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背经典诗文谢亭①送别许浑劳歌②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③。

[注释] ①谢亭：谢公亭，故址在今安徽宣城县。

相传为南齐诗人谢胱任宣城太守时所建。

他曾在此送别好友范云，后来谢亭就成为宣城著名的送别之地。

②劳歌：本指在劳劳亭（旧址在今南京市南面，也是著名的送别之地）送别时唱的歌，后来就成了送别歌的代称。

③西楼：即指谢亭。

[赏析]这是一首送别诗。

作品情景交融，笔法灵动，选材精当，把离情别绪渲染得出神入化，真挚感人。

诗的第一句写友人乘舟离去的场面。

劳歌一曲，缆得舟行。

第二句写江上之景色。

时值深秋，两岸青山，霜林尽染，与一江碧水交相映衬。

“红叶”“青山”、碧水，色彩纷呈。

这是典型的“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

“急”字暗透出送行者依依不舍的心情。

写出一种匆遽而无奈的情景气氛。

第三句写别后酒醒的怅惘空寂。

最后一句没有直抒离愁，而是又宕开一笔再来写景，“满天风雨”的凄黯迷茫与诗人当时的心境正相契合，诗人萧瑟凄清的情怀就借这“满天风雨”宣泄出来了。

这样借景寓情、以景结情，含蓄而富感染力。

星期二：诵美文时文求好(台湾)林清玄有好多人喜欢讲生活品质，他们认为花的钱多，花得起钱就是生活品质了。

于是，有愈来愈多的人，在吃饭时一掷万金，在置衣时一掷万金，拼命地挥霍金钱，当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他的答案是理直气壮——“为了追求生活品质!为了讲究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这两样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有钱能满足许多的物质条件就叫生活品质，是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有生活品质，而穷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如果说受教育就会有生活品质，是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有生活品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如果说都市才有生活品质，是不是乡下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是不是所有的都市人都有生活品质呢?答案都是否定的，可见生活品质从不是某一阶层、某一地区、或甚至某一时代的专利。

古人也可以有生活品质，穷人、乡下人、工匠、农夫都可以有生活品质。

因为，生活品质是一种求好的精神，是在一个有限的条件下寻求该条件最好的风格与方式。

工匠把一张桌子椅子做到最完善而无懈可击的地步，是生活品质。

农夫把稻田中的稻子种成最好的收成，是生活品质。

穷人买一馒头果腹，知道同样的五块钱在何处可以买到最好品质的馒头，是生活品质。

家庭主妇买一块豆腐，花最便宜的钱买到最好吃的豆腐，是生活品质。

整个社会都能摒弃那不良的东西，寻求最好的可能，这个社会就会有生活品质了。

因此，我们对生活品质最大的忧虑，乃不是小部分人的品味不良，而是大部分人失去求好的精神了。

在一个失去求好精神的社会里，往往使人误以为摆阔、奢靡、消费就是生活品质，逐渐失去了生活品质的实相。

进而使人失去对生活品质的判断力，只好追逐名牌，用有名的香水、服装、皮鞋以至名建筑师盖的房子，来肯定自我的生活品质，这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名牌泛滥的原因。

有钱人从头到脚，从房子到汽车，从音响到电视用的都是名牌，那些名牌多得让人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一般人欣羡之余，心生卑屈，以为那是生活品质，于是想尽方法不择手法去追求，甚至弄到心力交瘁的地步。

君不见被警察抓到的大流氓乃至小妓女，戴劳力士，开进口车，全身都是名牌吗?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到自我，清楚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条件，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最好的事物与生活。

再进一步，生活品质是因长久培养了求好的精神，因而有自信、有丰富的心胸世界?在外，有敏感直觉找到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在内，则能居陋巷而依然能创造愉快多元的心灵空间。

生活品质就是如此简单，它不是从与别人比较中来的，而是自己人格与风格求好精神的表现。

[精要指导]每个人活着都有求好的想法、愿望及追求，那么怎样活着才叫做有生活的品质呢?台湾当代著名作家林清玄的《求好》这篇文章明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即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到自我、清楚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条件，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最好的事物与生活。

阅读时应注意要透过朴实的语言体会其中深刻的含义。

《求好》是一篇有关生活的随笔散文。

它针对社会上有些人盲目花钱，盲目追求生活品质的现象提出了自己对生活品质的理解——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最好的物质与生活。

文章起笔从有些人的错误想法和做法谈起，然后连用三个“如果说“的排比句段，反驳有些人的不良认识及行为，并指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生活品质。

同时指出自己的正确认识——生活品质是一种求好的精神，是在一个有限的条件下寻求该条件最好的风格与方式。

接着作者举工匠、农夫、穷人、家庭主妇的例子从不同角度说明每个人都有生活品质和什么是生活品质。

同时深入一层地指出整个社会应如何追求生活品质，如何求好。

最好强调自己的观点，更加明确态度。

文章在写法上边反驳边立论，层次清晰，步步深入。

是我们写作上值得模仿的佳作。

星期三：记精品成语弄巧成拙[释义]本想耍弄聪明，施用巧计，结果却做了蠢事或把事情弄槽。

[故事]北宋的宋徽宗是一位很有艺术鉴赏力的皇帝。

他喜爱绘画艺术，经常到画院去欣赏画家们的新作，还常常指出作品的缺点，在他的倡导下，北宋的画家们养成了求新求实的画风，绘画事业十分兴旺。

当时有一位画家叫孙知微。

手下有一批随他学画的学生。

有一次，他应成都寿宁寺的请求画一幅《九曜图》，内容是水星菩萨和侍童。

画的轮廓出来后，孙知微急于去赴约，便吩咐他的学生为画着色，说完就走了。

学生们得到老师的信任，十分高兴。

他们准备着色时，突然发现画中侍童手中的瓶子是空的，都感到很奇怪。

他们说：“老师平时画瓶子，总要画上一束美丽的鲜花，插入瓶申，怎么今日忘了呢?一定是老师走得匆忙，疏忽了。

”于是，他们便在瓶中画上了一枝鲜艳怒放的莲花。

第二天，孙知微回来了。

学生们满心欢喜地呈上着好了色的画，期待着老师的夸奖，哪知孙知微一看那支莲花，顿时变了脸色，他气恼地问：“是谁叫你们把莲花添上去的?”学生们答：“是我们自己呀!您看，添上莲花，不是更好看了吗?”孙知微差一点骂出来：“真是胡闹!”他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说：“你们这是弄巧成拙呵!你们不知道，《道经》上说，这水星菩萨的瓶子，是他用来镇妖伏水的宝贝，不会有也不应该有花儿草儿的。

添上一枝莲花，它就不是宝贝，而是一只普通的花瓶了。

你们的色虽然上得不错，可这幅画却毁掉了(弄巧成拙)。

”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十分后悔地低下了头。

(出自《宣和画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释义]宁愿做高贵的玉器被打碎，不愿做低贱的瓦器得以保全。

比喻愿为正义而死，不愿屈辱苟活。

[故事]南北朝有个叫元景安的人，是魏国昭成王的五世孙，祖父、父亲都是朝廷的大官，他自己也被皇帝封为安西将军、通州刺史、镇西将军，得到朝廷的器重。

不久，魏孝帝元善见被高洋废掉，元氏政权被高氏政权所取代，建立了北齐，高洋当上了文宣帝。

高洋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对元氏的旧臣大加剿围，元帝的许多近亲都被杀害。

这时，十分惶恐的元景安，为了保全性命，竟然做出了阿谀逢迎的事情，他串连了几个人向高洋请求将自己的姓氏改成姓高，这是为了得到高洋的欢心。

元景安的堂弟元景皓，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气愤，元景皓说：“怎么能抛弃本姓，随人家的姓呢?大丈夫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能做块泥瓦而得保全!”第二天，元景安把堂弟的这番话告诉了高洋，高洋立即将元景皓杀了，并且把他的家属遣送到彭城。

元景安因此受到高洋的赏识，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领军大将军。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成语由“宁为玉碎，不能瓦全”变化而来。

(出自《北齐书·元景安》)星期四：读名人故事一生只为真理——近代兵泰斗蒋百里蒋百里不仅是著名军事家，而且在文学上颇有建树。

敢于同梁启超公开论战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

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

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三千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

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

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八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

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

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

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

”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

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

”此文连载两期。

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

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

同行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

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

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

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0年 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

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

其时，“省自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

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

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

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安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

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

一震之下，万齐齐开。

……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日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