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白与杜甫》萧涤非一九七二年，郭老的大作《李白与杜甫》发表了。

差不多在拜读的同时，就想写封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向郭老请益。

可是一直未能如愿。

只是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兴式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去年十月，我参加了过去我们编写的那部《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的修订工作，住在中山大学，东道主人要求我们每人都得作篇报告，我还被指定要谈谈对《李白与杜甫》一书的看法。

由于事出意外，毫无准备，连个“急就章”也没有搞出，拿着笔记本便上了讲台。

后来还被邀在广州语文学会、海南岛民族学院和海南师专分别作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发言。

这都不是我的自愿。

我之所以不愿谈，是因为觉得：一，郭老是我们的老前辈，他的成就和贡献又是多方面的，一部著作即使有问题也算不了什么。

“明月无瑕岂容易？！”二，郭老过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这次的抑杜，不过是他自己在翻他自己的案，而我们的非议，也不过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后日之郭老而已；三，杜甫和他的诗是客观存在，谁也抹杀不了。

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

因此，总觉得能不谈，最好不谈。

但近来感到这不是办法。

因为只要一有机会，不谈，似乎就过不了关。

为了避免这种令人厌烦的旧调重弹，我决计趁这次山大校庆科学讨论会的机会索性把它写成书面的东西。

遗憾的是，我再也听不到郭老的教训了。

谈的如有错误或欠妥之处，只有请同志们指正。

一、扬李抑杜扬李抑杜，是《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基调。

这一基调，贯串全书，包括从第一页的各章标题直到最后附录的李杜年表在内。

郭老专论杜甫的共有六章，这六章的标题是：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终身嗜酒。

几乎没有一个好标题。

全面贬低杜甫的倾向性是一目了然的。

要贬低杜甫，首先就得把“诗圣”和“人民诗人”这两顶新、旧“桂冠”从杜甫头上摘下来。

郭老正是从这里入手的。

郭老说：“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

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

”（《李白与杜甫》大字本196页。

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关于“诗圣”这一称号，据个人所见，从南宋时便已有了。

郭老说“人民没有过问”，不，人民是过问了的，而且是批准了的。

陕南流传这样一首民歌：“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

诗歌作了千万卷，不流千年存万古。

”（见《中国歌谣》第二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不仅得到人民的批准，而且还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批准。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为成都杜甫草堂书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在旧时代，一个“能知百姓苦中苦”的诗人，既可称他为“诗圣”，为什么就不可以用现代的语言称为“人民诗人”？我要声明，我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的一个称杜甫为人民诗人的。

别的同志根据什么，我不知道，就我个人来说，却也并非闭着眼睛瞎捧。

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那时我还在清华大学念书，我搞过一本“历代风诗选”，将《诗经》以下直到清末凡是反映社会现实、人民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

事实告诉我：反映得最为广泛、最为深刻、最为真挚，而且是至老不衰，至死不变，在历史上也是最有进步意义的，不能不推杜甫为首屈一指。

这就是我称杜甫为人民诗人的根据。

（单凭这一点，是否就够格，大家可以讨论。

）我们知道，屈原也曾被称为“人民诗人”，郭老并不曾表示异议，为什么对杜甫却大不以为然，还要代表人民追问个所以然呢？坦率地说，人民的追问，我一个也没有接到；为杜甫抱不平的函件我倒是收到不少。

值得惊异的是郭老自己也曾一而再地称杜甫为“诗圣”，如为草堂撰写的、并经我国人民邮政制成图案印在纪念邮票上的那副楹联就有“诗中圣哲”的话，为成都川剧学校的题诗也有“诗圣至今剩草堂”之句，现在却来了个大转弯，书既无“前言”，又无“后记”，也没有另作任何说明，未免令人感到纳闷。

我说这些话，并没有要为杜甫争取“诗圣”或“人民诗人”的“桂冠”的意图。

我倒是觉得取消的好。

因为这不符合杜甫的原意，他写出这些诗并不是为了要猎取这类“桂冠”。

给他戴上这类“桂冠”，他将会感到不自在、不自然。

尽管他对自己的诗很自负，但也非常自谦。

他推李白为“无敌”，称高适为“独步”，比高适、李白为“乘黄”而自居于“凡马”。

一直到晚年，他还在责怪自己诗写得不好：“病减诗仍拙”，毫无掩饰。

这就是说，杜甫从不曾以“诗圣”自居，“诗圣”或“人民诗人”的“桂冠”戴得合不合适，这自是后人的事情，不该讥及诗人本人。

郭老还说，如果要选“人民诗人”的话，他宁可投苏涣一票。

我看这一票是不能投的。

这里不作分析。

郭老曾提到，有人批评他说：“你是偏爱李白，在挖空心思扬李抑杜。

”郭老不承认，我看确是事实。

我们不妨举出一些例证。

比如：李杜二人都好喝酒，但李白喝酒却有许多好处：一是“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有醉的时候，是他最胡涂的时候”；二是他的许多好诗都是喝醉后写出来的；三是喝酒使他从道教的迷信中觉醒过来了；四是使他具有了“平民性”，喝出了一个“太白世家”、“太白遗风”。

而杜甫的喝酒，却一点好处也没有，也没有喝出一个“少陵世家”或“少陵遗风”，最后还死于酒。

就这样，尽管郭老在行文中也曾说李白是“生于酒，死于酒”，但“终身嗜酒”的帽子还是落在杜甫头上。

说到门阀观念，唐代文人都很重，李杜二人也毫不例外。

比较起来，李白还更严重。

为了拉关系，他可以把自己降低几辈子。

郭老已举出不少例子，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李白还和唐王朝一样在诗中一再称老子为“吾祖”、“先君”。

说实在的，杜甫还没有荒唐、庸俗到这种地步。

然而“门阀观念”的帽子却又落在杜甫的头上。

谈到物质生活，李白比杜甫要优越得多，这是用不着举例的，翻开他的诗集就可以看到。

但郭老却不去说，反而斤斤计较，拐弯抹角，寻章摘句来证实杜甫过的是一种“地主生活”，并写成专章。

过着地主生活的诗人谁不讨厌，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杜甫的实际。

关于杜甫的困穷生活同样用不着举例。

这里只谈一点我对杜甫“无衣思南州”这句诗的感受。

去年十月中旬，我由上海去广州，穿的是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

但到广州时，就脱得只剩下一件衬衫了。

这时，我忽然想起杜甫这句诗，并从这句诗里理解到诗人的贫困。

“南州”就是现在的广东省一带地区，当时士大夫们都怕去，如果不是贫困，杜甫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杜诗中还有不少谈到他晒太阳取暖的情况，如在夔州时写的“杖藜寻晚巷，炙背近墙暄。

”（《晚》）又“凛冽倦玄冬，负暄嗜飞阁。

”（《西阁曝日》）举此一端，他的贫困也就不难想见。

但郭老却放过李白，反而抓住经常不免挨饿受冻的杜甫给戴上“地主生活”的帽子，这能说是公平吗？扬李抑杜的例子，书中是很多的。

有的偏爱偏恶还非常明显。

比如同样是用的比喻手法，当李白用“大鹏”或“鸾凤”自比时，太平无事，而当杜甫以“老骥”、“饥鹰”自比时，却被斥为：“虽然在以鹰骥自拟，其实是自比于禽兽。

”（244页）其实要骂杜甫自比于禽兽，不如举“狗”为例，杜甫是曾经两次自比于“丧家狗”的。

然而这能说是杜甫的罪过和耻辱吗？“酷见冻馁不足耻！”杜甫自己早作了回答。

又如，同样是用的夸张手法，但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没有问题，而曾获得陈毅同志赞赏的杜甫的名句“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却遭到指责，说“松树要高到一千尺，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问：李白的白发长到三千丈，倒是可能的吗？我们知道，李、杜同样是推崇屈原的，但郭老却硬说杜甫“抑屈扬宋（玉）”。

其实杜甫对屈原从无贬词，倒是李白有时加以非笑：“投汨笑古人。

”杜甫走过的地方很多，见闻很广，对事物能有个比较。

所以诗中往往用“天下”来突出祖国某一地区的山川或人物的特点。

前者如“剑门天下壮”、“西蜀地形天下险”等，后者如“越女天下白”。

江南女子比较白晰，这是事实。

她们自己也不否认，如南朝民歌：“跣把丝织履，故交白足露。

”李白诗中也写到，如“耶溪女似雪”，“屐上足如霜”，“两足白如霜”，真是不一而足。

但郭老偏抓住杜甫那句诗大作文章，并讥讽说“杜甫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

这能令人心服吗？扬李抑杜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关于李白那首“划却君山好”的绝句的解释，原诗是：“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郭老说李白要划却君山的动机目的，是因为“他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更加扩大耕地面积”，“是从农事上着想”，“应该说才是真正为了人民”。

（185、186页）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我在拙作《杜甫研究》中曾不恰当的把李白这句诗和杜甫的“意欲划叠嶂”作了对比，当时也确实有扬杜抑李的偏向。

但如果一定要说李白的“划却君山”是“为了人民”、“是从农事上着想”，却很值得商榷。

第一，李白这首诗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天写的，而秋天的洞庭湖，正是所谓“八月湖水平”、“洞庭秋水阔”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湖中多种田”的事情，李白也不可能看到农民的屯垦，从而产生扩大耕地面积的想法。

（郭老引杜诗“宿桨依农事”为证，是误解，详后。

）第二，李白这首诗的题目是《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在这种情况下写的诗，会忽然想到要划却君山来扩大耕地面积，也实在有些离奇。

足见这不过是李白醉后的豪言壮语。

郭老说“洞庭湖里的水，湘江里的水，不能直接变为酒”，意在表明李白要划却君山，不可能是为了想多喝酒。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汉水也是“不能直接变为酒”的，但并没有妨碍李白要把汉水当成酒来喝：“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ｐō＠⑴醅。

此江若变作春酒，垒ｑū＠⑵便筑糟丘台。

”（《襄阳歌》）第三，划却君山，不但不能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反而要缩小耕地面积。

因为李白并不是要填湖造田，而是要把君山淹没在湖里，以便“平铺湘水流”的。

有君山，农民还可以植树造林，搞梯田；现在把它划了，还扩大什么耕地面积？而且，被唐人形容为“水晶盘里一青螺”的小小君山，即使划了，又能扩大多少耕地面积？这也就是说，李白不会有这种想法。

面对着浩瀚的洞庭湖因而想到扩大耕地面积的人也是有的，那是白居易。

他慨叹“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希望把洞庭湖“渗作膏腴田，踏平鱼鳖宅。

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意思说得很明白。

至于李白这首诗，我们却实在看不出是为农业着想，为人民着想。

郭老曾说：“翻案何妨傅粉多。

”郭老对李、杜二诗人的抑扬未免过当，似与这种翻案观点有关。

二、曲解杜诗作家和作品是分不开的。

要贬低杜甫，就必然要贬低杜诗。

因此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杜诗特别是那些历来传诵的名篇警句几乎作了全盘的否定。

可以说，几乎无一完篇。

这集中的表现在打头第一章《杜甫的阶级意识》里。

但是，要否定杜诗却也不那么容易。

因为千百年来，有许多作品深入人心，早有公论，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也不失为富有人民性即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

硬要把精华说成糟粕，就势必加以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