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码头文化感悟武汉人的乐天精神
武汉的码头分为“本土码头”和“洋码头”
本土码头主要分布在汉水沿岸(汉正街因此诞生)，以小船停靠为主，沟通江汉平原、荆沙各地，以农副产品为主，比如菜码头、蛋码头、肉码头、布码头、粪码头(将城市的废弃物输出)以及杂货码头。

货物源头主要来自荆沙、襄樊一带。

码头工人其实就是船夫农民和搬运工。

真正变化比较大的长江码头，这时的码头开始固定。

1865年到1910年(45年间)，汉口开埠后，外国商人陆续在汉开设工厂，开办洋行，从事贸易。

这些商人注意到汉口的地理位置特点(当时外国人在中国长江沿岸开埠的城市：上游重庆，下游上海，中游便是汉口)，迅速把汉口作为长江中游的一个航运枢纽。

这期间外国在租界开设的洋行和轮船公司多达113家。

这时的码头成为汉口的重要贸易场所，可直通海上。

于是洋码头附近多了货栈、仓库、银行。

当时汉口的洋码头多达74个：有俄国的“顺丰砖茶码头”、英国的“怡和洋行码头”(现在武汉港19码头)、日本的“日清码头”、还有德法等国的码头。

码头文化四原素：动、爽、利、俚
无论是本土码头还是洋码头，无一例外地将武汉文化赋予了“码头”的原素：
一是“动”的原素。

码头汇四江，码头文化“动”的原素极多。

尤其是在汉口，东南西北的文化文艺形式并存。

就拿戏曲来讲，京、汉、楚、越、评剧等都有专业剧团，都有自己固定的观众和爱好者；比如武汉的小吃：北方的酱肉大包，广东的叉烧包、本土的小笼灌汤包，江浙的苏式菜包……各有各的市场；再拿语言来讲，南腔北调在这里不是稀罕事，一个小区里，广东话、浙江话、北京话、东北话、四川话都可以沟通。

由此“动”的原素就奠定了码头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也是优势。

二是“爽”的原素。

包容是通过豪爽体现的。

这里的人性格爽朗，既有北方人的豪气，又有南方人的精灵；既有四川人的放松，又有上海人的“精明”，但仍是“爽”的成分居多。

市作协主席池莉笔下的武汉人和武汉文化多体现了这一特色。

这一原素表现为武汉人“乐于助人”的风尚。

三是“利”的原素。

码头文化充分体现了城市格局你的非政治性，完全以市民文化为特征。

武汉的读书人经商弃文的越来越多，这些人将自己的文化知识转为商品。

比如“书法家往往自定润格，有求其书画者，或予以一元至十元不等，谓之润笔。

”“利”这一原素表现出文化不得商品属性和商业价值观。

四是“俚”的原素。

这里的“俚”可以理解为下里巴人的幽默和风趣。

由于码头工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且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力，他们喜欢的是民间文艺，或街头巷尾的杂耍，或民间武术，或浪语油腔等等。

“俚”所代表的就是幽默和风趣。

码头文化在今日武汉的痕迹
在武汉，码头文化的痕迹很深。

如“占码头”、“打码头”、“抢码头”、“抽跳”(有过河拆桥之意)等；又比如说语言中的“老子”、“婊子”等等，形成了一些不良的文化影响：比如不讲卫生、随便骂人、逞强称霸、打架斗殴等不
文明现象。

刚才说了码头文化中消极的一面，当然其积极面也是十分突出的：团结、鼓劲、大气、容忍、宽厚、创新等：
码头工人团结才有饭吃，扎成一把，喊起“号子”，脚步一致，不怕负重是其文化特点。

码头工人特别能吃苦，非常勤劳勇敢。

此为其一；
其二，码头工人要顶风雪、冒酷暑，不论价钱多少，货物必定上岸下船。

这其中如果没有忍耐宽厚之心很难在码头立足。

这又表现了武汉人很强的道德观；
其三，码头幽默号子往往体现创新精神。

不拘泥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礼教，民国时期武汉开男女混乘一车而不避嫌之先河就证明了这一点。

敢于创新使武汉开创了全国多个第一：辛亥革命第一枪、万里长江第一桥、汉正长街第一市、全国沿江第一滩的等等。

武汉市的城市精神很好地概括了以上内容：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崇尚文明，兼收并蓄。

这四句话，我个人认为前面两句有重复，可以改成以下：敢为人先，宽厚容忍，崇尚文明，兼收并蓄。

武汉市的一首民谣可以很好地概括这座城市的精神：
高楼小屋都御寒，大也安然，小也安然。

衣着得体贵自然，丝也可穿，布也可穿。

粗茶淡饭日三餐，荤也香甜、素也香甜。

三五知己常聊天，今也谈谈，古也谈谈。

老夫老妻常相恋，帮也是伴，扶也是伴。

夜来儿女笑街前，闹也不烦，累也不烦。

全家老少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

由此可见武汉市民的一种“乐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