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小论文《三国演义》小说研读一、论文范例简析《三国演义》中的梦我国古代叙事文学受梦意象、梦文化浸染颇巨，梦意象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叙事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文学因子、艺术因子。
通过梦意象，我们可预知文中未来、人之生死;它亦是人物心理绝好的潜台词、行文启承转合处的重要枢纽。
宏篇巨峡的《三国演义》堪称我国叙事文学之骄傲，世代积累、成于众手，其中所积淀的梦意象等文化底蕴自不待言。
当我们把对经典关注的视角放小再放小时，不难发现，活跃于《三国演义》中的梦意象为其增添了一道夺目的光彩。
《三国演义》中关于梦意象描写众多，全书120回中有25回提到梦，记梦约30余例。
梦在其中可谓能采天地之精华、通阴阳之神冥，按其所蕴含的意义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天体帝王梦、吉凶祸福梦、托梦和假梦、诈梦。
1.天体帝王梦。
天体帝王梦与帝位紧密相关，象征和预示着帝王的登基、朝代的更迭。
《三国演义》全书由始至终都闪现着诸多的天体帝王梦，如第九回董卓梦龙罩身;三十四回甘夫人夜梦“仰吞北斗”而受孕，生西蜀后主刘禅;一百一十三回吴主孙琳即位之前“夜梦乘龙上天”等等。
这些梦积淀着以远古神话观念为其思想基础的中国历史文化观念，同时也因特定时代而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天体入梦兆示称王体现出我国先民对天体的崇拜。
《山海经》中由“烛阴”到“曦和生日”“常曦生月”，古人可爱的描述将天体与传说中的帝王之间确立了一种对等互化的关系，“君权神授”由此得以滥筋。
此外，对天体的信仰是对力量的信仰、向往，“女蜗补天”、“夸父逐日”、“后弈射日”正是人们为追求力量而不懈努力，而日月星辰龙等天体则渐渐成为中华的图腾，象征着华夏之繁昌、人民之勇敢，这是我们民族心灵共具的力量。
汉末是一个动荡苦难的年代，更是一个呼唤英雄的年代，饱经战乱的苦难民众热切希望有个日般、龙般的人物解民于倒悬，结束这场灾难。
这一普遍的心理愿望构成天体帝王梦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当然，天体帝王梦还是以传达统治欲为主，更多地反映历史个人的某些真实心理。
回首历史，历代帝王登基之前大多都要经过一番艰苦残酷的血腥斗争，能否制胜，他们往往也不能成竹于胸。
于是，他们需要并寻求一种神秘而具有感召力实质却是欺骗性的力量来助己一臂之力。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可以接触的神秘，梦。
于古人，梦更是神秘的，其神秘性更是无从证伪。
因而“以梦通神理梦得神授来提高自身的价值，成为古人从政的一种手段。
由此，梦以其独特的优势为自己赢得了一席用武之地，成为帝位竞逐者手中心仪的工具—天体帝王梦不再神秘。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有这样一梦: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权母吴大夫人病危，召周琦、张昭二人至，谓曰:“我本吴人，幼亡父母，与弟吴景往居越中。
后嫁与孙氏，生四子。
长子策生时，吾梦月入怀;后生次子权，又梦日入怀。
卜者云:‘梦日月入怀者，其子大贵。
’不幸策早丧，今将江东基业付权。
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炙!’吴太夫人的富贵运好得让人不得不去思索，“梦月入怀”后还能再次“梦日入怀”，而如此大吉大贵之梦直至临终才道出，于理有碍。
与其信其巧，不如信其伪。
回到那段叙述中，临终道出遥远的回忆，吴太夫人无非是为儿子孙权收拢人心—“今将江东基业付权”、“望公等同心助之”，格外神奇的背后原因恰恰简单!当然，我们也不可以绝对地断定这些梦仅仅就是工具角色而一概否定其存在的可能，若是日思夜想真梦到了也未尝不可。
看到了梦背后的文化底蕴，看到其工具性后，我们承认其存在的可能性仍然是有必要的。
当然，究竟真的曾存在与否，只有土中的故人自知了。
2.吉凶祸福梦。
于古人，梦是可以亲身经历的神秘，梦中的知觉“是一种实在的知觉，这知觉是如此确实可靠，竟与清醒时的知觉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见，是与精灵、灵魂、神的交往”。
冈梦在古人那里是全知全能的归蔽。
渊远的梦文化中示人吉凶祸福展现出梦存在的最大意义。
吉凶祸福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
社会的发展变革、人的生存斗争总有着非吉即凶的前途与结果，若能预知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作出决策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梦成了他们的咨询者。
《三国演义》中大多数的梦都是用来预示未来的吉凶祸福。
如第七十三回关羽梦黑猪咬足，预示亡身;一百零五回后主刘禅夜梦成都锦屏山崩倒，预示孔明之亡、西蜀之亡;再如第一百零四回魏延梦中头上长角、一百零六回何晏“连梦青蝇数十，来集鼻上”、一百一十六回邓艾梦登高山脚下突进一泉等等，这些梦都预示了个人的亡身之祸，是凶梦。
凶梦在《三国演义》中颇多，比例远远大于吉梦，这正好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年代的血腥味道，是反映历史真实的巧妙角度。
没有吉梦便会失真，徒有凶梦的年代恐怕世间难找。
第二十五回甘夫人之梦充满了吉祥。
她“夜梦皇叔身陷土坑之内”，醒来“与糜夫人论之，想在九泉之下矣。
是以相哭。
从梦占的角度看，这是一例“反梦”。
“反梦”即极反之梦，以完全相反的方式预示事态的结果。
回到梦的背景，当时的刘备在袁绍与曹操交兵之计，兵败落荒到袁绍处。
曹操用程显之计让关羽斩颜良、文丑，使刘备步步临于危境，幸好刘备随机应变、得计逃脱方化险为夷。
刘备是作者理想中的圣君名主，为此作者不惜笔墨，充分展示其忠厚之余，还让他遭榷难、入险境，从逢凶化吉的角度来再次肯定刘备。
此处需说明的是天体帝王梦与吉凶祸福梦虽然在兆示个人前途上有相同的地方，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与帝位紧密联系，后者侧重存亡得失。
3.愿望的延续—托梦。
“将情意寄托于梦中，亦即依托于梦来通情达意，满足某种愿望”，谓之托梦。
托梦体现了古人的梦魂观念。
梦为魂游，可通天地，近鬼神，在梦中生者的梦魂与死者的亡魂得以交往沟通，梦所承载的是人越来越多的寄托。
恩格斯曾指出，由于受梦象的影响，远古的人们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
关于梦魂观念，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做过专门的理论阐述，但大量存在于文史典籍中的相关材料表明，梦魂观念早已植根于华夏民族的土壤，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观念。
庄子就曾无意中接触到了古人的梦魂观念。
《庄子·齐物论》中有:“其寐也魂交”，意为人在睡眠时魂魄可以脱离身体进行独立的活动，魂魄的这种活动形成了梦。
屈原的《九章·惜诵))有:“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这里是说梦魂是人的魂魄在梦中的活动;《招魂》中又有:“帝告巫阳曰:‘……魂魄离散，汝盆予之。
’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难从。
’‘若必盆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
其中的魂魄是死者的魂魄，因离身散亡巫阳也无法招回，即使招回来也因躯体坏死不能再用。
显然，这里说的是亡魂。
上述的梦魂亡魂与恩格斯所说的受梦的影响而产生，“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基本上相一致。
《三国演义》中第七十七回王甫、刘备之梦便是亡魂与梦魂直接对话的场景:却说王甫在麦城中，骨颤肉惊，乃问周仓曰:“昨夜梦见主公浑身血污，立于前;急问之，忽然惊觉。
不知主何吉凶?忽一日，玄德自觉浑身肉颤，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宁睡，起坐内室，秉烛看书，觉神思昏迷，伏几而卧;就室中起一阵冷风，灯灭复明，抬头见一人立于灯下。
玄德问曰:“汝何人，黄夜至吾内室?”其人不答。
玄德疑怪，自起视之，乃是关公，于灯影下往来躲避。
玄德曰:“贤弟别来无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
吾与沃情同骨肉，因何回避?’’关公泣告曰:“愿兄起兵，以雪弟恨I”言讫，冷风骤起，关公不见。
玄德忽然惊觉，乃是一梦:时正三鼓。
关公在王甫眼前“浑身血污”，又在阴风惨惨、鬼气森森的氛围中见刘备而往来躲避、凄凄泣诉。
“愿兄起兵，以雪弟恨!”，关公死而不甘呐!“雪恨”这是刘备也是我们能共知的英雄的遗愿。
而死者的亡魂直接向生者的梦魂报知亡身，这本身就已经是莫大的悲哀，这悲哀显示出死者与生者之间阴阳相隔的凄惨与悲痛，也显示出人类对于死亡的深深无奈。
4。
无梦之梦—假梦、诈梦。
严格地讲，这类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梦，是为达到预期目的(常常具有欺骗性)出于掩饰和骗取信任的需要而有意为之的梦，有梦的形式，无梦的内容。
假梦、诈梦的出现是人对梦认识深入的结果，反映了人对梦主体意识的增强。
梦在最初对人是有威慑力的，令人疑惧迷惑。
随着人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梦的探索也不断深入，梦的一些特征渐渐被挖掘出来，如梦的封闭性，梦象的无法证伪，以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等等。
人对梦的崇拜心理在对其认识的过程当中渐趋弱化，以致渐渐地梦可以为我所用，或为借口，或为手段，而这一切又是如此美妙，以梦为名，你尽可荒谬，更不必担心会被拆穿，因为只有天知、地知、梦知、你知。
《三国演义》中周瑜、曹操便用梦成就了各自的一番目的。
他们的成功归属于自己的“演技”高超，更归属于对梦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如梦的封闭性可以令其不必担心目的会为人所知;梦产生的不由自主和“梦中见隐衷”让受骗对象探信不疑等等。
相信最初发现梦可以为人服务时，人们曾会有些许，惊喜，到周瑜、曹操之时己平常到不以为然了。
“意念先行”——《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中特征化性格的人物给历代读者都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但是，本文想探讨的是：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思想根据和具体运用，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加以批判和借鉴。
“意念先行”的历史限制和思想依据《三国演义》是一个世代累积型的历史小说，其中蕴藏着自三国故事出现以来的民间叙事特征，这一点已被诸多学者认可。
苏轼《志林》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这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说书艺术，而且已显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
再加上宋元以来异族乱华，战乱频仍，“人心思汉”，“明君贤臣”成了人民心目中急切的期待和追求。
所以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要契合大众的心理，要满足大众的善良愿望和美好理想。
同时，我们应该把《三国演义》放到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来考虑。
整体来看，人物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由特征化到性格化转变的过程，《三国演义》处在长篇小说的开端，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在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上很成熟，必然带有史诗中英雄人物的特点，即“高贵的单纯”。
之后的《金瓶梅》表现了这种转变，《儒林外史》基本上实现了它，《红楼梦》则在更多的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从政治上思想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个性，往往以道德品质来定位，所以个性就无法大放异彩。
在哲学上流行唯理主义，孔子就是以“礼”来统摄其整个政治理想的。
罗贯中是大儒，他的思想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即儒家的政治理想“仁政”，君主要“仁”，臣下要“忠”。
所以，这决定了他的创作必然是以反映抽象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为核心的。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知道了罗贯中的创作是“先入为主”式的，因而也就很自然地看到了作品中一个个的“脸谱”：单纯而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