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J OU RNAL OF RENMIN UNIV ERSIT Y OF CHINA No15　2007中国当代翻译美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李　洁 [摘要]　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立足于中国传统译论,并对之进行现代转换,吸收西方译论的研究和论证方法,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翻译研究学派,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翻译美学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体现着中国译学的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译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　翻译美学;翻译理论;传统译论[作者简介]　李洁: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辽宁沈阳110036) 当前,在大量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加强我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本土视角观念,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并使中国译论走向世界。

许渊冲、刘宓庆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翻译学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取向的问题。

”[1](Pvii)“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完全不必步西方后尘,东西方可以各有千秋,相互借鉴。

”[2](Pxiv)翻译美学在当前就被认为是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翻译理论学派,它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本文对中国当代翻译美学发展做回顾和梳理,旨在理清脉络,总结得失,发现问题,对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进行思考和探讨。

一、翻译美学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在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中,翻译美学被界定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本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

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审美主体(译者)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

”[3]为什么说翻译美学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呢?第一,中国的传统译论几乎都具有哲学—美学渊源。

从支谦的“不加文饰”,道安的“案本而传”,玄奘的“文质统一,圆满调和”,到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神似”,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理论,等等,可以说,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基础就是美学(指体现在中国传统诗论、文论、书论和画论中的古典文艺美学思想)。

无论是翻译理论的术语,还是翻译研究的方法都受美学的影响,体现着美学的特点。

可见,翻译理论与美学联姻是我们的传统和特色,而当代的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是对我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931—第二,这是由中国文字的特点决定的。

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汉字具有音乐性、图像性和会意性,是一种感性的文字。

中国人凭借微妙的四声变化和音韵变化就可辨义,看见“森”字就觉树木繁茂,看见“淼”字就见波光粼粼,汉字本身的美就直接诉诸人的视觉和听觉,使人产生美感。

不光在音韵文字层面,“可以说审美立意和审美考量浸透了汉语整个语言体系”[2](Piv)。

这一基本的语言和文化现实决定了有中国文字参与的翻译研究离不开美学。

第三,在20世纪30、40年代以前,西方的翻译理论也有着美学渊源,比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以及19世纪译论家阿诺德所主张的翻译的技术取决于译者对文学作品真值的审美感知。

但30、40年代之后,西方的翻译理论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因为西方语言很多是同系、同族甚至同支的,容易形成对等,即容易从语言学的角度解决和阐释翻译问题。

今天,翻译研究又出现了文化转向,把翻译放到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更多地考察各种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等对翻译行为的操控和影响。

也就是说,从西方译论的发展上来看,西方译论并没有一直保持与美学的紧密联系,没有明确提出翻译美学这一学科形态,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不是当代西方译论的主流和特色。

第四,中国的翻译研究在近些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我们对传统译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不断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在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翻译理论。

翻译研究处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时期,当代翻译美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近年来,中国学者从美学角度研究翻译,勇于探索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中国,翻译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形态已经被提出,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它独具风华,生机勃勃。

在汉外互译中,翻译美学理论的指导性意义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当然,它还不十分成熟,“但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已经确立,论者们自觉考察翻译审美问题的意识已经形成,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4]。

因此,说翻译美学是体现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言之有据的。

二、当代翻译美学发展回顾11翻译美学与翻译学的关系传统译论经过佛经翻译和严复翻译的高峰,发展到鲁迅、钱钟书、傅雷一代时,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品质。

到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翻译理论出现了滞化局面,没有什么突破。

中国传统译论的结晶是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为核心的一系列翻译标准和各类翻译技巧,其理论基础就是古典文艺美学。

80年代初,中国译界把目光投向西方,以E1奈达(Eugene Nida)为代表的语言学派、以埃文・左哈尔(Even Zohar)为代表的多元系统派、以S1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A1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派以及功能目的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西方翻译理论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

西方译论流派纷呈,有的理论直接应用于翻译实践,对实践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有的从更深层次阐述了影响和操控翻译行为的背后动因。

各派翻译理论共同促进了翻译学的构建和发展。

20多年来,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对西方译论亦步亦趋,多集中在对西方译论的介绍和争论两方面,传统译论因其缺陷和局限性不被重视。

为此,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译界面临在国际译界“失语”的局面,提出了回归传统、建立中国翻译学、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主张。

“特色派”认为,汉语具有独特的美学素质,翻译理论不应摆脱与之休戚相关的语言基本形态。

民族性体现世界性,世界性寓于民族性。

在越来越频繁的跨文化交际和学术交流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理论话语,应该建立有中国气派的翻译学,在当代译坛发出中国译论的声音。

翻译美学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中国翻译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今天,中国译界仍然以对西方译论的研究为主。

翻译美学虽然有了发展,但并不是当代中国译论界研究的主流。

是否存在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也处在争论中。

事实上,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构架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探讨。

在霍姆斯图里的翻译学学科构架中,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纯翻译学分为理论翻译学—41—和描写翻译学,理论翻译学包括普遍翻译学和局部翻译学。

根据这个分类法,香港学者张南峰认为,“中国翻译学只是地区翻译学中的一种”,“是翻译学中的许多个层级、许多个门类中的一个”[5],它只是一种局部翻译学,不能自成体系。

谢天振等学者认为翻译理论应具有普遍适用性,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会使翻译研究过分突出国别翻译学的地位,强化民族偏见。

笔者认为,王宏印等的观点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分歧。

他们认为普遍适用的翻译学和中国翻译学各有道理,并且有并存的必要。

“理想的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应是普遍适用的,具有终极目标性质的纯理论体系。

”“然而,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以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

从目前的状况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作为向着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所做的努力。

”[6]理清了这一分歧后,就可以对翻译美学有一个定位。

翻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应该是普遍适用的纯理论体系。

但是在目前,翻译学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各国学者正在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历时和共时的动态研究,形成了一个多元互补的局面。

这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有利于促进翻译学的成熟和发展。

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符合翻译研究多元发展的要求,是向着普遍适用的翻译学、世界翻译学的一种努力。

而当代翻译美学研究就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研究,它是对我国传统美学译论的继承和发扬,是针对汉语语言和文本的特点提出的适用于汉外互译的翻译理论。

它是中国翻译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翻译学的重要特色,是中国翻译学的主体构建之一。

[1](P83)21翻译美学是传统美学译论在当代的新生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美学主张在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诗歌翻译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其中“三美”(意美、形美、音美)是本体论,“三化”(等化、浅化、深化)是方法论,“三之”(知之、好之、乐之)是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

[7]他的翻译理论总结了从孔子到钱钟书的美学思想,体现了鲁迅、王国维、朱光潜、郭沫若和傅雷等关于文学和文学翻译的美学主张,是对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凝聚着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结晶和话语特征。

至此,中国传统译论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事实上,“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

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8]。

当代翻译美学理论正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一种努力。

它在扬弃和继承中着力于开拓,开拓是对传统译论的精华的拓展和科学化改造,“从而使之具有新的理论活力,足以解决新的应用课题”[9](P177)。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当代翻译美学立足于中国传统译论,是对传统美学译论的继承和发扬。

在当代翻译美学中,传统译论的美学渊源得到了认识、分析和细致的梳理,并成为翻译美学理论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译论中一些有价值的命题,如意与象、神与形、意境、风格等命题被保留、提炼出来,在当代翻译美学理论中得到了更为科学的阐发。

例如形与神的问题成为刘宓庆形式系统(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审美模糊集)的主要论述对象。

意象、意境等问题在刘宓庆的非形式系统中得到了具体的研究。

毛荣贵阐释了意象、意境在汉语文本中的重要性,并从中西美学精神的差异、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角度论述意境的生成机制和翻译的困难。

此外,当代翻译美学并没有否定中国古典美学的精粹,其论述仍然体现着古典文艺美学的话语特征,也就是说,古典美学仍然是当代翻译美学的理论之源。

事实上,如果完全脱离了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来一个彻底的现代化,则必将使我们的翻译学有损于大体,有失于特色,有悖于国情”[9](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