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一、“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及其含义 (1)二、“李约瑟难题”的研究现状 (1)(一)“官僚体制”说 (2)(二)“思维决定论” (2)(三) “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说 (2)三、“李约瑟难题”引发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3)(一)、前人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对比 (3)(二)、中西方科学文化差异 (4)(三)、中西方教育文化差异 (5)以少数人为服务对象的精英教育,丧失了科技人才产生的社会基础 (5)以选拔官吏为目的的取仕教育,造成科学技术人才严重匮乏. 5以儒学为独尊的教育内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 (5)以灌输式为主的教育方法,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 (5)四、结论 (5)参考文献 (7)一、“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及其含义有社会科学领域哥德巴赫猜想之称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roblem)，又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Thesis)。
通常情况下，“为什么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就被看做“李约瑟难题”。
学术界认为这一难题的规范表述源自李约瑟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博士是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生物化学家,也是英国唯一一位既是英国皇家会员、又是英国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
李约瑟博士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转而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取得巨大的成就,有人把他的工作誉为是20世纪的一座学术丰碑。
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提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
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曾取得过令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辉煌成就。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博士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二、“李约瑟难题”的研究现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吸引了众多中外学术界大家关注的目光和求解的脚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上世纪80年代,国内曾掀起“李约瑟难题”研究热潮,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视角展开过探讨。
主要有政治决定论认，经济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官僚体制”说，思维决定论，哲学一元化畸形发展论，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整体研究方法说，高水平均衡陷阱说，社会制度+观念形态说，寻租理论等等理论。
接下来主要介绍几个比较流行的说法。
(一)“官僚体制”说这是李约瑟博士本人破解这个难题的答案。
李约瑟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
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
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从达·芬奇时代(经验型试错)向伽利略时代(现代科学)的过渡,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
(二)“思维决定论”中国人的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唯物辩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
大多注意宏观观控,轻视微观分解;注重定性把握,轻视定量分析;注重应用效益,轻视理论思辨;注重横向联系,轻视纵向深入;注重群体共存,轻视个体独立;注重情感交融,轻视理智控制;注重经验积累,轻视实验测定;注重因果关系,轻视元素分解;等等。
与此相反,西方人种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微观分解的机械分解观。
因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使西方人在古代科学技术领域建树极少,到近代科学技术进入微观分解阶段才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其潜在能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 “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说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这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依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
而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
而80年代，国内的学者提出了各种观点。
政治决定论认为,封建统治者不甚重视科技,除与统治密切相关的农、医、天、算有所发展外,其他科学在中国几无市场。
经济决定论认为“重农抑商”国策直接阻碍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而导致对科技的需求不足,不能进行机器大生产,阻碍科技发展。
文化决定论认为,儒家崇尚“学而优则仕”,重视形而上的做人做官之“道”,而轻视形而下的“器”———科学技术,鄙视工匠和艺人,导致中国缺乏科研氛围。
地理决定论认为,中国四面为山脉、沙漠及海洋所环抱,形成封闭体系,缺乏国际交流,导致科技落后等等各种观点都具有一定道理。
三、“李约瑟难题”引发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近代以来,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方法、在各个层面进行了广泛的对比研究。
试图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上来解释这个难题，并从中进一步明确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每种文化最本质的方面集中地表现为不同文化模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西文化模式形成的轴心期,西方社会的人们面向自然,积极探索其奥妙及对人的有用性,这样就出现了西方科学主义理念,逐步确立起西方人的自由探索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价值取向,影响着他们始终以“个人”为中心,把平等、自由、科学和法治等等理性的文化选择看得特别重要。
而中国先人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人世间,特别关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和家庭的交往关系。
人们总是以“类”存在和发展着,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文化精神,即使在面对外部自然时,也特别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相处。
这种价值观上的“侧重”和“选择”必然导致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西方的思维是典型的理性思维,而中国人的思维是典型的悟性思维。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主要差异就是学界公认的分析性与整体性、抽象性与具体性、间接性与直接性、对象性与非对象性的差异(一)、前人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对比早在甲午战争前,魏源在意识到“技不如人”因而倡导“师夷长技”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土人与西洋人在风俗人心上的差别,提出睁眼看世界。
洋务运动的破产,及其随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相信,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不限于技术层面,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前人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研究,对中西民族特性、中西民族精神的比较,对民族心理缺失的批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自有其局限性。
就中西文化的探究而言,由于受近代以来一次又一次的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影响,人们的理论视野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孰优孰劣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以至于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不是忽略了文化的实践生成性,就是陷入了中西文化差异的细枝末节的描述中。
我们要把握中国近代乃至现当代社会缺乏西方那种原创性的科学技术成果的症结,就必须深入发掘影响科学发生、发展的文化基因。
(二)、中西方科学文化差异中国哲学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即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行动哲学,重实践、重体验、重智慧的开发,而非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对自然宇宙和外在世界进行抽象式的对象化思维。
然而,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过分强调了知识、真理与行动的统一,而忽视了知识的独立性。
庞朴认为,整个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东西方科技发展不同的根本原因,东西文化的差别“使得中国人在古代那种较为经验的、直观的、混一的科学技术中得以做出巨大的贡献,而发展不出纯逻辑、数学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分门别类的近代自然科学,致使自然科学在其近代面貌中独具西方思维的神采。
”中国哲学超越主客体对立而走向天人合一的一元论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首先追求的是儒家思想中的“仁”,注重人际关系,将修身养德视为第一要务,导致绝大部分的智力资源向伦理道德倾斜,而技术工人虽聪明,但却没有能力将技术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从而始终处于经验层面。
在整个西方哲学中,“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思想贯穿始终。
一般认为,西方科学的本体论基础就是“主客对立”,继而西方科学的发展才得以可能。
中国科学思想中的经验主义色彩是由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决定的。
中国哲学是一种没有现象与实在二分的哲学,其核心范畴是“道”,是形上与形下的统一。
这种经验主义影响了知识分子对待科学的态度。
在西方科学思想中,保证思维的严谨、明晰和精确合理的推理并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的传统。
正是由于西方科学同时具备逻辑和实验两套方法系统,西方才有“经验科学”和“理性科学”的分离与融合,使西方科学后劲十足,在近代走在科学的时代前列。
(三)、中西方教育文化差异中国文化给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模式而这种教育模式不仅没有适合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土壤,反而还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
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以少数人为服务对象的精英教育,丧失了科技人才产生的社会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属于精英式的教育,它是为极少数以博取“功名”为目的的人服务的,教育为少数人所垄断,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不仅阻碍了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同时也丧失了科技人才产生的社会基础。
以选拔官吏为目的的取仕教育,造成科学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科学技术的发展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教育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培养和提高科技人才来实现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则是一种取仕教育,它以选拔官吏为目的,而不以传播科学知识、培育科技人才为己任,结果由于科技人才匮乏,导致科学技术发展受阻。
以儒学为独尊的教育内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中国传统科学没有走上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道路,或者说中国传统科学最终落后于西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国古代教育重儒学轻科学,藐视科技知识和科学教育,导致科学知识的贫困和科技人才的匮乏,从而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