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知识梳理第一单元入门四问中国文化经典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
(“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者人也”。
)实际上,“仁”就是为人类生活确立的最基本的和最高的道德原则,也就是以仁爱的精神协调人际关系,并由此解决社会问题。
“仁”是有一系列配套主张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礼”。
“礼”有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之分。
为了实现礼,首先必须“正名”。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偿;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还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正名”的具体内容。
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
孔子认为只要每个人都安分守己,不做违礼之事,同时有“仁”的胸怀,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孔子以“仁”为核心所建立的伦理道德学说,成为儒家学说的主体内容,对于后来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思想是“道”:“道”是《老子》的核心思想。
什么是“道”?简单的说,“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所以,老子将“道”称之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众妙之门”“万物之宗”。
如同《论语》讲“仁”辅之以“礼”,《老子》论“道”突出的是“自然”,所谓“道法自然”,即把“自然”看成是万事万物的最高法则。
而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他主张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让人民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从而达到“相安无事”的自然状态。
他认为“大道”的废弃,是“仁义”产生的原因,同样“大伪”“孝慈”“忠臣”的产生,也分别是因为智慧、“六亲不和”和“国家昏乱”的存在。
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需要“圣智”“仁义”“巧利”,就是由于存在它们的对立面。
如果将这三者都抛弃掉,它们的对立面自然也就消失了,再加上人人清心寡欲,社会就太平了。
所以,他主张回复到“小国寡民”、结绳记事的淳朴社会。
儒道互补:儒道思想虽然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儒道关注的问题以及角度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不同而已,这使得社会对儒道有可能、也有必要各取所长,融会贯通。
一般而言,老子比较偏重于对哲学问题、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思考,突出宁静和谐与超越世俗的观念。
孔子则偏重于对社会伦理问题、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强调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
正是由于他们对社会、人生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解决方式,才能形成一种互动、互补的关系。
不仅如此,虽然老子和孔子一个侧重讲“天道”,一个侧重讲“人道”,但实际上他们身上都同时具有积极用世和超然通达两种心态。
比如老子对社会的批判态度,实际上也是关心社会的表现,而且《老子》中谈论治国之道的内容也占了很大比重。
同样,孔子的“道”虽然主要是“人道”,不是“天道”,但是当“人道”绝对化以后,也是与“天道”相通的。
而且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欣赏曾点的超脱旷达,这与道家的思想有一致的地方。
“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他们既以儒家的理想为追求目标,以天下忧乐为忧乐,锐意进取,建功立业。
同时,又用道家思想调节紧张心态,往往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超然通达,静观待时。
从社会实践来看,儒道并用,也是统治者自觉的治国之术。
例如唐太宗在贞观二年总结治国经验时,提出了“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的现实理念,同时又认为要做到“安人宁国”,君王首先应“抑情损欲,克己自励”,其中就同时吸取了儒道思想的精髓。
我们可以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超越单纯的儒家或道家的立场,从中发现有利于新文化建设的因素。
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讲究忠、孝,讲究温、良、恭、检、让,这些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来旧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继承。
同样,道家所讲的“自然”“无欲”“无为”等,也包含了一些消极的东西,我们也不能简单接受。
而在剔除了其中的思想糟粕后,这些道德范畴和思想观念,就可能成为我们时代文化的补充。
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也好,个人也好,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也不能唯利是图,而儒家向来重视“义利”之辨,重义轻利,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处理相关矛盾仍有现实意义。
自然,这里所说的“义”不仅仅是道义之义,它理应有更丰富的内涵,包括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即可以融入道家的思想,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包括对法制精神和经济规律的尊重,即可以引进现代意识,在此基础上,重利而不轻义。
第三单元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
即按照一定的义例,通过选择特定称谓或在叙述时使用某些字眼,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地表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征实和劝惩的目的。
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曲笔一面。
春秋笔法作为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传统,来源于据传为孔子所撰的《春秋》。
它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褒贬劝惩,各有义例”,有时一字暗含褒贬,由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左传》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精神,在叙事中敢于直言不讳,往往以“礼也”“非礼也”来评判人物或其行为,表现了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
它的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
书中不少地方揭示了权势者暴虐淫侈的行为,也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春秋》中对“郑伯克段于鄢”一事的记载和《左传》中的《晋灵公不君》都体现了“春秋笔法”的特点。
董狐笔:坚持原则,秉笔直书。
第四单元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
《大学》是修身治人的规则。
《中庸》是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它所宣扬的一种不偏不倚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也具有普遍意义。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大体上指的是通过对事物内在本质的探究,开启智慧。
在《大学》中,“格物致知”也指体认绝对真理的道德修养过程。
格物致知在现代被赋予了新的解释。
物理学家丁肇中在文中就引用“格物致知”说明通过探究物体而得到知识。
丁肇中指出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应该是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格物致知”,还是被赋予了全新理解的“格物致知”,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真知的获得,必须通过对外界事物的观察、分析。
修、齐、治、平:在《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其中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条件,后一个阶段则是前一个阶段的目的。
只有通过格物致知,摆脱外在的诱惑、困扰,真心诚意地培养高尚的情操,才能够使精神境界得到提高,进而使自己家庭关系符合人伦道德,并最终完成为国建功立业,使天下太平的伟大理想。
在修、齐、治、平中,修身可以说是一个基础,如果一个人缺乏基本的道德修养,就不可能完成他对家庭和社会承担的责任。
关于怎样修身,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如“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要不断的反省自己的行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行”,也就是要用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培养一种对人生严肃负责的精神和态度;“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强调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此外,《大学》中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个方面,也都是循环渐进的修身内容。
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说在儒家思想上影响深远,但历来的解释却莫衷一是。
在通常的理解中,慎独指的是“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辞海》),也就是要求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依然能遵守道德规范。
《大学》指出“小人”独自一人的时候,常常干出不好的事情来,见到君子才试图掩盖自己的恶行。
但是能欺骗了别人,却不能欺骗自己,因为“人之见己,如见其肺肝然”,这样做,只是自欺欺人,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大学》强调,要“诚于中,形于外”,也就是说,做人必须表里如一。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否做到“慎独”是一个很普遍的道德问题。
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们能讲究卫生,但独自一人时,也许有的人就会随地吐痰,有警察时遵守交通规则,一旦路口无人值守,擅闯红灯者就不在少数。
其实,“慎独”的核心是诚信和道德自律。
在注重个人隐私的当今社会,更要做到不论有人无人在,都自觉严格遵守社会公德,不做有可能损害他人、社会利益并最终损害自己的事。
青少年可塑性很强,尤其应该从小培养规则意识和诚信意识,这不仅有助于心理健康,也有助于确立现代生活理念。
有人认为如果独处时也那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那就活得太累了。
因此,独处时是可以放松、随便一些的。
其实,独处并不一定与别人无关。
比如在网络时代,面对网络上错综复杂的虚拟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又有了新的特点。
一方面,我们要自觉抵制网上的不良信息;另一方面,在网上参与聊天或发帖子等时,也应注意网络道德。
网络世界有一句“名言”: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
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是什么。
能否永远做光明磊落的人,关键也许就在你不为人注意的那一刻。
中庸之道:孔子将中庸当成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
关于“中庸”历来有很多解释,简单地说,是通过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原则与方法达到最合适、最恰当的状态。
孔子本人就是“中庸”的楷模。
《论语·述而》中说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就是这样一种中正平和的样子。
孔子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意思是在文和质之间,如果偏向任何一方,都可能出现问题,或粗野,或虚浮,只有两者相宜,才是最理想的。
但是,“中庸”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或折中,它本身就是一种标准。
关键在于掌握好分寸,在古代,这种分寸实际上就是儒家所讲的“礼”。
作为中华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思想方法和处世哲学,中庸之道在社会政治中仍有现实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极左”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造成了中国社会动乱,而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稳健笃实的政策,才取得国泰民安、社会进步的成绩。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借鉴中庸之道。
凡事过犹不及,我们应当尽量避免极端思想与做法。
第五单元:佛理禅趣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有儒、释、道三家。
释即佛教,虽然它是从域外传入的,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融入中国本土文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社会中仍有广泛的影响。
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其基本精神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