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历史上一百个不凡商人的故事》虽然中国历史上是个农业社会而不是商业社会，但商人这一社会群体很早就存在着，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商人的命运大不一样，有时候很辉煌，有时候则很凄惨。

这些商人的故事，不仅仅是反映商人个人的人生命运，更是反映了他所处社会时代的发展状况；不仅是展示了商人们的思想智慧，也能让我们了解到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现象。

我们会看到，商人虽然在历史上位于“四民”之末，但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远远要大于农民及手工业者，有些商人甚至决定了国家的生死存亡。

第一章春秋战国商人“商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但中国古代商人阶层的崛起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个时期出现的不仅是诸子百家，还有大量有名的商人，如白圭、管仲、弦高、子贡、范蠡、猗顿、乌氏倮、卓氏以及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等。

1、白圭——第一个把经商当作一门大学问的人白圭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

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经谋取厚利。

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

他的商业理念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些很普通的常识，但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智慧，正因如此，才被司马迁称为“治生祖”名言轶事：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信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公元前463—前385年），东周洛阳人。

其事迹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详细记载。

洛阳自古就是个商业发达的地方，洛阳人很善经商，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

白圭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日后成就为誉满天下的大商人，应该不足为奇。

不过白圭并非一开始就从事商业，据说他曾经做过魏惠王时期魏国的国相，还是个治水的高手。

当时的魏国都城大梁靠近黄河，经常发生水灾。

他声称自己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高明。

大禹为了治水，历时九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真可谓是历近艰险。

可白圭治起水来就轻松多了。

他查明堤坝不时倒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小小的蚂蚁在捣鬼，于是他治水时就派人沿着河堤仔细查看，除掉所有的蚁窝，这样河堤就自然稳固了。

然而，白圭虽然可以有办法让魏国的河堤不倒，但没有办法让他的政治不腐败。

他预感到魏国即将灭亡，于是离开魏国到齐国以中山国游历。

这两个国家都想留下白圭治理国家，但白圭都谢绝。

有人总他原因，白圭说：“这两个国家没有必行之事，那么信用就已经到头了；不注重声誉，那么名誉已经到头了；没有仁爱，亲情已经到头了；旅行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了；不能用人，又不能自己发愤图强，事功已经到头了。

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

”后来其他国家，对诸候各国的政治状况看到更加透彻，从而对政治产生很深的厌恶之感，于是彻底放弃了从政的念头，弃政从商。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政治家，而多了一位杰出的商人。

白圭有着一套极为独特的经商理念与策略。

战国时的商人大多喜欢获利丰富的珠宝生意，而他另辟蹊径，从事农产品买卖。

他看到的是当时社会的农业发展，以及谷物是普天下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虽然利润不大，但需求极大。

白圭从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让后人受益无穷的经商之术与为商之道。

比如“人取我予，人弃我取”。

每当粮食收获季节或粮食丰收的时候，农民会都把粮食拿出来出售，而且价格会较为低廉，这时候他就大量买进；而如果粮食欠收，农民没有太多的粮食出售，而大家又需要粮食，这个时候他就把收进的粮食以较高的价钱卖出，于是赚取了差价。

又比如他主张商人在商业活动中，主张要节约开支，勤苦耐劳，并能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后人对白圭的商业理念与策略进行了这样的总结：关于商品价格：（一）上下波动是物价运动的基本形式。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二）商品供求状况决定物价的高低。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供给是主要矛盾，供多于求就是有余，供不应求则是不足。

（三）白圭认为商品供给多少是由农业生产的丰歉情况决定的。

（四）物价的高低变化是可以预测的。

只要观察和推测到岁星将要到达的方位，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的丰歉，也就可以推测出物价升高还是降低，变贵还是变贱。

关于商业经营策略（一）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不论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还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都是在商品有余、价格低廉时购买，而到商品缺乏，价格昂贵时售卖。

此乃“待乏”原则。

（二）趋时迅捷，不错过良机。

“贱取如珠玉，贵弃如粪土”，“若猛兽鸷鸟之发”、“乐观时变”，“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关于商人的基本素质：。

白圭提出了商人素质的四个要求“智、勇、仁、强”。

，自圭声称，“智”就是要求商人具备善于分析形势，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

卓氏的故事。

“勇”就是要求商人行动果敢，勇于决策。

因此，如果勇不足以决断，在商业活动中畏首畏尾，肯定失败。

“仁”就是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而不要象一些奸商那样；对待下属、供应商和其他一些对我们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就是能有所守，要求商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潜心商业，把经商当作自己人生的大事业来做，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如果“智”不能权变，“勇”不能决断，“仁”不能决定取与，“强”不能守业，那就无法与他讲经商的本领。

正因如此，虽然早在白圭之前就有商人的出现，但象白圭这样研究如何以做生意谋生、立业，白圭还是第一人。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司马迁之后人们仍把他尊为商业行当的祖师爷，直到解放前夕，在一些店铺中，还供奉着白圭的偶像。

感悟：在商人地位已经是是很低下的战国时期，白圭却认为商业与政治、军事一样重要。

经商并非是人人都可以做，同样需要大智大勇。

所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好商人，需要具备智、勇、仁、信这四种最基本的素质。

如果没有这四种素质的人向他学习经商之道，他会“终不告之”。

由此可见，作为商业祖师爷的白圭对于经商者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如果后代的商人们能够谨遵师训，那一定会树立出一个极好的商人形象。

可是怎么在现实中广为流传的却是“无奸不商”呢？真是可惜！2、管仲——从大商人到大政治家、改革家我们对管仲的通常了解是他是位很了不起的政治家、改革家，帮助了齐恒公成就了春秋霸业，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然而对他也是位很有智慧才能的商人却知之不多。

从很大意义上讲，正是先有了成为大商人的管仲，后来才会有成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

因为管仲正是把从经商生涯中所获得的思想智慧应该于治国安邦，把商为谋略用于政治，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管仲名言：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的一生概括起来好象很简单：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

很小就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

因为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先是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又从军再到齐国。

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而实际上管仲一生是经历了千幸万苦，生死磨难，同时也是叱咤风云，纵横天下。

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谁都想称霸天下，社会处天激动荡于变革之中。

常说乱世出英雄，胸怀宏伟政治抱负的管仲自然也不甘平庸，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

无奈他出身寒微，虽然从小就诵《诗》《书》，学六艺，但却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能。

而是不得不迫于生计，年轻时就中止学业，从事当时被视为低下的商业。

十分幸运的是，他在经商中结交了鲍叔牙，两人成为难得的知已，这就是有名的“管鲍之交”。

同时，管仲在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大商业经营的基本谋略，即：趋利避害。

这是一大参透人性的总结。

管仲认为：天下人整天做这事那事，无不是为一些利益驱使。

有利可图的事，就算再难再苦也会做，而对自己无利的事，就算是举手之劳也会视而不见。

所以管仲说：商人们做买卖，夜以继日地赶路，两步并作一步走，千里行程也不会感到遥远。

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努力向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渔人们入海捕鱼，海水深达万仞，逆流而进，冒着生命危险停留于百里之外，日夜操劳而不归，因为多捕到一些鱼，就可以获得更多利润。

凡是利益存在的地方，山再高也能爬上去，水再深也能潜下去。

善于治理的人，能够看准利益之所在，因势利导引导大家获得利益，那么人们自然会不待推动而自觉前往，不待牵引而自动过来，不用烦琐扰攘而人民自然富裕，过上美好安定的日子。

这就如同禽鸟孵蛋那样，蛋隐藏在羽翼下，见不到形迹，听不见声音，不知不觉地便把雏鸟孵化出来了。

商人从事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得最大的利润，“皆为利驱，皆以利往”是经商的根本。

但“利”与“害”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趋利避害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要认清“利害”，然后要分析是利大于害，还是害大于利，接着就是考虑如何转害为利。

正是靠着这样的谋略，管仲才得以在商海中无往不胜。

管仲不只是把“趋利避害”之策用于商业，同样也用于政治与治国。

，他以利害之变整治齐国内政外交，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使齐由弱变强，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看起来好象是只讲“利”的功利主义者，但绝非唯利是图的小人。

他只不过是善于从整体上去把握事情的利害，知道如何的舍小利求大利。

而且他所图利并非一已之私利，而是一些“大利”。

正如他在与鲍叔牙合伙经商之中，经常多分钱给自己，而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却不以他为贪，对朋友不义，而是家中太贫、而又希望母亲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所致。

与顾求朋友的利益比起来，孝道当然是更重要的，所以他就只能舍轻求重。

又比如当初他所效忠的公子纠死了之后，按理他也要以死效忠。

可他权衡利弊，认为大义在于振兴齐国，而不单单以死效忠，于是毅然决定返齐为相，辅佐曾经的仇敌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恒公。

再比如管仲临死之前，齐恒公要他指定一个人来接替他的相位，管仲却没有以朋友的小利来推荐对自己有着大恩的鲍叔牙，而是从国家的大利着想，推荐了他人。

正是因为管仲追求的不是“私利”，不是“小利”，而是“大利”，所以才会得到鲍叔牙这样的知已，才会受到齐恒公的重用成就自己的春秋大业，才会让后来的孔子也不得不叹服：如果没有管仲，我也是穿异族的服装了！对于与自己有着生死之交知遇之恩的鲍叔牙，，管仲在后来的晚年说了一段现在听起来都会无比感动的话：“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管仲著有《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