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5-12-23[作者简介]杨冬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旧权威的衰亡———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杨冬磊(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　20037) [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

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

然而,由于改革时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

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物。

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6)01-0070-02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机。

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革。

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

然而民族危机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的通知合法性。

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

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传统权威的衰亡。

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

这体现在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

[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

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

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

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

“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

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

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

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

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

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

”[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

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

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

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　人民之脂膏以自肥。

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

”[3](P309)其腐败之厉不言自明。

这样,在民看来,政府已不再是为民之所愿,官吏也不再为民之父母了。

改革者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引发了质疑。

三、效忠国家而非效忠王朝的新军“1840年以来外侮的不断屈辱局面亟需一支现代化的强大武装力量来加以改变;同时,一个愈来愈感到由于人民的不信任而产生的统治危机的政权也必定更多地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武装力量。

”[4](P224)因此,出于对外患与内乱的考量与应对,军事改革,特别是新军的编练顺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然而,这支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看来算是极高的军队却未能成为改革者用以维护旧权威的利器反而异化为促成其旧权威衰亡的催化剂。

首先,新军的编练从筹饷到训练成军,皆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

并且,所募之军均为“土著”———即招募之兵需在此省居住并有家,此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所编军队的地方独立性。

加之中央对地方财权、军队控制有限,当王朝面临政治危机之时,新军的效忠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王朝对于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与控制(这在当时显然已是“微不足道”的了),而非取决于旧权威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所产生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在当时,更是“驱之即散”的)。

其次,新军的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部来源于国内新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是被派遣出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

这些军官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对于历史的发展潮流,特别是介于此种潮流之下的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看得更为清楚。

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激进反清者的极力拉拢与鼓动,在他们心中,对旧王朝权威的效忠已经转化为对“新国家”的憧憬。

至此,旧权威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权威丧失已无可挽回。

四、科举制的废除———一项近似于“休克疗法”的改革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丙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5](P5394)至此,在中国自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止。

首先,科举制的停废就现代化的意义上讲,无疑是革命性的。

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更从观念上转变了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的无知顺从。

而后者更是为民众,特别是为原有社会精英的民主参政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必不第23卷　第1期 河　北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科　版) Vol 123　No 112006年3月 Journal of H 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ocial S cience Edition ) Mar 12006可少的思想准备。

其次,科举制作为一项实行越千年的社会整合方式,其制度化程度之高,对于各种社会势力的吸纳、统和能力之强是一个传统政权维护其权威合法性所必不可少的。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一种政治制度历时越久,其应变性也就越强,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本来可以更好的加之变通以应新变的传统“优良”制度,却因人为的武断而将其斩杀。

其影响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无疑是重大的,其危害对于改革应有权威的维护无疑是釜底抽薪的。

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之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

”[6](P336)这种“盲目”突出的表现在因传统整合方式的瞬间消逝而导致的士绅等原有社会精英分子上流渠道阻塞而产生的疏离化,[7](P232-233新兴的社会精英分子(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出国留学生等)又因社会提供位置和就业机会的严重不足因而也产生的强烈失落感和极强的反叛心理。

进而,一个是传统权威的极力维护者,一个是旧王朝借以改革企图创造的对其权威进行维护的替代势力终因相似的困惑境遇而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联合”倾向,从而走上了共同反叛旧权威的道路上。

同时,又由于疏别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评判标准,这种反叛的方式终有所不同,即或为立宪而奔走呼告,或为革命而牺牲流血。

显然,这对于旧权威的维系皆为无益的,更或是致命的。

五、振兴实业,奖励工商造就反君主专制的“革命派”辛丑之后,由于所付赔款之巨,清廷的财政亏空日显加大。

面对新政改革所需资金之庞大,经济困难更是相形见拙。

为了短期内解决经济困难和资金来源的问题,振兴实业,奖励工商随即与新政的其他改革措施一起,被提上了日程。

然而,这项具体改革措施却未能为王朝创造一股稳定的财政来源,反而孕育了一支强大的“革命派”(此种“革命派”或为立宪反对君主专制,或为革命反对君主专制,就其对君主专制的态度看,相对于传统的忠君思想而言都是革命性的)———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大异化物。

诚如经济学家王亚南所言:“商品经济成分的逐渐增进,工业比重对农业的逐渐加大,以往为配合农本主义与农业社会组织而被利用作传统工具的纲常教义,宗法秩序以及有关旧社会维系的一切法制思想体系,或则为具文,或则失去其作用。

”[8](P155)可见,这种影响之意义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而且更是政治层面上的。

作为伴随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一支相对独立的新兴社会群体,其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必然转化为对政治上自由和民主保障的强烈要求。

在他们看来,“光靠高高在上的王朝恩赐还远远不购,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资本家阶级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

”[2](P311)这些资本家的争取政治权力之活动不仅包括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斗争,也包括了曾是封建王朝“御用文人”的梁启超,甚或是王朝状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为君主立宪的四处奔走联络。

此种阶级主体意识的彰显对于王朝君主专制权威的存在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更是实际行动上的直接威胁。

最终,伴随着此二者的趋同,传统王朝君主专制统治的权威已丧失殆尽,至于清末立宪请愿运动的广泛兴起,保路运动的顷刻爆发,直至辛亥革命最终结束帝制亦在情理之中了。

六、小结改革相对于一般的社会变化而言,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抑或是一个短暂的历时性的概念。

因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停滞的,或只是以一种非改革的方式进行的。

故而,并非所有的一般性的变化都是改革。

“改革的概念,除了包含范围和速度方面的内容,也包含着变化的方向。

”[9](P336)这种变化表现为,“以前的持权集团的权力有所抑制,而下层社会人士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则相应的得到改善。

”[10](P267)这种变化更表现为社会、经济、政治的更多平等和政治参与的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