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日益加剧的环境问题使各界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激励人们保护环境的办法,政府干预和权利交易是经济学学者提出的方案,既有有效性,又存在局限。

应当把环境保护作为一个产业来对待,通过环境资源系统物品的生产、供给、消费的良性合作和均衡促进环保产业机制的顺利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关键词]环境问题;外部性;解决路径;建议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生产力不断提高,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接踵而至的便是环境危机。

公害案件的发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人们开始反思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破坏。

各界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环境问题,以期从中寻找正确解决环境与经济之间尖锐冲突的有效路径,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萨缪尔森提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物品是否具有公共性的两大标准。

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具有竞争性,是指增加一个人对该物品消费,产品的边际成本不会有任何增加,即成本为零。

公共物品消费不具有排他性,是指公共物品的消费权或享有权并不是由某个人所有,而是由整个社会占有[1]。

比照公共物品的两大属性可以发现环境资源属于公共物品,环境资源由所有人共享,并不属于某个人所有,另外,一个人享用环境资源的同时不得排斥其他人的享用。

环境资源的这种属性易导致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问题。

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2]。

也就是说,是外部性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的生产经营活动给交易对象以外的其他人带来的利害影响。

正外部性是生产者的活动以非市场交易方式对另外一方产生有利影响,负外部性则是对另一方产生消极影响。

在环境活动中,当某个人或组织做出保护环境的举动时,其付出了成本得到的收益由社会享用;当破坏环境时所得收益由个人享用而成本却可以转嫁给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其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产生的成本没有计入进行市场交易时的私人成本中。

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市场失灵,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以环境污染为例,污染者污染环境的成本由于外部性转嫁给整个社会,也就不会在其私人成
本中体现,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私人成本,污染者从其个人利益出发寻求最优产量组合。

根据经济学观点,社会最优产量在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均衡时出现,而在上述情况中,污染者个人的最优产量偏离社会的最优产量,势必会出现污染者过度生产的情况。

而对于受污染影响的生产者而言,不得不承担因污染者污染带来的损失,即个人成本比最初要增加,例如发电厂要使用清水必须要花费费用去清洁上游造纸厂排放的污水,此时个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这将促使生产者缩小生产,最终导致社会急需物品供给不足,其他物品生产过剩,资源配置效应出现误差,市场失灵出现。

成本付出与收益享有的不平衡性加之行为人的经济人假设使得更多人放弃从事保护环境的正外部性活动,使环境破坏和生态恶化愈演愈烈,环境危机最终出现。

二、解决环境问题的不同学术路径及检视
在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的物质能量交流活动,人类既需要从环境中取得物质和能量,也需要向环境排放物质和能量,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人类在其生产、生活活动中开展的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流活动不适当所引起的[3]。

经济学学者从不同路径对如何调和利益冲突,解决环境问题,使当前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控制在一定的生态阀值之内作了探讨。

简单说途径有国家与市场两种,具体说来,经济学开出的“处方”有私人谈判、承担损害赔偿的法律后果、直接控制以及征收污染税收或排放物税等[4]。

(一)“政府干预”路径
对于坚持政府干预生产消费活动这一思想进行总结分析,笔者归纳为以下两种方法:
1.20世纪初庇古提出的“庇古税”解决办法。

庇古认为通过对污染环境者征收税收可以将其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加入到个人成本中,从而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最终解决外部性问题,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关于征税的标准,庇古建议为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私人成本的差额。

如果企业的排污量超过了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的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均衡点所允许的范围,国家就会强制其承担一定税收,企业通过比较成本收益,会自觉地控制污染排放量,所以庇古认为通过征税这一途径可以减少污染,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

2.20世纪70年代尼斯等人提出的“国家干预“的解决方法。

其基本思想是建立一套严格的排污标准制度,通过国家强制力硬性规定企业排污的最高标准,促进环境质量好转。

通过公共权力对于私人权利的硬性限制,排污者考量其间的成本收益,会做出有利于个体企业发展并间接保护环境的举动。

(二)“权力交易”路径
1960年,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问世,其用制度经济学分析社会问题给后来的研究强有力的启发。

科斯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上提出的观点是在产权明确界定的前提下,通过私人与私人之间的权利交易即市场机制降低外部性,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科斯定理一论证了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权力的初始界定是怎样的,人们总会通过产权的重组和安排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达致帕累托最优状态,此时权利的初始界定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但是在市场交易中,成本不可能为零,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

这些工作的成本常常是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5]。

在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的现实世界中,权利的初始界定对经济运行效率就会产生重要影响。

赋予工厂可以排污的权利和赋予居民索赔的权利对资源的最后配置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由此引出科斯定理二,即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的初始界定对资源配置具有基础性作用。

那么交易成本为正,出现外部不经济时,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科斯认为有效的方法是将权利赋予能最有效运用它们的人,通过这一途径可以激励人们去从事对资源配置最有效的行动。

总结下来,笔者发现科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途径可归纳为明晰的产权界定和调整。

(三)对两种学术路径的检视
不可否认,无论是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利的限制还是产权明晰条件下的权利交易对于降低外部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均具有极大的作用,但是两者所存在的局限性使得它们发挥的作用只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而无法突破藩篱。

1.“政府干预”路径的局限性
(1)庇古所提出的“庇古税”即以税收的征收来达致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社会收益的平衡,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其理论建构的基础假设是在没有外部性的情况下,边际个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

个人成本不仅包括为生产某种产品所使用的各生产要素的价值成本还包括为达到交易所付出的交易费用即交易成本。

个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的假设意味着交易成本为零,而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庇古理论隐含的假设条件是没有现实基础支持的。

(2)如果按庇古的思路进一步分析,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他认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而实际上根据科斯对多个实例的详细论证可知,在交易成本为零时,国家干预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通过市场机制就可使资源配置的效果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