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腐败案件发生的特点规律和防治对策研究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的严峻考验。

党中央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十分重视，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斗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机制和工作格局，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批隐藏较深的违纪违法分子被挖了出来，受到法纪的严惩，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随着腐败与反腐败博弈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腐败分子绞尽脑汁不断研究和“创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策略与手法，力图探寻更加隐秘、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腐败方式，于是权钱交易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呈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笔者结合腐败案件的查处，谈谈当前腐败案件发生的特点和规律。

一、串案、窝案、案中案增多。

近几年查办的案件中，腐败分子结成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往往查处一案，牵出一串，带出一片，腐败分子表现出明显的团伙性。

2013年发生在中石油的腐败窝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2013年3月20日，中石油旗下运营商昆仑利用总经理陶玉春，因公司财务等多方面原因，被有关部门控制起来，拉开中石油腐败案序幕。

2013年8月26日，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2013年8月27日，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中石油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2013年9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9月，四川富商吴兵卷入中石油窝案。

中石油系统高层贪腐窝案继续发酵。

2013年12月17日，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与妻子王富荣均已被带走调查。

河北省原国税局长李真一案共牵扯出50起案件，均被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厅级干部有9人，除李真外，还有河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兼驻京办事处主任王福友，省政府办公厅原副主任吴庆五，省政府办公厅原副秘书长兼督查室主任杨益铭，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石家庄市原市长张二辰，省国税局副局长潘景山，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张健，省建委原副主任兼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闫存增等。

另外，还涉及省国税系统的160多人。

黑龙江省农业银行副行长丁志国案件涉案人员70多人。

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件涉案人员300多人。

此类犯罪案件的特点是犯罪主体多元化，涉及人员众多，呈金字塔式纵向发展，横向蔓延，呈现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的特点和规律。

违纪人员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钻；有的身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打“擦边球”。

此类案件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一般由一位位高权重的犯罪主体辐射开来，越往下涉及的人更多，涉及的部门和领域也较多，都是在一张关系网的笼罩之下，网破了，鱼也就现身了。

这类案件的查处难度很大，大树不倒，树枝难查，大树一倒，一案接着一案，案中还有案，查处的人很多，涉及的腐败事件也较多，给查清案件事实增加了难度。

二、侵害的客体多样化、复杂化，超出了传统的“财物”界限和范围，开始向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领域延伸。

为了使权钱交易更具隐蔽性和复杂性，交易双方往往在贿赂标的物上煞费苦心地精心谋划、反复揣摩。

于是，贿赂的标的物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请托人给职务犯罪嫌疑人施以贿赂，有的提供有价证券、支付凭证、黄金、珠宝等财物，有的提供免费劳务、住房装修、住房使用权、车辆使用权、出国出境旅游等财产性利益者，有的安排高消费娱乐、休闲、健身活动，提供出国留学、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者则与日俱增，有的还将其披上更加华丽的外衣，美其名曰“劳务费”、“润笔费”、“顾问费”等等。

这些违纪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涉及到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和声誉、公共财物的所有权等。

所侵害的社会领域越来越广泛，作案方式越来越多样化。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负责全国医疗器械产品审批工作。

根据国家规定，临床实验报告、技术检测报告本来是不允许改动的，但有些人为了利益进行了改动。

尤其是医疗器械说明书，随便改动的情况非常严重。

郝和平从1999年开始就迷上了高尔夫球，一到星期天不打球就浑身难受。

广东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因为改动了产品说明书，被停掉了注册。

该公司总经理得知郝有此爱好，即向郝和平送上价值20万元的高尔夫球卡，并通过他人向郝和平说情，郝和平给予了帮助。

某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顾某平时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炒股，在担任局长之前，就通过炒股赚了100多万元。

担任局长之后，就没有时间打理股票了，账上的股票一度亏损。

当时，政府打算在临近上海市的地区成立经济开发区，承包该区块某低洼地充泥、填土工程的王某认为商机来了，决定自己把这块地吃下来，投资房地产。

王某辗转托人找到顾某，得知顾某有炒股的爱好，就联系了在证券公司工作的表弟为顾某打理股票，并约定每年给顾某50%的固定收益。

两年来，股指大跌50%，顾某仍收到了100多万元的收益，王某也获得了一块土地的开发权。

此类案件的规律，是请托人具有一定的利益目的，不是直接用金钱行贿，而是用一些消费或可得性利益为诱惑，针对受贿人投其所好，让受贿人无法拒绝，从而达到请托人的行贿目的。

这类案件的当事人的个人喜好也许本身并不违法，但请托人瞄准了他的喜好，行贿成功的机率大大增加，如果直接送钱，也许再多的钱也会遭到拒绝。

三、“二奶”、情妇成为反腐的重要力量。

据有关媒体披露，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60%以上都与包“二奶”有关，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破坏了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更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

2014年4月，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的落马成为热点话题，他是今年首位受查的正部级官员，也是首位落马的中纪委委员。

申维辰进京仅3年多，落马主要是因山西事发。

他长期在山西任职，曾任省委宣传部长、太原市委书记，当地对他有三句话概括：“卖了许多地，拍了一部戏，睡了一群女人。

”所谓一部戏，就是申维辰曾在内地热播的电视剧集《乔家大院》任总策划。

纵观近年来落马的贪官，很多都是情妇的"功劳"，远有李纪周、陈同海、汤成奇、吕清海，近有刘铁男、范悦。

在广东，近年因为情妇落马的贪官并不罕见，2014年春节前几天，肇庆端州文化局长杜伟军被情妇举报并在网络上传不雅照片而被处分，是广东最新发生的一宗案例。

越来越多的官员因情妇举报而后院失火、在劫难逃，情妇俨然成了贪官们的"掘墓者"。

更为典型的情妇反腐案例，是曾任国家发革委副主任刘铁男案例，虽然是由媒体人罗昌平（微博）的网络举报所引起，但烧起第一把火的人，则是刘铁男的情妇——一个姓徐的年轻女子，是她先向罗昌平打电话曝出了刘铁男的黑材料，才使得与刘铁男本无交集关系的罗昌平掌握了重要的举报证据。

而刘铁男与情妇合影也成为网络关注的热点。

“情妇反腐”的规律无外乎是官员外养情妇、情妇反目、情妇举报。

情妇举报贪官，要么是无法扶正，因爱生恨，要么是钱财的欲望太大，无法满足，或者利益受损，来个鱼死网破。

网上有传言称，刘铁男与情妇徐某因分赃“不公”而起纷争，徐某受死亡威胁，奋而举报。

四、买官卖官成常态化。

中央纪委在查办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中，发现李真利用其担任过省委主要领导秘书的特殊身份，插手30多名厅局级和国税系统干部的工作调动和职务安排。

一些人通过向李真行贿，换取了一官半职。

许多买官卖官者没有丝毫的羞耻感，手里递钱，嘴里要官，如同在商场买东西一样。

不难想象，这种人买了官位后，肯定会疯狂地以权谋私，不但会尽快收回他们买官的成本，还会变本加厉地聚敛钱财。

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被审查后交待，一个县长为当县委书记，一次给他行贿50万元人民币，这个人很快就得到了回报。

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长期从事政法工作，从1999年起担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1999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酝酿成立执行局(执行局长为副厅级)。

该院执行庭庭长张鹏程几次找到田凤岐提出自己要任执行局长，并先后亲自或安排其胞弟张鹏宇给田凤岐送钱物。

2000年初，借田凤岐搬家之机，由张鹏宇为田凤岐家购买了价值人民币3.8万元的家具；2000年7月3日，借田凤岐过生日之机，张鹏程在田的生日宴会上送给田凤岐妻子张振芹人民币1万元，张振芹将此情况告诉了田凤岐。

2000年11月，又由张鹏宇给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田凤岐送人民币5万元。

2001年5月，张鹏宇再次到田凤岐家送给田1万美元。

2001年8月27日，在田凤岐主持召开的关于推荐执行局长人选的院党组会上，形成了推荐张鹏程为执行局长人选的党组决议，并上报省委组织部。

2001年8月30日，张鹏程被任命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这只是田凤歧腐败的开始，随后田凤歧放松了警惕，在贪腐的路上赿走赿远，受贿33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今年上半年，中央查处的三门峡买官卖官案，作为三门峡市委书记的连子恒被双规了，最大的问题就是买官卖官。

100万买个义马市副市长的聂卫东曾在饭局上公开宣称，“没想到一个副市长还是挺便宜的。

我准备了200多万，结果只花了100万就把事情办成了。

”分析买官卖官案件的规律，走买官卖官路子的人，都是不正派者，大多还是政治无赖、社会孬种。

买官者进了官场，有了权势，再卖官，倘想官升一级，重又买官，买和卖两者递次并行不悖，官场成为了腐败分子政治交易的场域。

聂卫东投资100万当上了义马市副市长，有了权势还得有利益，这类人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

他开始贪婪地受贿，暗示下属进贡，倘若不是及早败露，这早些投资的100万很快就会收回成本，继而再向新的目标买官投资。

五、傍“大款”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新途径。

在一些领导干部周围，总是簇拥着一些“大款”朋友。

领导傍“大款”，不法“大款”找靠山，二者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利益关系。

因此，出现了有的领导违反规定在项目审批、工程承包、协调贷款、减免税费等方面为不法“大款”们提供方便，从中捞取巨额贿赂；而不法“大款”们则利用这些领导干部手中的职权，获取巨额非法利益。

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曾29次违反审批程序，在不法“大款”的报告上作批示，为他们提供优惠和便利，他所收受的贿赂中，有近一半是不法“大款”所送。

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和沈阳市原建委主任宁先杰帮助沈阳私营华阳物业集团减免电贴费1100多万元，二人一次就向该集团总经理高万峰索要了50万美元。

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应私营企业主田华启之托，帮助其取得开发用地且享受优惠政策，使田华启一次获利2500万元，自己则收受田华启200多万元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