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论自由的界限
摘要: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它的行使也是社会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权利的行使不是无边无际的。

本文旨在对言论自由权利的界限进行界定,从而充分阐释言论自由的范围。

这对于研究言论自由的范围与界限以及言论自由保护的研究都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言论自由;政府权力;界限
首先让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概念予以明确。

所谓言论自由,又称表达自由,即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

而在近年来,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表述的自由,包括创作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它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资讯。

在我国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第2款中,就这样表述了言论自由:“人人享有表达自由,该权利应该包括以口头、书面或印刷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不分国界的追求、接受和传播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
纵观国际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在任何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思想的自由与表达的自由在宪法和法律规定中都占据有重要地位。

“因为没有这些自由,发扬民意,凝聚众志,并以舆论监督政府机构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

从而在成文宪法里,把这种自由放在各种基本权利的中心地位是很自然的事。

”(1)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通常人们会认为,它是一种公民具有的自由的政治权利,因而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

而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而言,就是指政府不得对公民的言论采取制止、干涉或惩罚的行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这个法律不适用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它只适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确保政府不剥夺公民发表言论的权利。

任何民间力量都无权剥夺公民发表言论的权利,因为根据法律,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具备通过武力对抗其他个人或组织并强迫他们违背自己意愿的权利,只有政府有这样的权力。

(2)提倡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造成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至于言论者的内容是正是误,不必太在意,因为真理往往从谬误中来,从争论中来。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国家可能仍然处罚某些具有破坏性表达的类型,如明显地煽惑叛乱、诽谤、发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秘密等等。

比如,在坐满人的戏院里,不可以随便大叫“地震了、着火了”等凡是会引起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言论。

再比如,把军队开拔的时间人数和地点在报上刊出,也是违法的,或指着别人的鼻子大骂,既可能引起暴力冲突,也是不合法的。

可见,在一个丰富多元的人类社会里,言论自由是不可能绝对的,言论的自由也是有所限制的。

这样一来,言论自由的界限到底应该如何去划分,便成为一个重要而必要的课题。

笔者认为,要划分言论自由的界限,就必须要在言论自由与政府权力之间建立起一道屏障,与此相应的是,言论自由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标准。

实际上,现代各国宪法大都是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作为表达自由之界限的。

并作为宪法原则,确立如果法律未加规定,则不得予以限制,这就否认了以国家机关命令限制表达自由的合法性。

但是,由于法律的局限性和人的多样性,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往往不同。

在宪
法之外,如何界定公民自由和政府权力,自然也就成了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对此,美国的宪政体制的尝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模式,那就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

即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能造成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产生实际祸害。

如果有这种危险,国会就有权阻止。

这是一个是否迫近和程度的问题。

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许多和平时可容许的言论,因其妨碍战事而变得不能容许了,法院也不认为它们是宪法所保障的权利。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设定言论自由之司法标准的先河。

对于我们来说,比制度借鉴更为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在这一原则之下蕴藏着的美国社会自由力量的深厚根底。

人民自由情怀的培育和舒展实为自由社会的奥秘所在。

我国“民不可虑始”的传统观念与之相比也就不是程度到范围上的差别问题,而是价值取向的对立了。

如何确保自己的言论不会侵犯法律保护的客体,即是言论自由的界限之确定了。

有人担心,祸从口出;有人忧虑,丧失言论自由。

这种担心和忧虑是可以解决的。

自由与违法之间是有标准可以衡量的。

一是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备故意。

所谓“故意”,就是明知故犯。

按照法律的规定,认定是否故意,旣不是当事人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控方说了算,最终要由事实说了算。

法官正是根据事实裁判。

一个人的言论是否故意侵犯法律保护的客体,是通过一系列的事实表现出来。

比如,煽动叛乱的言论,首先,分析言论是否有意图号召他人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抵制政府的管治;其次,分析言论是否希望发生瘫痪政府的结果;再次,分析言论是否能够足以引起这种后果,言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如果以上三个条件均存在,就是故意煽动叛乱的言论;这显然与批评政府政策,改进政府政策言论有明显的区别。

所以,可从言论的意图是甚么,言论产生的是甚么后果,及言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三方面分析和判断。

二是言论是否侵犯法律保护的客体,还要看言论的用语和表达方式。

言论公然或公开用煽动、仇恨、威胁、欺诈、诱使、轻蔑、鼓吹、诽谤、劝说、敎唆、散布虚假和歪曲消息等方式,使他人侵犯法律保护的客体;显然与客观的述说、理性的讨论、善意地批评的语言是能够区别的。

言论者用上述的方式表达,应该能够知道将产生的社会后果。

所以,上述语言应受法律禁止。

比如,在英国法律中对使用“恶意”、“诱使”、“煽动”、“仇恨”、“轻蔑”、“不满”的语言,在美国法律中使用“蓄意”、“鼓吹”、“煽动”、“劝说”、“讲授”等语言,作为判断侵犯法律保护客体的重要标准。

在立法中,严格区分公开和私下发表的言论,区分善意和恶意的语言,是能够分辨出言论是否侵犯了法律保护的客体的。

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需要综合性地考虑其它一些因素,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

因为在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法官就有不同见解。

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Brandeis)大法官认为:“有罪的判决,必须证明被吿的言论确有导致实际危害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仅仅认为它是有‘恶劣倾向’是不够的。

”提出危险不仅要有相当可能即刻发生,而且发生具有严重的结果。

但此后的美国大法官文森(CJVinson)宣称:“凡是言论对于完成法律所禁止的罪行具有巨大潜在的祸害的可能时,就应当予以制止。

”“‘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标准并不是意味着必须等待叛乱计划已经制订完毕,专等发出信号就要行动,直到暴乱发生,才可以采取防止的
行动。

”所以,言论是即该产生后果,还是可能或潜在地产生后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均有被判违法并受处罚的案例。

由以上论证可见,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过犹不及。

过了我们就要削减它,不够我们就要争取它,如同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

”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是“度”的问题,也只有知道了言论自由的界限,才能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参考文献:
[1]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141
[2]安·兰德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M]P105
[3]李树忠主编宪法学案例敎程[M]知识产权出版社区,P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