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桑弘羊的财政思想摘要：桑弘羊是西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理财家。
他在任大农令期间,大力提倡把商品经济作为封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财政改革。
其商业管理思想及其实践活动 ,为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权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作出了重大贡献。
研究桑弘羊的财政思想 ,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字：桑弘羊重农抑商财政改革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个强盛、富饶的王朝，它继承和巩固了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
尤其汉武帝在位期间击破匈奴、吞并朝鲜、遣使出使西域，开拓了汉朝最大版图，开创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盛世武，而对于其所取成就，皆赖帝国财政之倾力支援，其中之功，则首推理财家桑弘羊推行之盐铁政策。
一、时代背景汉代创国之初，因为赢政暴政流弊，以及连年征伐，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国力贫乏，甚至连天子出巡也不能乘坐四匹毛色纯一的马车，只能乘坐牛车，《史记?平淮书》:“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互乘牛车,齐民无藏。
”高祖刘邦与惠帝吕后都是采取休养生息的黄老之策，国税定在“什五而税一”，文帝参加籍田大典以视重视生产，可见当时以农业经济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汉代的财政状况并不起色。
直到景帝，此时汉代经过六十多年积累，终于出现传说中的“文景之治”“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
汉武帝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弄得“财赂衰耗而不赡”，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剥，日趋穷困，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
这种民穷财尽的困难局面危及西汉封建统治。
此时，豪商大贾们却“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甚至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生产部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皇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据史书记载，在武帝执政期间河南关东等地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灾荒，两次比较大的水患，赈灾费用每次都在数十亿之多。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
汉初自从白登大败之后，“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同时采取屈辱性的和亲政策，使得匈奴更加嚣张，时常骚扰边境。
而在边陲地区，灵活而且好战的匈奴占据很大优势，战争拼的是财政，每次战争成本以及赏赐抚恤花销将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钱，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二、桑弘羊其人桑弘羊（公元前155年——前80年），西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理财家，出生于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
从小就具有“心算”的技能，即计算时不用筹码而在大脑里默算。
13岁时就被任为侍中，伴随在汉武帝的周围，帮助咨询和决策。
由于他工于心计善于管理，深受汉武帝的赏识。
45岁时，被任命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后任大司农），把握国家财政大权，并从此总管国家财政20多年。
在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九月，燕王旦（昭帝兄），左将军上官桀、桀子骠骑将军安和、御史大夫桑弘羊被告谋反，皆伏诛，桑弘羊全家也被株连，那时桑弘羊73岁。
司马迁在史记中，高度评价了桑弘羊的贡献，称其贡献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宋代的思想家王安石对桑弘羊给与了高度评价“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鼓励后世要学习桑弘羊的管理之道，而且在他的变法中，引入了桑弘羊的均输法等内容；孙中山先生也高度赞扬了桑弘羊，说他是“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率收国饶民足之效”。
三、桑弘羊主要财政思想桑弘羊为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主张发展工商业，不仅解决抗击匈奴的严重的财政困难，而又不过多地增加民众的负担。
他制定、修订、执行和实施的一些列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大汉朝亦因此得以将抗御匈奴的战争进行到底，汉武帝恢弘的“文治武功”，也得以实现。
其施行的一系列管理方法和措施，被后世当作成功范例。
晋、魏、隋、唐以来，皆沿而用之。
纵观其改革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利归于上”的盐铁酒专卖思想巩固和加强了中央财力和地位；汉初以来“开山海之禁”，听任盐铁私营，豪商大贾和诸侯王纷纷冶铁煮盐，积蓄雄厚的经济力量，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于西汉皇朝都是十分不利的。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 年），御史大夫张汤秉承武帝旨意，提出了“笼天下盐铁”的建议。
武帝当即采纳，任用熟悉盐铁业务的孔仅、东郭咸阳为大农丞，主管全国盐铁事务。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 年），孔仅、东郭咸阳提出了实行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规定：食盐的生产“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
这就是说，招募盐户煮盐，费用自理，由官府供给煮盐用盆；煮成后，由官府按所值给价。
至于铁器的生产，则规定在产铁地区设立铁官，就地冶铸；不产铁的郡国设立小铁官，利用收集废铁冶铸。
食盐和铁器一律由官府统一销售，禁止私卖私铸，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即违犯规定者将施以重刑，并没收生产工具。
方案制定后，孔仅、东郭咸阳在实施过程中以权谋私利而被罢官。
于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桑弘羊被任为搜粟都尉代领大农令事，直接管理盐铁。
桑弘羊到任后，立即派人到各郡国进行整理，清除积弊，并扩大盐铁官营的建置，在全国各地盐铁产区设立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
经过整顿，盐铁的产量和销售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这是当时经济改革中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
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
其法类似盐铁官营，由私家作坊酿造，由官府统一销售。
实行之后，也起了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
（二）“平万物而便百姓”的均输平准思想体现了财政对市场的间接干预；为了制止豪商大贾们利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来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并借此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桑弘羊主管全国财政的时期，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实行了均输和平准。
均输的设置，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桑弘羊任大农中丞时，先在一些地区试行。
由于行之有效，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中枢设立均输令，属于大农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管理均输事宜。
所谓均输，就是调剂物资运输。
据《史记?平准书?集解》：均输，“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
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
”这就是说，令各郡国把应当缴纳的贡赋都按照当地市价，缴纳当地出产的土特产，由各地均输官组织运输工具（其中一部分是由政府工官所制的运输工具），根据物资供需情况，或是运往京师，或是运往缺乏该项物资的地区出售。
过去各地缴纳贡赋都是自备车辆或是雇商人的车辆运往京师，往往运费高于所运物资的价格；而且由于各种物资都集中京师，供过于求，而有的地方缺乏该项物资，却是供不应求，商人乘机牟取暴利。
设置均输以后，既减少了人民远道贡赋的负担，以免商人从中渔利；又可使朝廷得以控制运输和贸易，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
后来又令远方各郡县“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作为贡赋，由官府就地出卖，既免运输之劳，又可调剂当地物价。
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
过去商人经常抬高物价，特别是元鼎二年开始试行均输以后，由于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地均输官争购物资，富商大贾更是乘机抬高物价，引起物价暴涨，影响政府的财政和人民的生活。
元封元年（前110 年），为了平抑物价，桑弘羊建议“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
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
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天子以为然，许之。
”这就是说，在京师设立平抑物价的机构，它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和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应。
由大农所属诸官把全国各地输纳的货物集中起来，作为资金，物价上涨时卖出，物价下跌时买入，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以稳定物价。
实行均输、平准的结果，不仅打击了富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活动，有利于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也开辟了财源，为西汉朝廷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实行均输、平准之后，朝廷仓库储存的粟帛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
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郡）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
”（三）统一货币的思想起到了稳定经济次序、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作用汉初以来，听任郡国自由铸钱，私铸之风盛行。
其结果，造成币制紊乱，铜钱大小轻重不一，劣币充斥市场。
到了武帝时代，铜钱越来越轻、物价越来越贵的现象日趋严重。
同时一些诸侯王和豪商大贾、豪强地主乘机利用财势操纵铸币大权，积蓄经济力量。
文帝时，著名政论家贾谊曾建议禁止私铸，未蒙采纳。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在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筹划下，为了“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西汉朝廷开始改革币制，发行新币。
所发行的新币，一种是用白鹿皮制成的皮币，价值四十万钱，规定诸侯王觐见天子时必须用它作为献礼，实际上是强迫诸侯王捐献；另一种用银和锡的合金铸成的白金币，大者值三千钱，中者值五百钱，小者值二百钱；还新铸三铢钱，以代替过去的半两钱。
规定：凡是私铸金钱者都处以死刑。
但是，由于白金币比值太高，私铸者甚多；三铢钱虽发行，而旧钱未收回，币制仍然很紊乱。
后来又废白金，改铸赤仄钱。
不久又因赤仄钱轻而贱，人民不愿使用，宣布作废。
虽有禁铸规定，由于盗铸犯法的人多达数十万人，诛不胜诛，也无法实行。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武帝采纳桑弘羊建议，采取废除一切旧钱，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彻底进行整顿：“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行。
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
”这种新铸的钱，称为三官钱，亦称上林钱，后世称为五铢钱。
五铢钱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等，规格相同，质量较好，成本较高，使私铸者无利可图，从而杜绝了汉初以来民间私铸金钱的流弊，结束了汉初以来币制紊乱的状况。
从此以后，全国货币统由政府铸造，币制归于统一。
（四）首次以财产为税基的“算缗、告缗”思想广开财政收入之源在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具体筹划下，西汉朝廷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颁布了算缗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
所谓告缗，就是向朝廷揭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隐产漏税的违法行为。
这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也有打击豪商的用意。
“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
”于是，张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
这时，桑弘羊正“以计算用事侍中”，算缗、告缗这项政策与其不无关系。
算缗、告缗令的内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诸贾人末作（工商业主）、贳贷（高利贷者）、买居邑稽诸物（囤积居奇者）及商以取利者（一般商人），虽无市籍（不论有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每家估计财产多少呈报政府），率缗（“丝也，以贯钱”）钱二千而一算（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诸作有租及铸（一般小工业者），率缗钱四千一算（四千钱抽税一百二十钱）；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除了官吏和乡官三老以及北边骑士外），轺者以一算（一般人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百二十钱），商贾人轺车二算（商人加倍，每辆轺车抽税二百四十钱），船五丈以上一算（五丈以上船只，每只抽税一百二十钱）；匿不自占（隐瞒不报），占不悉（呈报不实），戍边一岁（罚戍边一年），没入缗钱（没收财产），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赏给揭发者以没收财产之半）；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以便民，敢犯令，没入田僮（违令者，没收其田宅奴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