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改革进程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答：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

只有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中国人口众多，如何满足13亿人的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农村6亿多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是我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作的重心。

在此20年间，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已经开始了积极探索对其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不少很好的见解。

但由于在国际国内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这种探索中的正确认识没有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和国家一度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混乱现象变得极其严重。

从粉碎“四人帮”到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间，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拨乱反正呈现徘徊局面。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大会科学地分析了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总结我国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毅然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果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勇敢坚定地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农村改革的序幕也就此拉开。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理顺了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

而第三步改革则是农村综合改革。

纵观30年的改革历程，农村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障中国广大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答：概括的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由原来完全的公有制下的人人平等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剥削阶级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僚资产阶级，一类是企业主资产阶级，企业主资产阶级又分为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国外的资产阶级，被剥削阶级主要还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此外还有小商贩也属于被剥削阶级。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大的、最为根本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

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所谓分层，是对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也就是说从人们社会地位垂直变化的角度观察社会。

分层的本质是关于人们之间的利益或资源占有的关系。

而改革的本质也是关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变迁。

结构分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即由异质性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组织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的引发及促进作用，这两者都有助于消除封建的“先赋”特权，增加个人“自致”地位的比重。

因此，许多社会学家将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将结构分化的形态作为观察和描述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I 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

改革对我国社会分化的影响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营企业的“分权让利”使社会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即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

这些资源随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

2.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与增加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即由单纯地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

3.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的发育，如各种地方和社区政府、政府各部门。

民间组织、农村各类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等。

4.功能专一的组织和角色群体的出现与增加逐渐导致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

改革以来，这一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结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中最值得关注之处是：1.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其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这一农村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如乡镇企业家、近1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新的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等。

城乡原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同于农村，城市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内外的分化。

改革后城市社会分化首先发生在原体制的最边缘部分，其结果之一是一部分处干体制边缘的社会力量率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如个体工商业者、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

随着分化从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部分的不断推进，体制外力量亦不断增强，他们以不同于体制内的规则和方式组织与运行，这一过程一方面不断地受到体制内社会分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受到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

一些横跨两个体制和城乡两大社会系统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个体户、进城作工的农民工等等。

上述各种新的结构要素的出现和增加，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育。

2.改革后随着各类社会主体（个人、组织、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和利益的明确化，原由行政级别和身份等级决定的等级式社会分化逐渐转变成一种由类属和单位边界决定的四块式分化，决定社会成员地位与利益差异的原等级要素，如所有制类型、家庭阶级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级别等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个人所在单位和社区的发展状况，个人所属职业类别和部门（如汽车司机、税务部门）等集团性要素的作用增加。

社会结构从等级性分化到团块式分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阶层化过程将是缓慢的。

3.与改革前相比，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分化速度大大加快，分化程度大大加深，但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系统、不同社会群体间在分化速度和分化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沿海地区分化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同处东部的温州地区分化程度大于苏南地区。

又如经济系统的分化快于权力结构的分化，农民群体的分化大于城市居民群体的分化，狭义社会结构的分化深于广义社会结构的分化等等。

这种不平衡分化导致整个社会原相似同构的社会结构多样化，以及原高度整合的三大结构，即收入、权力与职业声望结构的错位，社会成员的各类社会位置间的整合程度也因而大大降低。

社会结构形态的多样化和各类社会结构的错位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张力并因而增加了结构整合的难度。

4.在大多数市场国家，社会成员按劳动分工的需求在市场的作用下分化与组合，社会结构的分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功能分化。

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所发生的这种功能——结构的分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条件和必然过程。

改革后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一方面体现了这种功能分化的过程，如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分化，党政、政企职能的分化，以及职能单一化、专门化组织的发展等。

但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变革的结果，而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从而结构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利益分化，政策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一种矛盾的现象，即社会结构在改革后发生了剧烈深刻的分化，但各类社会组织不但没有随着分化程度的加深和速度的加快使其功能更加专门化、单一化，反而出现了全面“经济化”或“企业化”的趋势。

功能分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增加异质性，而利益分化则主要是扩大不平等，改革后中国社会结构分化中利益作用使得结构的纵向分化快于横向分化。

3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举措有哪些答：以人为本决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决定》十分明确地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

这使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有了十分具体的着力点。

《决定》指出，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8项重点工作。

在此方面，《决定》都作了相关部署，如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加快廉租住房建设，规范和加强经济适用房建设，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完善安全生产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严格管理，强化监督，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等等。

新华网资料：下一个阶段，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在于：第一，正确处理效益与公平的关系。

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范畴，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

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公平与公正。

发展要求消除限制以人为中心发展和实现公正与公平目标的所有障碍。

第二，扩大就业应成为重中之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2004年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11.45%。

因此宏观调控的重点应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创造就业岗位的内容不仅包括为城镇居民创造就业岗位，也应当包括农村劳动力安置。

第三，缩小国内的不平等程度。

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而且，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显著快于低收入组，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60%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

第四，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

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从国际经验看，这种情况曾造成很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只有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城市化，才能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也才能最终实现我们所期望的城市化目标。

否则不仅会使那些改变了农民身份的市民因为无业而陷入贫困，也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

第五，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

首先，我国目前的公共卫生建设相当薄弱，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抑制了居民的消费。

其次，由于“空账”情况严重，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巨大风险，如果不进行调整，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将面临巨大风险。

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国的社会安全网是保证社会居民和谐相处的最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