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恕道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摘要:儒家恕道与中国占代法律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表现出鲜明独特的公法化的个性特征。

本文从恕道的渊源、内涵及法文化品性入手,阐述了其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并剖析了恕道、法律文化传统与现实的关系。

关键词:儒家;恕道: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儒”原指专门从事教育和执掌礼义的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以“相礼”为业,其创立的学派被后人称为儒家。

儒家伦理学的核心是“仁”。

按照孔子及后世儒家对“仁”的解释,我们可以概括为两条基本原理,即“仁者爱人”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儒家所谓的“夫子之道”,即“人道”,或“忠恕之道”,就是本文所指的恕道。

恕道对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国古代的法制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恕道的涵义许慎《说文解字》:“恕,仁也,从心。

”恕就是仁,就是“如心”,就是使“己心如人心”或“人心如己心”,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心睽心,以己量人,考中度衷,设身处地。

所谓“道”,就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

道所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主要包括诚、善、仁、义、智、勇、孝、梯、忠、信、恭、敬、恕、惠、达人、无怨、克己复礼等。

当然,儒家所言的道,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重叠,相互涵盖的。

孔子的忠恕之道,彰显出儒家教化型、示范型伦理学的典范。

儒家的恕道,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勿施恶于人。

《论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大学》:“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

”孔子在《论语》中两处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在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论语·颜渊)))二是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沦语·卫灵公》)突出了孔子对这种行为的褒彰。

恕道要求人们本着真诚、宽恕的原则。

具体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当自己要对他人做什么事时,先想想自己是否愿意遇到这事,如果自己不愿意,就不能对他人做这件事。

忠恕之道也就是眼里有他人,心里也要为别人着想。

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就将儒家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作是可以规范全球伦理秩序的伦理金律。

第二层含义:以仁待人。

儒家的核心思想为“仁”。

首先,仁是人性的基本核心,人生价值的根源,所谓“仁者人也”:再者,仁代表德性最完美的境界,“仁者不忧”,因此,“仁”是一种完美的生活理想。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论语·卫灵公)))“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以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中庸》)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施“仁”于人,就是把自己放到不与他人一样的位置一让自己的境界比别人高。

西汉董仲舒作了发挥:“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

”(((春秋繁露·仁义法》)《吕氏春秋·举难》又曰:“故君子责人则以仁,自责则以义。

责人以仁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

”朱熹注曰:“责己得厚,故身益修;责人薄,故人易从,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论语集注)))第三层含义:以仁传仁。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这是儒家恕道的最高境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命令式相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人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愿望的时候,也希望并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欲求和愿望。

只要你自己所欲求的,哪怕你还没有满足或实现,也希望别人能实现2[j。

从恕道的三个层次可以看出,儒家认为在义务的前提下,不施恶,同时推展达德,人在道德的制约中追求人格的完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经过由内而外层层的和谐关系,达到儒家所谓的“天人合一”和谐境界。

二、恕道的法文化品性西周以来,中国法制思想逐渐形成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仁大夫”的基本法律观;西汉以后,统治者以“为政以仁”为标榜,强调贯彻儒家矜老恤幼的恤刑思想,儒家恕道精神在中国法律中得以充分体现,深深渗透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中。

(一)“礼”是儒家伦理化法律的核心中国古代,当政者通过权力把儒家礼学上升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制度,从而形成礼制,并构成了古代社会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系统化并具强制力的工具3t]。

中国古代伦理化法律的核心,就是“礼”。

礼是儒家的精髓,也是中国古代伦理化法律的核心。

而恕道,又是礼的核心内容,是左右中国古代伦理法律的重要因素之一。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

·~一何谓人意?父慈、子孝、兄良、弟梯、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承忠。

……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

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t以己·礼运)))只要使人民明于并遵守宗法伦理的“十义”,就可以建成“天下一家”的政治格局。

而要实现这“十义”,必须处处彰显恕道的精神。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叔向也认为:“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辟刑,惧民之有争心也。

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行之以礼。

”(((左传·昭公六年)))可以看出,从汉代开始,历经魏南北朝,大体完成的中国法律儒家化礼制4I],就是将仁义道德等制度化,旨在教人能够自制、自律,藉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宣扬“修睦”,反对“争夺”。

体现了社会统治追求“无讼”的价值取向。

(二)“中庸”是儒家伦理法律的方法论陈丹:儒家怒道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9中庸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儒家伦理法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不仅指导刑事立法、刑事诉讼,而且贯穿于整个儒家伦理法思想体系中。

而恕道,正是中庸之道的要件。

中庸的基本含义是“和”,是“无过”,“无不及”。

“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过犹不及”(((论语)))等等论述,都阐明了这一含义。

儒家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庸之道体现了求和谐、求适时、求合意、求稳定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基于恕道的基本立场,恰恰也是法律方法论中至为重要的原则。

(三)以天下为本位的法律意识儒家高扬“天下为公”、“天下归仁”、“天下大同”的天下本位思想。

在儒家的意识里, “天下”一词,除了狭隘的地理意义之外,更兼含有“人民”义、“民心”义、“道德”义,是王道统治范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集中体现了儒家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和博大情怀,是其伦理法思想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有学者将儒家天下本位的法律意识细化为三个部分:家族主义、大一统的君主主义和民本主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伦理法的脉络5l]。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法律思想意义上的民本主义, 其主要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伦理化的人性,人性化的天道,天道派生道德,道德外化为法律。

这与儒家伦理法是一脉相承的。

严格地说,我国古代恕道与刑律都是约束人民行为的规范体系,是统治者两种并行的统治手段。

并且“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出礼入刑”。

在礼教和刑律面前,不是强调平等,而是公开宣扬贵族和平民的不平等。

由于强调家国一体,所以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呈现了典型的公法特征,伦理性强,民法规范几乎没有,刑法比较发达。

(四)德主刑辅的自然法模式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的这番话,奠立了儒家德礼优于政刑,德礼为主,法刑为辅的自然法治理模式, 堪称古代关于社会控制、国家治理、犯罪预防和矫正的综合治理模式。

德强调教化,刑强调惩治,德的推行辅之以刑的威力,刑的惩治辅以德的教化,先德后刑,德主刑辅,构成了儒家伦理法的基本框架6l[。

三、恕道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以恕道为基本原则的儒家伦理法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法的思想主流,其滥筋于西周,理论体系形成于春秋战国,于汉时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法文化地位,宋代以后,走向衰微。

其对于古代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有独特个性的“中华法系”。

这里我们仅就恕道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进行剖析。

(一)将礼与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儒家将礼纳入到法律体系中,形成了礼、刑共举的济世之道,发掘了伦理精神,使之更制度化、系统化和条文化,形成了上至国家政体、下至臣民百姓的生活规范等内容,为后世立法提供了经验,对民风教化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几千年来,中国靠儒家恕道不仅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而且规范着人们的思想。

这与现代西方法律只调整人民的行为有明显的区别。

所谓“攻心为上”,“得民心者得天下”,恕道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安定、文明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方法律文化和制度如日中天的今天,我们不能把传统法律文化一概抛弃,全盘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应该把外来法律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整合,制定出适宜于我国社会的法律体系。

一句话,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同时,提倡以德治国,扬弃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的糟粕,继承以修养、道德提高人们内心境界的传统;提升-法律的地位,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

(二)朴素的人文精神儒家以恻隐之心为端绪、以仁者爱人为理想的观念,强调“恻隐之心,人之端也”7[l。

恕道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仁爱之心,“亲亲得相首匿”这与公正的司法精神是相悖的,但在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还很有限的封建社会,却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如早在西周,就已形成了“罪疑唯轻”的司法原则,当时的司法官吏在犯罪事实、适用罪名、科处刑法遇到疑问时,根据恕道原则,果断选择了“宁失有罪,勿诛无辜”的做法,体现了朴素的人文精神、辨证思想和先进的司法理念。

(三)司法中的温情主义色彩表现在司法政策上,施行“三有”(宽恕因不知法、过失、遗忘而犯罪者)、“恶恶止其身”、“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等;表现在司法制度_匕推行诸如赎刑之制、大赦之制、犯罪存留养亲等8[]。

这些恕道或仁义之举,体现了儒家伦理原则下的慈悲情怀,却破坏了法律的严肃和威严。

在情与理、理与法的天平上,儒家的伦理法则选择子清理,而摈弃了至高无上的法律。

可以说, 温情上义对司法的践踏,也是阻碍封建法进步的一大绊脚石。

不仅如此,由于恕道的原则性比较强,给执法者太多太滥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官本位愈加严重,公平得不到体现,人民的权利受到践踏。

(四)“重狱轻讼,,和“息事宁人”“重狱”即重视刑法或刑法严酷之义,“轻讼”即轻视或抑制民事诉讼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