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标准
文/周英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100081
作者信息：周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博士学位
[库恩之前的科学哲学家，例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尔，他们体现了很强的逻辑思考能力，并对（科学）哲学有较强的储备知识，但是他们对科学史本身缺乏了解；库恩焕然一新的是他从科学史，历史出发看待科学哲学，但是似乎他对历史很了解，却缺乏对哲学（科学哲学）本身的了解，例如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大量的例子和引用是科学史的，而不是科学哲学的（例如，引用维特根斯坦或波普尔）；拉卡托斯在科学哲学知识和科学史知识两方面都进行了储备，使得他有资格评价这些前驱学者。
他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现在他很好地评价了前人的科学哲学观；他的科学史知识体现在他运用并倡导以典型历史实例进行“案例研究”以研究科学之进步的方法，在评价科学发展方面主张以科学史检验科学方法论，即将“预测新颖事实”这种历史的视角作为一个评价标准]
拉卡托斯总结道：“辩护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由业已证明的命题构成的。
由于认识到严格的逻辑演绎只能使我们推导（传导真理），而不能证明（确立真理），他们对那些可用逻辑之外的方法证明其真实性的命题（自明之理）的性质有不同看法：（1）古典唯理论者（或狭义的“理性主义者”）承认根据启示、理性直觉及经验所作的种种不同的、并且是有力的超逻辑的“证明”。
这些证明，再借助于逻辑，使他们能够证明任何科学命题[实证主义]。
（2）古典经验论者只接受一些数量相对较少、表达了“确凿事实”的“事实命题”作为自明之理，它们的真值是由经验确立的，它们构成了科学的经验基础。
为了只
从狭窄的经验基础、而不从任何其他东西来证明科学理论，他们需要一种比古典唯理论者的演绎逻辑有力得多的逻辑，即“归纳逻辑”。
一切辩护主义者，不论他们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同意一个表达了“确凿事实”的单个命题可以证伪一个普遍的理论，但他们中极少有人认为事实命题的有限合取能够足以“归纳地”证明一个普遍的理论。
怀疑论并不否认辩护主义：它只是坚持说没有、也不可能有业经证明的知识，因而无论什么样的知识都是不存在的，“知识”不过是动物的信仰而已。
这样辩护主义的怀疑论便嘲笑了客观思想，为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和迷信打开了大门。
辩护主义（古典唯理论者和古典经验论者）他们全都认为科学的诚实性要求放弃一切未经证明的东西。
他们担心，一旦他们承认理论科学是无法证明的，他们就不得不作出结论说理论科学是诡辩和幻觉，是不名誉的欺骗。
然而这两派都失败了：康德主义者的失败是由于非欧几何学和非牛顿物理学；而经验论者的失败则是由于在逻辑上无法确立经验基础（事实不能证明命题）和归纳逻辑（任何逻辑都不能无错误地增加内容）。
结果表明一切理论都同样是无法证明的。
概论主义（或称为“新辩护主义”）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否认必须作出这种结论[即理论需要证明]。
他们认为尽管科学理论都是同样无法证明的，但相对于可资利用的经验证据，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或然性。
这样，科学的诚实性所要求的就比原先想的要少：科学的诚实性在于只讲或然性高的理论；甚至只要求为每一科学理论指明证据，并根据这一证据指明这一理论的概率。
但是波普尔证明，一切理论的概论都是零；一切理论，不仅是同样无法证明的，而且是同样无概率可言的。
（拉卡托斯（1978），1986中译本第16页）
在这种背景下，证伪主义在评价理论方面，以及一般来说，在知识的诚实性标准方面所带来的戏剧性变革理应受到重视。
波普尔认为美德不在于小心谨慎地避免犯错误，而在于无情地根除错误。
一方面大胆猜测，另一方面无情反驳。
知识的诚实性不在于力图通过证明（或者“或然的证明”）来加强或确立自己的见解，而在于明确地规定自愿放弃自己见解的条件。
信仰或许是一个可惜无法避免的、受批评抑制的生物学上的弱点；而虔信在波普尔看来则是彻头彻尾的罪过（12页）。
（拉卡托斯（1978），1986中译本第16页）
库恩由于认识到辩护主义和证伪主义都未能对科学增长提供合理的解释，似乎倒退到了非理性主义（拉卡托斯（1978），1986中译本第13页）。
库恩认
为科学增长是非归纳的、非理性的，认为不可能有任何发现的逻辑，而只有发现的心理学。
在库恩看来，反常、矛盾在科学中总是少不了的，但在“常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保证了一种增长的模式，这种模式最终要被一场“危机”所推翻。
库恩式“危机”的出现没有特别的合理原因。
“危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然后又出现一个同前一范式不可通约的新范式。
对它们进行合理比较的标准是没有的。
每一范式都含有自己的标准[不可通约性]，超范式的标准是不存在的。
变化是潮流所带来的结果。
因而，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非理性的，把科学哲学降低为科学心理学。
（拉卡托斯（1978），1986中译本第12 5页）
面对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拉卡托斯认为：如果甚至在科学领域中，除了对一项理论的支持者的人数、虔信程度和鼓吹力量作出估计之外，别无它法来判定该项理论，那么在社会科学学科中就更是如此了：强权即真理。
（拉卡托斯（197 8），1986中译本第13页）拉卡托斯认为波普尔将两个不同观点混在一起了，即“朴素的证伪主义”和“精致的证伪主义”。
“朴素的证伪主义”虽然可被批驳，但是“精致的证伪主义”是比较有力的观点，或者可以摆脱库恩的指责，把科学革命描绘成合理的进步，而不是宗教的眅依（拉卡托斯（1978），1 986中译本第14页）。
朴素的证伪主义包括：独断的或自然主义的证伪主义和方法论证伪主义。
独断的或自然主义的证伪主义毫无保留地承认了一切科学理论都是可错的，但它却保留了一种不会错的经验基础。
认为，经验反证据是唯一可以判定一个理论的公断人。
拉卡托斯认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它的基础是两个错误的假设和一个过于狭窄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
理论和事实命题都是可错的。
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拉卡托斯（1978），1986中译本第19、22页）。
方法论证伪主义是约定主义的一种，不是辩护主义者。
对“实验证明”不抱有幻想，他完全知道他的决定是可错的，而且清楚他所冒的风险。
……在特定的关系中，他不把它们看成是受检验的理论，而是看成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例如有的时候肉眼的报告即为“观察”，这是不成问题的，尽管实际上它仍然依赖于某种关于人的视觉的模糊的生理学理论]。
……需要决定如何将受检验的理论同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
……方法论可证伪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界标准：只有那些能够禁止某种“可观察的”事况，因而可被“证伪”和拒斥的理论即非“观察的”命题才是“科学的”：或简而言之，一个理论如果具有一“经验基础”，便是“科学的”（或“可接受的”）（拉卡托斯（1978），1986中译本第14页）。
拉卡托斯力图减少方法论证伪主义中的约定成份，并用精致的、能为证伪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从而挽救方法论和科学进步观点的证伪主义来取代朴素的证伪主义。
朴素证伪主义者认为，任何能被解释为在实验上可证伪的理论都是“可接受的”或“科学的”。
精致的证伪主义者认为，仅当一个理论比其先行理论（或与其竞争的理论）具有超余的、业经证认的经验内容，也就是说，仅当该理论能够导致发现新颖的事实时，它才是“可接受”的或“科学的”。
如果它预见了某个新颖的、至今未曾料到的事实，那就让我们把这个理论系列说成是理论上进步的（或“构成了理论上进步的问题转换”）。
如果这一超余的经验内容中有一些还得到了证认，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个新理论都引导我们真地发现了某个新事实，那就让我们再把这个理论上进步的理论系列说出是经验上进步的（或“构成了经验上进步的问题转换”）。
如果一个问题转换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我们便称它为进步的，否则便称它为退化的。
只有当问题转换至少在理论上是进步的，我们才“接受”它们作为“科学的”，否则，我们便“拒斥”它们作为“伪科学的”。
（拉卡托斯（1978），1986中译本第44、47页）
拉卡托斯认为评价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同它的辅助假说、初始条件等等一起评价，尤其是必须同它的先行理论一起评价，以便看出该理论是经过什么变化而出现的。
那么，我们评价的当然是一系列理论，而不是孤立的理论。
（拉卡托斯（1978），1986中译本第47页）这就是科学研究纲领。
纲领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
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
纲领的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将否定后件式对准这一“硬核”，相反，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独创性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该核形成了一个保护带，而我们必须把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
如果纲领不能预见新颖的事实，可能就必须放弃其硬核。
正面启发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
正面启发法解释了理论科学的相对自主：在有力的研究纲领内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合理地选择哪些问题，是由正面启发法决定的，而不是由心理上使人发愁（或技术上急迫）的反常决定的。
假如一个科学家（或数学家）有一正面启发法，他就会拒绝陷入观察中去。
他会“卧身沙发，闭上眼睛，忘掉材料”。
（拉卡托斯（1978），1986中译本第67-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