企业集团;对994家木材加工经营企业进行了清理。
关闭了780家,并将符合国家政策的106家木材加工企业整合为17个企业集团。
三是循环化。
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要求实行精细化管理,从源头上减少资源能源投入,实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
四是特色化。
立足资源优势和特色,着力引进浆纸一体化等优势大项目。
2010年上半年,全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13.63亿元,同比增长21.1%。
发展生态主导型工业的效果又一次凸现。
三、推进生态农业化黔东南州充分发挥绿色生态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无公害蔬菜、中药材种植、现代烟草农业、高标准茶园、油茶产业、竹笋林产业示范基地和草地畜牧示范县建设。
目前,全州累计建设工业林基地40余万亩;新建优质茶叶基地 6.26万亩;中药材产业基地 5.83万亩,占全省的65%,其中何首乌、太子参和头花蓼3个品种已通过GAP认证。
建成了全省最大的中药材种苗快繁中心。
榕江车江、凯里万潮等现代蔬菜生产示范基地生产的优质绿色蔬菜远销粤港市场。
天柱清香型烤烟生产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2010年,黔东南州又有15户企业入选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使全州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增加到24家,州级重点龙头企业81家。
全州通过省级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地达65个,通过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23个,年产无公害农产品和畜产品630多万公斤。
黔东南州已成为“珠三角”等地的生态蔬菜食品供给基地。
黔东南州还坚持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现全州有10个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150个重点民族文化旅游乡村,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景点10多个,从业人员10万多人,村民年人均收入7000多元。
2009年,黔东南州旅游总收入达到100.07亿元,对GDP的贡献率达8%左右。
四、加快生态城镇化和加快实施农村能源建设工程加快推进生态城镇化建设,重点发展城市经济圈,使凯里市形成50万人口的区域中心城市;加快发展黔东新城、黎平、榕江3个区域次中心城市,稳步发展以县城为重点的小城镇,在城镇建设中注重凸显地方文化和苗侗民族特色。
五、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针对区域具体情况完成河流、空气、土壤等的污染治理规划,明确环境立法毕节地区作为生态试验区的成功典例1988年,在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贵州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重大战略决策。
毕节把胡锦涛同志当年倡导确立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将物质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以及人口生产力统一协调起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综合性社会发展实验。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探索,2007年毕节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325亿元,经济总量在贵州9个地(州、市)中从倒数第一位跃升到第三位,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87年的184元提高到2007年的2458元,绝对贫困人口从312.2万人下降到56.6万人,森林覆盖率从15%提高到35%,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大幅下降,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1990年,国务院发办行文指出:“毕节试验区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小试验、大方向,是贵州扶贫开发的一大创举,对我国贫困山区来说具有普遍意义。
”尽管2006年毕节社会经济发展与黔东南还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毕节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就跃居贵州省第三位,显然,走生态文明之路是毕节的制胜法宝。
作法:相继实施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中国3356、生态工程、农田基本建设、退耕还林、天保工程长治工程、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国债)水土保持等多个生态建设项目。
这些项目立足生态重建与经济开发相结合,近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以基本农田建设、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和恢复草林植被为重点,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农业技术措施相结合,人工治理和生态自我修复相结合,促进群众脱贫致富和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