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实践方法论纵观哲学史,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尔的《方法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以及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都涉及到方法论研究,而马克思一生则鲜有此类著作,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粗略陈述了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究其原因,一些人认为,“说马克思没有专门的方法论著作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一部生吞活剥的方法论巨作,是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统一,是一部科学方法论的典范”。
这个说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却有两点不足:一是犯了范畴错误,即无论《资本论》包含多少方法论思想,都不能算是一部科学方法论著作。
二是“科学方法论”并不就是最好的方法论。
它具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不仅会经常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现象主义、反人道主义错误,也包含着诸多非理性内容。
再者,马克思也从未褒奖过科学方法。
他只是将科学看作一种“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
”[1]后人给马克思的哲学冠以“科学方法论”并不是褒奖。
因为他更注重的是社会实践和能动的辩证法。
这才是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能够持续展示其旺盛生命力的关键之所在。
（一）拯救人类的社会实践重于一般方法研究在德国,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既是黑格尔哲学占优势的时代,也是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开始觉醒和对古典哲学产生巨大厌恶的时代。
特别在一些科学家眼里:它充满空话和幻想,缺乏真正的知识和切实可靠的研究;它只能形成一连串粗鲁的经验错误,毫无价值的批判或不加任何评判的引文堆积;“即使您看一看现代哲学家——谢林、黑格尔以及他们的同谋者,您也会由于他们的规定而毛发悚然。
”[2]这种把哲学当作远离社会现实的玄学,像康德那样一辈子没有离开哥尼斯堡也能够成为哲学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很快就被他所唾弃。
特别是1848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扫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借助新生阶级充满朝气的活力,推动德国的科学家深入自然,研究自然,投身社会,改造社会,试图改变德国的落后状态之后,这种气势磅礴的革命热情也就激励着哲学家从天上回到人间,从虚幻回到现实,不再企盼用高谈阔论和思辨的方法来解救一切。
由此,尽管马克思早年是一位忠诚的、习惯于沉思冥想的黑格尔信徒,然而,随着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了悟,对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的明察洞鉴,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分析,自1841年之后在他的学位论文及笔记中就开始怀疑黑格尔哲学的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认为那只是彼岸世界而非此岸世界的真理;那只是对天国而非对尘世的批判。
在1843年发表的《黑格尔的“权利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整个哲学存在的缺陷,认为他的哲学是绝对的抽象,是纯粹的方法论概念。
在1844年完成的《巴黎手稿》中,又继续对黑格尔进行了系统批判,并将其延伸到更广泛和更有争论性的青年黑格尔派(如《神圣家族》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普鲁东的著作中(如《哲学贫困》),明确认定:人生目的就是要使尽可能多的人幸福,而不是仅使自己获得安逸;为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而斗争,将是每个人最崇高的责任。
关于从抽象的哲学研究回到对社会现实的虔心关注,他在给李斯基的一封信中给予了真切、清楚的表述:“对我来说,推动这种确有裨益的发展,呈递一部驳斥迄今为止的德国哲学和德国社会主义的作品是十分重要的。
为公众准备我的‘经济学’观点是必要的。
我的经济学立场本身就处在以前的德国科学的对立面。
”[3]面对这个把普通劳动者变成魔鬼,剥夺其一切自由权利的社会,“无论何时我都不会停留在平静和安谧之中,我将要不断地怒吼”,“公开地向广大的世界挑战。
”尤其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同这个腐朽不堪的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底自相矛盾和正在扬弃自身的混合物作斗争。
“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象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
”[4]从此马克思就不再是一般的只会呆在书斋里或讲台上,玩弄、臆造几个空疏无用的概念和名词的哲学家或是一个胆小怕事、苟且偷生的学者,而是终生都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战斗不止。
他对于社会和人本身的关爱,探求人际间的各种现实关系,谋求解放全人类的道路,更胜于对一般的逻辑和方法的关照。
1843年秋他到达巴黎后,就以极大热情投身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并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论争,身体力行“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
”[5]1845年之后,他就被许多国家的反革命势力视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家”而遭受多次逐出、逮捕和审判。
在五六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复兴时期,他又投入紧张繁忙的实际活动。
尤其是1864年在伦敦创立著名的“第一国际工人协会”之后,他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无私地奉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竭力把各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纳入一致行动的轨道,试图让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生存的权利,彻底砸碎锁在他们身上的镣铐,使其实现人的真正本质。
他是一位对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心、爱心的最博学的哲人;他的善良和人道可以说是学人中无与伦比的。
他一生的志向决不是仅仅为别人的行为和实践创立一些抽象的方法论教条,而是要深入社会,亲自实践,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全身心地改造眼前的吃人社会。
二、方法是通过实践对事物自身逻辑的认识虽然马克思关注现实,将全部精力都用于社会规律的发现和组织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奋战,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对方法论的思考。
他深知方法是到达彼岸的桥梁,是实现成功的工具。
因此他对以往的方法论并没有完全沉默,而是进行了普遍的反思。
比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认定把方法仅仅作为一般性的反映是太专横了。
他说:“我正在压缩我轻而易举就完成的一篇总论,因为经过缜密的思考后,每一个将证实产生结果的预言似乎都在使我混乱,而且那些一向追随我的读者全都决意从特殊上升到一般。
”[6]所以方法不应是某种抽象的、形式化的、翱翔于一门科学的具体内容之上的程序。
宁可说方法需要从对具体事物的详细研究中成型;而黑格尔的做法则相反,他把到达真理的途径和主观形式相混淆;违背了他自己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辩证法。
事实上,马克思早在1837年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就表示要抛弃康德-费希特式的到达一门法学的形式化途径。
从那以后,他进一步把方法看作一种抓住事物自身规律的逻辑。
既然这种逻辑不是可确定的一种先验的东西,那么纯粹的、形式化的方法论在认识论中就不应该拥有地位。
由此出发,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中又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行了总批判。
指出,在逻辑的科学对特殊的实在科学,如社会科学的关系中,黑格尔跌入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他把逻辑学所确立的纯粹逻辑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特殊群集中。
这样,当他把社会实体纳入其预先制定的逻辑之下的时候,也就失去与事物本身的逻辑接触,特别是失去与市民社会和现代状态的逻辑接触。
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形式逻辑,也批判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形式主义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比如在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就贬低FerdinandLassalle将黑格尔的逻辑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尝试。
他说:“我在这种尝试的一个注释中,看到这个家伙打算在他的第二部巨作中,象黑格尔一样介绍政治经济学。
对他的伤害,使他开始懂得:第一次将辩证描述的观点带进一门科学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是批判而不是应用一种抽象的、完形的逻辑体系于这样一类的体系。
”[7]6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卷对马克思来说,对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描述,只有通过对那种体系进行最彻底的经验的和概念的研究,才是可能的。
辩证的描述必须从对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分析中形成,而不是通过应用预制的辩证法。
所以马克思反对将黑格尔的逻辑未加批判地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法”应用于实在科学;反对把逻辑描述为一种独立的科学介绍给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
但他承认黑格尔的逻辑表达了有关辩证法的某种基础,且总是赞扬黑格尔拥有伟大的经验主义的和历史的意识。
这种意识使他能够构造一种逻辑揭示如此多的有关他所探寻的具体科学的真理;使他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需要的许多东西,都能够出现在他手边的黑格尔著作中。
也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研究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无人可以取代的精神武器,以至他在论及黑格尔的逻辑学时,一方面认为将黑格尔的逻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用于实在科学,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逻辑的神秘;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运用经过重新装饰的黑格尔的逻辑总是能够显示巨大的方法论能力。
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的重新装饰,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可略见一斑。
在那里,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并没有完全否定黑格尔从概念出发的抽象推理作用,倒是首先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实证论,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
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
”[8]因为在这里,人们只是看到事物浑沌的表象,没有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发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
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同时坚持走完两条道路:一是从具体到抽象,二是从抽象到具体。
前者是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后者是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再现为具体。
只走前者,人的认识必然是模糊的和表面的;只走后者,又必然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
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8]由此,我们说马克思对于方法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想用新的方法论形式取代居先的形式化的方法论。
二是一旦形成他的总批判,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东西留给一般方法,剩下的将是描述那正在探索的特殊科学,以与正在研究的对象的逻辑相一致。
三是马克思对方法进行反思的积极结果,是通过特殊科学本身所捕捉到的实际形式。
三、社会理论批判是实践方法论的灵魂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他的哲学中始终充满着批判的风格和战斗的精神。
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他思考的则主要是如何改变世界。
既然如此,在方法上他的独到之处就是,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始终是他的哲学特色。
也正是在企图去除往日的哲学即宗教的意义上,马克思才坚持:哲学应该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应该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而且他所谓的和所进行的“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
包括对以往一切经济学和哲学方法本身的批判,都是对现实方法的反思和反映,而不是凭空臆造。
比如,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中,都是从批判前人,审查历史,批判地掌握前人的成就,批判地克服前人的观点而开始自己的创作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