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广西贺州董全吉《汉书·地理志》载：“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为附庸。
盖千八百国。
”。
《史记》云：“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
门第势力兴起，有九品官人法的产生。
盛行魏晋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谱，朝廷举才先察访其家谱，任用显赫人士为官，是谓世族。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血统延嗣论，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祖宗是何身份，尤为重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
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
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郡望始于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的时期，唐朝为盛。
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当时称为“士族”、“右姓”等，为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
所谓“高门大姓”。
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
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
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宋朝之后，私家修谱，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修谱想象空间，如此每一个姓氏与支系都是名门望族了。
互相攀比，毕竟过去很多无法考究，族谱挤满了历代的有名人物。
谁也无法说不再门当户对。
1、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谱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1门阀制度加速谱牒盛行殷商时期，已有刻在金属武器上的家族世系，谱牒则形成于西周。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存在的官修谱牒和私修家谱并重局面,到了宋代呈现了官修公谱废绝和私修家谱兴盛的趋势。
是农民起义反抗压榨，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制度的打击。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形成于东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
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
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
选拔官吏管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
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
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
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
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出现的品官人制度，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尚书陈群首倡。
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
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
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道出了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
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
因而，谱牒与门阀制度而倍受后人诟病。
1.2唐朝郡望日盛，姓族等级明显郡望始于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的时期，唐朝为盛。
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当时称为“士族”、“右姓”等，为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
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
一个郡可以有多个望族。
“郡”是行政区，“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如隋唐时期，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
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
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
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提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多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
史籍记载的李氏郡望有13个，它们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柳城李氏、略阳李氏、鸡田李氏、武威李氏、代北李氏、高丽李氏、范阳李氏、渤海李氏、西域李氏、河南李氏，还有一个是陇西徙京兆的李氏。
李世民登基后，诏令高士廉等四大臣编纂《氏族志》，诏令天下，李姓的郡是陇西，即以陇西郡李姓为显贵世族，举国上下以李氏至为尊贵，李氏后裔共奉陇西堂。
故南宋郑樵辑《通志》在李氏源流的结语中说：“故言李姓者必称陇西”。
这从甘肃史料中足可得到佐证。
《史通·邑里》记载：唐著名史学家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在写李义琰传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
”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
”门第最为清高。
子女婚嫁首重门第。
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精通拒绝。
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
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
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的门阀制度，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
1.3唐末起义矛头指向历代的门阀制度与士族制度士族制度导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
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隋文帝“罢外选”的实质，用科举制代替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的权势，把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
可惜隋朝国祚甚短，但是，门阀制度与姓氏郡望依然起到作用。
唐人柳芳曰：“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
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
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诠叙之用。
《史通·邑里篇》“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书成，颁布天下，这就是著名的《大唐氏族志》，是在李世民诏令高士廉等四大臣编纂《氏族志》，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氏族家谱，依据史书及文献记载，鉴别世系，刊正姓氏而成。
此书将天下氏族分为上上、下下九等，举国上下李氏至为尊荣，还分什么派和系。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
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唐初，科举并不发达。
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
出现“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进士科难考局面，只是一定量缓和门阀郡望制，同时，科举在唐代出现了由明经科的山东世族官员的李党，与进士科牛党新锐形成的牛李党争。
开元年间(唐玄宗),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扩大了官吏来源.，起了抑制门阀的作用.也是为了加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确保政局的稳定. 但隋唐时期的士族仍凭其强调礼法门风的特征在科举考试中突围而出，故唐代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仍占有一定的优势。
《新唐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感慨：“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在长期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仍存有“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互相通婚的风气一直持续整个唐朝。
宋祁《新唐书》总结教训：“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唐朝末年，皇帝昏庸无能，苛捐杂税严重，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士族门阀郡望制度的深入影响、藩镇兴起与朝庭长期争权斗争，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地方官员和地主阶级联合对农民的压榨，农民纷纷起来反抗。
史称“庞勋起义”在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在浙东地区领导的农民起事，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在桂州(今广西桂林市)领导驻军起义。
两次变乱虽被唐王朝镇压下去，却开启更大规模起事的先声。
唐僖宗初年，灾荒连年，黄河以南尤为严重，农民被迫揭竿而起，爆发了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反抗唐朝腐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
乾符二年(875)初，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率数千人起义。
攻克曹州(今山东定陶西)、濮州(今山东甄城北)。
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起义，与王仙芝会合，数月之间发展为数万。
乾符五年(878)，转战于南方的王仙芝为唐军所败；黄巢义军再度北上，然后转而强渡淮河、长江，突入江西，又经浙西进抵浙东，起义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浙、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省，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大量士族人士伤亡，士族的家园产业惨遭破坏，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直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
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最受摧残者为衣馆旧族，使历数百载不衰的门阀士族终趋消融。
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
2、谱牒的散失与宋朝的私修家谱2.1门阀制度的灭亡门阀士族的灭亡与社会战乱、贡举观念、入仕条件的转变、私门教育之衰落与社会教育兴起诸等原因有关。
重诗赋、守注疏的科举考试内容，从唐代开始，就受到有识之士的激烈批判。
仁宗即位之初，贡举考试的弊端更加突出，而批评者越来越多，改革呼声高涨。
庆历元年，富弼为右正言、知制诰，上奏说：“国朝沿隋唐之制，以进士取人，祇采辞华，不求行实，虽间设制举，然大率亦以章句为务。
是以择之弥谨，而失之愈疏。
”，建议今后科场考试“以策论为先”。
围绕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北宋中晚期贡举做出大的变化。
《宋史》卷155《选举一》记载：“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
”。
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的核心地位，引导经学从章句注疏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