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环境条件刘常勇为何工业文明会起缘自于英国？中国有五千年悠久文化，18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为何驱动工业文明的科技创新没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因为科技创新需要有孕育的宏观环境，而18世纪的英国正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工业文明兴起于英国。

工业文明孕育之地 --- 伯明翰英国内陆的英格兰中部城市伯明翰，正是孕育科技创新与工业文明发展之地，而它的出现并非偶然1。

伯明翰地区的居民大都是因为逃避宗教迫害而迁居于此，他们崇善宗教信仰自由与商业交易自由。

由于伯明翰地区并非属于英国国教势力范围，它是一个受到英国国会特许的自治城市，因此也不受到英国许多行业公会组织的节制，在这一地区的学者与商人都非常具有活力，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776年于伯明翰地区成立的月协会（Lunar Society），这是一个成员之间可以自由交换想法、支持彼此行动、分享产业信息的一种民间自发性组织。

月协会刚成立的时候有14位会员，在每月月圆的时候举行会议，这样他们在回家时就可以得到月光的帮助。

该协会成员分别从事不同的行业，例如波顿（Matthew Boulton）从事金属与化学工业、加顿（Samuel Galton）从事枪枝制造、瓦特（Watt）从事动力事业，他们对于这些产业的技术创新都有很大的贡献。

月协会可说是人类最早一个以创新为导向的学习型组织，他的成员都具有旺盛的创新与创业企图，他们的兴趣非常广泛，热衷于新知识的学习与分享，并且还能将各种创新构想付诸行动。

如何将科学知识于用于工业与商业活动，是月协会成员的共同兴趣，他们尤其关注技术进步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成员彼此相互交流最新的科学知识，甚至将知识流通网络延伸到美国，邀请富兰克林（Franklin）向他们解说有关磁力与电力的新知识。

他们也非常关心国际贸易的问题，成员之一的波顿就是第一个实行国际营销的制造商。

他将工厂所生产的各种金属用品，如：表炼、鼻烟壶盒、印章、扣子等等，不透过出口商而由自己直接营销到海外。

他认为直接与海外客户接触，不但不需要付出中间商成本，而且可以掌握海外市场信息，减少制造商受到海外市场变动的风险影响。

波顿在1775年邀请瓦特（Watt）加入他的事业，利用瓦特所发明的蒸气机1Sir Adrian Cadbury, The English Midlands: Cradle of Technology, Keynote address at the IAMOT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Aston University, UK, July 5-7, 1995.引擎，使得工厂产能得到空前的发展。

波顿说：「过去我只有能力为一个国家提供商品，但现在我发现必须要为全世界生产制造才有意义。

」产能规模扩大进而引发管理上的创新需求，包括建立标准零件规格与制造程序。

一项技术创新将会带动一连串的后续创新需求，信息扩散与市场竞争压力，进而驱动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

很讽刺的，工业革命起因于逃避宗教迫害，一群拥有自由思想的解放斗士，在现有社会体制外，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由于他们被排除在当时英国国教统治下的政治、教育、商业体制外，无法获得现有制度中的既得利益，因此必须要自立更生，运用他们的活力与创意，开发出符合个人发展需求的新环境，并将全副精力集中于工业发展与商业活动之中2。

当时伯明翰地区被排除于传统大学教育之外，但也因此该地学校不必受限于传统教育的僵化思想箝制，更为重视历史、地理、数学、科学、机械技能等实用知识的传授与个人能力的养成。

英国第一个成人职业学校，就是在这一个地区首先被设立的。

伯明翰地区的工商人士对于启动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具有重大的贡献，他们的事业范围遍及于钢铁、化学工业、纺织、铁路、银行，以及国际贸易。

例如，被称为钢铁之父的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发明以焦炭来炼制铁砂的制造过程，建立现代钢铁工业的基础。

而带动技术创新的基础来自于这一地区所孕育的浓厚创业精神，也就是永无止尽的追求成就动机与实现事业梦想。

一般而言，改革型的创新者大都是不满足于现状，并且力图破坏现状（Destructive Innovation）。

而伯明翰地区刚好提供了这类创新者的发挥空间，他们一波一波由欧洲各地移入这一地区，在新知识与新思潮的相互激荡下，工业文明因此孕育成长。

现代高科技产业之乡 --- 硅谷的经验美国学者Saxenian3以旧金山地区硅谷与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两地区周边之高科技产业发展做为比较研究对象，强调硅谷的成功要归诸于它所形成之环境特征，包括：专业分工、旺盛的创业精神、风险投资业的资金支助、产业之群聚、大量的信息与人力流动、产学密切交流互动、开放的企业文化与弹性的组织、产业间密切的技术合作与策略联盟、产品创新速度快、采取创新的竞争策略等。

旧金山由一介小渔港起家，在十九世纪时以金矿吸引投机者，到了二十世纪，又以创新能力吸引风险投资家，更进而造就高科技产业之乡---硅谷，引领人类进入网络的新世纪。

美国东岸则拥有一切的优势资源，包括金融、教育、科学研究、基础建设、邻近富裕的欧洲，以及128号公路旁很早就奠基的科技产业规模，但2大陸深圳、溫州等地，由於非屬計畫經濟的重鎮，反而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產生最大的創新動力，這與工業文明發生於英國伯明罕地區的現象，十分近似。

3Saxenian所著的「區域優勢」(Regional Advantage ---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一書，強調產業網絡結構、知識流通、文化與組織、競爭方式、人力流動、教育以及基礎建設為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却在这场引领美国进入新经济的高科技产业创新竞赛中不断落后。

这两者间成败的差异主要在前者为一个新兴与创新导向的多元社会，而后者则是一个自足、保守与单一的成熟社会。

东岸的厂商一向自傲于优异的传统及企业文化，具有严谨而完善的内控管理与组织制度，如：柯达、王安、DEC等都是采取垂直整合的发展策略，这些企业习惯在稳定的环境中发展；反之，旧金山则以扮演同性恋之乡、反越战基地、嬉皮发源地、新移民寻梦园而闻名。

柏克莱的学风开放，史丹佛教授多与周边企业关系密切，但美国东岸对于西岸这种破坏传统与大胆创新的行为、人种杂踏与多元文化的环境，却一向嗤之以鼻。

就像18世纪时，初次与西方文明接触的中国，当时乾隆帝对英国使华团说：「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物，启程回国。

」中国的自大、孤立、保守，注定他在19世纪以后衰败的命运。

以「创新」为导向的社会一定是个开放的社会，它能够大量吸引各国各地的菁英人才、普遍广泛的接纳多元思想、能够畅通人才与信息的流动、重视创新胜于稳定、排斥权威与阶级、重视个人胜于组织、强调自由竞争与市场开放、鼓励产学研究间大量的知识流通、积极建设知识产业所需之基础环境、鼓励与支持创新的行为，并提供创业者所需的配套环境以及风险资金，形成一个以专业分工为经、产业合作联盟为纬的绵密网络环境，这些才是学习硅谷经验的重点。

创新需要有孕育的环境创新并非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公元一世纪的亚历山大时代，希罗（Hero）描述了河水所带来的力量，但一直到一千七百年以后，希罗的构想才被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所实现。

如果瓦特不生活在伯明翰地区，可能蒸汽机的构想还是无法实现。

可见，实现创新的「环境」比较提供创新的「构想」还要来的重要。

晶体管的基础理论可以回溯到1931年威尔，森所提出的学术论文，但到1947年晶体管才在贝尔实验室被具体的发明出来，而第一个运用晶体管开发出来的收音机产品，则还要到1955年才被新力公司成功的推入市场。

这项晶体管技术商品化过程，由理论发现到具体产品进入市场，大约花了24年的时间。

不过进入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商品化的速度已经不再以年来计算，在硅谷地区，许多信息科技产品自大学实验室中的理论探索到具体产品进入市场，往往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显然环境是导致上述变化现象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孕育创新的环境大都需要具备以下的特质：1.拥有大量的外来移民与自由频繁的人力流动；2.自由思想与灵活创意；3.开放且多元化的教育体制，积极的知识创造，形成学习型社会；4.旺盛的创业精神，运用创新追求个人成就的强烈动机；5.不满足于现状，持续进行破坏性创新；6.全球化市场与开放性的自由竞争；7.频繁的异业交流，进行跨领域知识整合；8.旺盛的工商业活动，以经济力量创造财富；由于18世纪的伯明翰比较当时世界其它地区，更具备上述八项孕育创新的环境条件，因此科技创新与工业文明孕育于英国的伯明翰，显然并非是一种意外。

而伯明翰的创新模式扩散至整个欧洲，进而奠定现代西方文明引领以后数百年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其影响力延续至今日。

中国社会转型的挑战反观中国社会，开化甚早，在周孔儒家思想影响下，远在汉唐，文化就已达至高点，人力与物力更是丰沛。

不过从西汉直至清末，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一直停滞不变，在安定压倒一切的中心思想，中国很快就近入文化的早熟期4。

而中国一切的制度、思想、文物发展，都建立在维持社会结构不变的基础上。

历史上的古文明，如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印度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其中唯有中国能维持数千年而独存，其原因也是中国文化高度成熟性，并具有强烈追求稳定的特质。

逻辑与数理是科学的基础，而科学又是有系统的知识，但传统中国社会却一向不重视科学，因此知识分子从来不致力于知识在物质文明上的应用，对于工商活动更以贱商视之。

虽说中国古代发明很多，例如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算盘等，尤其造纸术西传后，才引发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西方工业基础的铁器冶炼与武力基础的火药技术，更是引进自中国后加以发扬光大。

但为何中国有识之士从未企图运用这些重大发明，引领中国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为何中国的知识分子忽视理性的科学研究，而崇善形而上的圣贤之道？为何中国社会将技术创新视为奇技淫巧？为何中国历代屡有海禁，排斥对外的贸易往来？显然工业文明与科技创新没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主要还是环境的问题。

中国人虽然聪明，中国的资源也相当丰富，但传统中国社会却是以求稳定、防变化为目标，技术创新与提升生产力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创造财富与物质追求也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要旨。

中国的封建制度与社会结构，将个人锁在家族中，将农民锁在土地上，将知识分子锁在官僚体制内，以威权主义与严谨礼教限制逾越规矩的行为，以专卖制度限制市场流通与自由竞争，完全扼杀了个人创新与工商业发展的空间5。

在还没有外来新文明的挑战下，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治一乱循环中，稳定的存活了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