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简意赅的易学发展史——浅评《四库全书总目∙易部小叙》在《四库全书总目∙易部小叙》（以下简称《小叙》）中,纪昀仅 用 280 个字的篇幅就概述了从易学产生到宋代几千年的易学发展史， 实际上它勾勒出了我国易学发展的轨迹，对易学发展中的流派、研究 方法等作了中肯的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总叙》的核心内容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 儒者沿彼，学凡六变”，通过论述“六变”，阐明经学发展的六个阶段。
同样，在《小叙》中，以“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为中心来论述 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
一．关于易学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小叙》曰： “而《易》则寓于卜筮······盖犹太卜 之遗法” 。
在生产力落后、科学不发达的年代，面对自然界和人本身， 人们软弱无力，故“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
通过占卜， 人们趋利避害、祈求赐福。
《尚书·洪范篇》载： “汝则有大疑，谋及 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
可见，占卜在人们生产生 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阶段，《周易》一般为史官所垄断， 发展水平不高，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因《周易》为卜筮之书而免于 火灾。
到了秦代，《周易》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统治者利用政权，使 《周易》一步一步走向神学化。
第二阶段， 《小叙》曰： “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 禨焦，入于 祥” 。
西汉初年“天下但有《易》卜，未有它书” （见《汉书·刘歆传》），这个时期，易学得到了充分发展。
据《汉书∙ 儒林传》， 汉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之《易》皆祖田何，大 谊略同，惟京氏为异。
京房受《易》于梁人焦延寿，在著作《孟氏京 《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中都体 房》十一篇、现出以纳甲、八宫、世应、飞伏、五星四气等妄言灾异内容。
故《周 易》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的摹仿自然，发展到了预测自然， 甚至进一步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了统治思想的一个工具。
第三阶段，《小叙》曰： “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 。
《周易》传到宋朝的陈搏、邵雍，再一次变成以河图、 不切于民用”洛书探究天地奥秘的书，这些《易》图又被后人互相附会、发明，愈 演愈繁，于是《周易》就不适合民用了。
自宋至清，绵延八百年之久， 《易》图据说达到数千种之多，形成宋、元、明、清四代人讲《易》 的一支新学派，被称之谓“图书之学” 。
“王弼尽黜象数， 说以老庄” 。
汉人讲 《易》， 第四阶段，《小叙》 曰：依象解辞, 句句都要附会《易》象。
而八卦之取象，除《说卦》所载 之外，汉人又补充了很多“逸象” ，仅就我们所知，即有荀氏九家“逸 象”三十一种（见《经典释文》），并被朱熹采入《周易本义》，虞氏 五世家传孟氏《易》学，其八卦取象更十倍于荀氏九家之《易》，八 卦共有三百三十一种取象。
在这种情形下，王弼一扫汉人象数之说， 用老子、庄子的思想来解释《周易》，主张言《易》最重得“意” ，提 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观点。
于是出现义理一派。
第五阶段，《小叙》曰： “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 。
正如王弼把注《周易》当成阐发自己玄学思想的工具一样，胡瑗、程 颐也以此作为发挥自己理学思想的工具。
在程氏《易传》中，《周易》“理”能“遍理天地之道”“理”不但是《周易》。
，的“象”出自“理”象数、阴阳的根源，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源。
在程颐看来，甚至《周易》 作为一部筮书而能占筮，究其原因，也无非是一个“理”字在起作用。
第六阶段，《小叙》曰： “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 《易》遂日启其论端” 。
义理派传到宋朝的胡瑗、程颐，才开始用儒 家的思想来阐明易理。
再传到李光、杨万里，又用历史事实去考证它 的卦爻辞，于是就出现了争论。
总的看，《小叙》 所勾勒的易学发展的轨迹是清晰的,纪昀按照 “义 理派”和“象数派”的发展为线索，将易学发展分为了六个阶段，这 也体现了纪昀等馆臣研究易学的方法。
但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十全十 美的：其一，不能很好地体现易学发展过程中内容上的变化。
其二， 就今天看来，这种划分还没有涉及到清代及近代易学的发展情况。
作 为以考证为主的清代，在易学的发展上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于近 代， 易学发展走向自然科学化、 百科全书化， 这点是纪昀无法概括的。
二．关于易学流派的划分在易学“两派六宗”的划分上，纪昀所说的“两派”可定名为 “义理派”和“象数派” ；纪昀把《易》学史上古往今来的《易》学 略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这作法基本上把握了《易》学发展的规律。
宗、 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
六宗，实际是占卜禨“占卜”、“灾祥”、“谶纬”等三宗易学，其实都是不脱象数的范围。
以“老庄”来说《易》的，开始于魏以后的道教，套用东汉魏伯阳著《参 同契》的观念，彼此挹注，杂相运用《易》与“老庄”的道理。
“儒理” 说《易》，大盛于南北宋时期，如司马光的《潜虚》，周敦颐的《太极 图说》，程颐的《易传》，以至于朱熹的《易本义》等，大抵都属于这 一范围。
史事一系，也由宋儒开始，如杨万里的易学，便偏重于这一 观点。
《周易》是观象系辞，以数推衍，也离不开象数。
只是禨祥、图 书类著作，大多是创造性地解释《周易》，它们往往在《周易》的基 础上又创出了另外的一个相关体系，不能照搬解易。
重要的在于从各 派中吸取与《周易》一致的内容，博采众家之长，而不是去排斥某一 流派。
两派六宗在说明《周易》上都有不同贡献。
从总体上说，象数 派的最大贡献是保留了积古的传述内容。
而最大的错误在于为易传寻 找象数依据。
义理派的最大贡献是精微地阐明了易理，最大的错误在 于扫荡象数。
离开象数，《周易》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成 空洞的理论。
而离开义理，《周易》就会成为无法理解的梦呓。
但是关于“六宗”的代表人物上，纪昀等馆臣给我们留下了不少 疑点：列举京房、焦延寿、陈抟、邵雍、王弼、胡瑗、程颐、李光、 杨万里九家《易》学,而西汉田何、施雠、孟喜、梁丘贺《易》都得 立学官，京氏《易》依附孟氏，有京、焦却不及四家。
这是疑点一。
东汉荀爽、刘表、马融、郑玄并称四大家，只字未提；费氏《易》贯 两汉而绵延不绝， 一直影响到三国曹魏时期的王肃和王弼， 史家溯源，“两派六 多称述费氏《易》，亦未包括；合两汉四百余年之《易》学，宗”只提到京房和焦延寿，这是其二。
朱熹《易》学与程颐《易》学“两派六宗”有程氏却无朱熹， 并立学官，到清代乾隆年间仍然如此，这是疑点之三。
李光、杨万里的《易》学虽有其特点，但在《易》学 史上地位并不显豁，能与之并列的易家不乏其人， “两派六宗说”举 之为“史事宗” ，而简省其余，这是疑问之四。
这样疑点是怎样造成 的？是纪昀等馆臣的疏忽，是个人偏见，还是其它因素？这有待于进 一步的研究。
三．关于易学研究方法易学有两派六宗之分， 就其研究方法说， 不外乎义理、 象数两种。
这两种方法虽然在对《周易》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同，但有一点是比较 一致的，就是注重“解释”，不注重实证。
这样做的结果是容易混淆或 抹杀历史真相，经、传、学不分，乃至把自己对《周易》的理解看作 是《周易》本身固有的思想。
但是，这种易学研究方法也并非没有其 长处。
首先，义理和象数两种方法，即是传统易学研究的方法，又是 传统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方法与对象浑然一体的模式，对于易 学本身的创新和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几千年来的易学史之所以内容丰 富，花样翻新，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次，这些方法都是 时代的产物，与该时代的时代精神十分吻合，如汉代讲象数，宋人重 义理，都与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相一致。
第三，由于这些方法以 特殊的形式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所以，也使它们有资格成为该时代人 们认识宇宙，发展学术的理论思维基础。
如宋儒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以易学思维为理论基础，吸收佛教、玄学、道教精于思辨的理 论特征而创立的新儒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明显，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对易学研究定要走出传统的研究 方法，再不能一头扎在经义的考证、义理之上，而要与时俱进、学以 致用，站在易学之外研究易学。
这种研究，可以称之为对象性研究， 研究者就象一个解剖师，他可以把研究对象条分缕析，详细入微地解 剖开来。
如对文献的辨伪和整理， 对文献背后的历史背景、 社会结构、 思想渊源的探索，对文献内容的逻辑结构的分析等。
这些方法，可以 弥补传统经学方法中经、传、学不分的不足，把经的还给经，把传的 还给传，把学的还给学。
一句话，可以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就这一点 说，这些方法之“新”是有其价值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但是，站在 易学之外研究易学的、方法与对象二分的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那就是往往容易造成分析批判有余，继承创新不足的后果。
当然，《小叙》中旁及的问题还很多，如“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今参教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说的 概述的是易学的作用之大，是校勘及作者的立场问题，这里不作论述。
参考书目：1.《周易概论》 ，刘大钧著， 齐鲁书社 1986 年。
2.《秦汉易学思想论纲》，张涛，济南大学学报，2002 年。
3. 《周易集解》，李鼎祚撰，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
４.《易学十讲》，邹学熹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学勤整理，中华书局，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