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的体例、语言及文风编史修志讲体例、读志用志观文风，这是历代方志名家特别讲究和看重的大事，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续修新志启动之后，各级做了大量工作。
搜集了大量资料，进行了谋篇布局，但是，在编写过程中，如果体例把握不住，语言和文风问题解决不好，那就很难编出一部好志。
因此，要使你笔下的文稿成为一部良志佳作，首先要有得体的结构，精当的语言和朴实的文风。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即使你的框架设计得再高明，你的篇目搞得再精细，你的门类排得再严整，也将会成为空楼一座，或许出现满楼垃圾，资料泥沙俱下，志体似象非象，层次杂乱无章，修志将毁于一旦。
相反，如果你能驾驭语言，精于编写，那么，框架、篇目、门类、章节、语言就会相得益彰，使人展卷便得一方之史情，使我们的志书成为经的住时代风雨剥蚀的佳志良作。
因此，方志的语言文风比之于体例，是肌肤与骨骼的关系。
孰不知：无有坚实的砖瓦，哪有巍峨的建造？无有琳琅的商品，哪有满载的货架？无有丰满的血肉，何谈健美的躯体？血肉不存，骨之安在？世人皆知：丰神炯异者，方显骨骼不凡；体瘦如柴者，其必萎靡不振；体态不丰者，显为残疾之人，谈不上健美。
所以，志书的体例、语言与文风，形同骨肉，类似上比。
它是根基所在、生命之源，也是资料之基，是赖以依附、运转的载体，故而为成书之本、全书之根，须下大力而为之。
一、志体的体例志书有自己特定的文体，它不同于文艺，不同于论文，不同于公文，也不同于新闻。
因此，必须努力辨析，找出异同，才能把握文体，用好语言，修好志。
“方志”作为短语始见于《周礼》，“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
成书于战国之后，如《鲁之春秋》、《吕氏春秋》等。
释义于秦后汉初，汉朝郑玄作注曰：“方者四方也，志者记也”。
“方志”作为专有名词出现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此后，一直沿用至今。
历朝历代的文学、历史、地理等著作都大量征引、取材于地方志书，并把修志视为一项重要文化事业和官府行为。
既然“方志”作为一项重要的学科和题材出现于社会，那么，它作为一定地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它的品位又是如何呢？宋代方志学家王象之在其名著《舆地纪胜》中讲得非常精辟：“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
清代方志巨匠章学诚也主张，方志记述，不仅要做到“简”、“严”、“核”，还要做到雅，即规范、典雅、精当、简明、高尚、风趣，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文汇精品。
（一）志体与史体语言志有志体，史有史体，尽管是同类项，但却是两码事，绝不能混为一谈。
史书是述史、志书是存史。
因此编修手法也不相同。
志书与史书除了在统纂的目的与任务、记述的方法与体裁、搜集资料的范围等方面的大相径庭、大有不同外，在语言表述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史书重在论述，所以在编写过程中，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语言的表述是十分明确的。
论述事实，阐明事理，反映得失成败，褒贬功过是非，都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述清楚，直接表明著作者的态度和观点。
而志书的记述，方志的体例虽然分述、记、志、传、图表、录6大块，但特别强调要述之当头，特别在语言表述上要求始终坚持述而不议、述而不论、述而不评，只能寓观点于事实的记述之中。
它把是非、得失、成败、功过、褒贬、盛衰、经验、教训等等，都寓于自然记述之中，记事以事实说话。
正所谓“志者记也”，记事成文，结文成志。
另外，史体编修以述说史实为主，笔者可以站出来评论。
如史记中前后往往“太史公曰……”，史体在不违背当年史实的情况下，可以敷衍、可以割舍、可以剪辑、可以穿插、可以描绘、可以抒情、也可以议论。
如自始至终都讲霸业兴衰的《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讲述了一个固执偏爱的母亲武姜氏废立两子的故事，庄公郑伯一忍再忍，最后打败其弟共叔段的故事。
在记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的情景后，后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记述郑伯胜后，书曰“郑伯克段，段不弟，故不弟”；“欲擒故纵”；“不及黄泉，不相见也”等等都是史家之议论。
（《左传》是我国最早的而又最详尽完整的编年史，同时又是长于修辞的文字作品，作者左丘明出身贵族、春秋鲁国史官，以善辞能文著称于史）（二）志书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一个大概念，它包括小说、诗歌、散文以及电影、电视、戏剧作品等。
它们的语言强调感情色彩形象思维，要求用生动、活泼形象的语言，进行细致的刻画和描写。
以衬托、渲染、夸张等手法，表达作者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
而志书用语要求简洁朴实，以准确、翔实而清新的语言去记述事件的始末，以资料取胜，用事实服人，以真实为生命而不允许有合理想象。
如果加以浮夸与渲染，必然会掩盖资料的真实性，给人以不实之感，也就会失去志书的价值。
这并不是说志书的语言比较简单，而是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语言朴实、流畅、清新，达到平淡之中求雅重，在无华之中求有声。
（三）志书与新闻体新闻体一般有三部分构成，即导语、主体和结尾。
导语就是把最重要、最新鲜、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提炼出来，一语道破新闻主题，采用倒金字塔的形式再写经过、回后回应主题，新闻体之语言要求写得具体、生动、形象，具有明显的褒贬性，渗透着作者的爱憎，直抒作者的情怀感叹；而志书则要求在语言表述上保持冷静、客观、不漏声色，把编者对事物的褒贬、赞许寓于对事物的记述之中，不采用“三段式”式倒金字塔的形式。
（四）志书与工作总结等公文体语言在修志和编辑年鉴过程中，有些单位的撰稿人往往把志稿和年鉴稿与工作总结混为一谈，这是因为没有弄清二者之间的区别。
总结一般为三段式，情况、成绩、经验一段、问题一段、措施，分一二三四，方志分编列章分节，节下有目写出事物开始、发展、结果一气呵成，记述事实。
总结用综合性的语言多，副词、形容词多，模糊用语也比较多。
而志书语言开门见山，言必及事，言必及物，准确、庄重、戒绝空话、套话，更慎用副词和形容词，决不能滥下断语。
总之：志体体例不同于其他文体，它有明确的体例要求。
一部好志，坚持为党立言，为民立言、为国家立言、为事业立志的原则，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全面记述一方之情，运笔铺写历史与现状，客观反映经济与社会，要把基本原则把握好，要把基本走势写清楚，由此来观兴衰，知兴替，看发展，述变革，记趋向，导未来。
我们编修的第二代《某市市志》，除序言目录而外，前冠“概述”，“大事记”后殿附录等二次文献，中有专业志30余编，是一部运载某市历史改革开放20年的鸿篇巨著，是二十年中党、政、军、民、科、教、文、卫、体，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社会各界、辖内各方的轨迹所在的百科全书。
一是概述为全志之纲，概述全貌、简述发展、记述变革、揭示规律，使读者见微知著、展卷便得某市发展之走势；二是大事记为全志之径，采用编年体为径，记事本末体为横，纵横结合，以纵为主，综述二十年来大事要事；三是各专业编为全志之主体，本着“事以类分，横排竖写”之原则，按门类行业一级并列设编，而后以年度远近深入纵述，以对应前志、补述前志、续述发展，此为全志之主体大动脉。
四是人物编，以正面人物为主，以本籍人物为主，对二十年来具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人物，本着“以事系人、因人叙事”之原则，本着“生不立传、盖棺定论”之原则，将其功德载入史册，流芳百代，以示后人。
五是附录，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重要文献辑存、重要资料索引，进行二次文献辑登，进行修志始末阐述等。
全志体裁，综合运用记、志、传、图、表、录等方式，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寓思想性、科学性于资料之中，寓观点于字里行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秉笔直书，述而不论，确保把第二代《某市市志》修成精品工程。
对于志书体例，我们要牢牢把握，不使偏离，必须注意以下突出问题。
一要明确：必须坚持“横排坚写”的原则。
一部好志，要横排门类，竖写始末、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所谓横排门类，就是要门类齐全、阵容严整，横不缺项，党政军经科教文卫体等等包罗万象，百科横陈，不能缺胳膊少腿，不能缺牙漏风。
这样才堪称为一方之志、一方之百科全书。
所谓竖写始末，就是要一写二十年，不是写当前，不是写近几年近五年或近十年，一定要写好二十年，这里首要的是抢救资料问题，要大量占有手头资料，努力抢救远年资料，在占有资料上，没有捷径可走，发懒不行，必须下真功夫、苦功夫才能纵深挖掘，大量占有，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前提下，才能欣然命笔，笔下有素材、笔下有物据、笔下有始末、笔下起风雷，否则，二十年历史你是写不全、写不好、写不翔实的。
不出书则已，志书面世之后，意见就会纷至沓来。
哪个时期写不好、写不实、写不准，哪个时期的主要领导和骨干人物就会有非议。
再大量占有资料之基础上，如你以年度远近深入纵述、辛勤笔耕，那么你的分志就将会是一编好志，永垂史册之上，以昭彰部门单位源流之功。
因此我们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
二要明确：必须坚持“述而不议，述而不作”的原则。
志体如果述中有议，述中有作就是败笔。
笔者只能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寓思想于资料之中，寓观点于叙述的字里行间，对于整部志，除序言、后记之外，主要部类与正文都不能妄加评论，更不用谈抒情、赋诗。
决不能用以文艺创作、新闻、言论之形式来写志，决不允许有形象思维、鲜丽之辞、也不许有积极修辞格存在其中，要严格区分志体与史体，志体与其他的界限，坚持一个述字，述字当头其志自成。
三要明确：必须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
综述二十年的历史，要以事实为依据，以事态本末发展为准绳，决不要报喜不报忧，决不能唯心地去修志；要做到不惟上、不惟书、不惟心，要唯实，用事实说话。
高潮就是高潮，低谷就是低谷；要做到不阿谀、不溢美、不避丑、不偏私、不歪曲、不以个人好恶而修志，要当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现实中的司马迁太史公。
二、语言与文风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人们用语言交流思想，说明事物，传达感情，增进了解。
如果没有语言这个“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所谓“语言”即人类在从事社会实践中所说的话。
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类型。
口头语言若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书面语言。
书面语言是一切文章宣事达理、表情写意的唯一工具和手段。
因此，不论是方志的记述还是其他一切著述，都必须通过语言这个工具来完成。
语言的变革与改进，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象征。
早在原始社会，人类手脚分工后，需要集体劳动，劳动中发出“杭唷”“杭唷”的声音，这就是人类最初的语言。
它起源于劳动，而今人类真正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后，更不能离开语言，必许用语言文章来运载、交流、传递信息。
看重语言，强调语言对于文章的重要作用，也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
《易经》中就有“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之说。
这里的“辞”，指的就是书面语言。
显然，那时的古人就已经认识了语言所具有的那种宣传、鼓动的作用。
孔子说：“情欲言，辞欲巧”，就是说要想完整、准确的表述自己的思想感情，就必须讲究语言方面的技巧。
孔子还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只有语言精美，富有文采，文章才能流传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