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利害关系”

一般来讲，利害关系可以区分为直接的利害关系和间接的利害关系，切身(起诉人自 身)的利害关系和非切身(他人)的利害关系，现实的利害关系和可能的利害关系。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不包括民众诉讼、公益诉讼和行政公诉等制度，而鉴于《行政 诉讼法》第2条和第41条第(一)项“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规定，所以，应当将法 律上的利害关系理解为切身(起诉人自身)的利害关系。 鉴于《若干解释》第1条第(六)项将“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 际影响的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所以，应当将((若干解释》中的法律 上的利害关系理解为一种现实的利害关系。 姜明安教授认为，《若干解释》第12条所言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作直接利害关系 来理解。杨寅教授也认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作直接利害关系来理解。 综上，利害关系应当理解为切身的、现实的、直接的利害关系。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认为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 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有 权申请审判人员回避。 审判人员认为自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 他关系，应当申请回避。 前两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 人、勘验人。 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 ；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 回避，由审判长决定。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
“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中断

在法院的裁判中，有些法院认为起诉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 害关系，进而否定了其原告资格。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称之为法律上的利害关 系被中断，则起诉人的原告地位也就随之丧失了。如下案例： 案例 8 、中外合资盐城金东钢铁有限公司不服盐城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 案．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作为诉争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应当在诉争土地征为国 有土地时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本案所诉具体行政行 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当，应予纠正。 案例9、刘春生不服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建设行政回复案。“法院认为：市建设 委是否查处涉嫌建筑违法的行为与房屋购买人刘春生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故刘春生在本案中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应当裁定驳回刘春生的起诉。
如何判定“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赵志业 中国杭州2016.10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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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 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根据该司法解释，与具体行政行为有 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 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由此确定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 是“法律上利害关系”。

“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的确定，使得原告的起诉资格被放宽。但 对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具体阐释，《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 司法解释都未作进一步说明。学者们对此虽有论述，但也没有形成 统一认识。
“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规范分析

一、“合法权益”标准 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标志着行政诉讼与民事 诉讼分离，取得了独立地位。该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 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4l条第1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条件之 一是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利害关系”标准 《行政诉讼法》第27条在有关诉讼第三人的规定中明确：“同提起诉讼的具体 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 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司法案例中“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认定

一、从“合法权益”来认定“法律上利害关系” 实务中，一些法院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或者影响到了起诉人的合法权益， 故起诉人可以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案例如下所列： 案例1、宋晓云诉荥阳市城市建设拆迁管理办公室拆迁行政许可案。法院认为：宋晓 云认为拆迁办颁发第001号拆迁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其可以作为 本案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案例2、陈和平等不服宣城市宣州区公路运输管理所行政许可案。法院认为：被告的 具体行政行为影响了其合法权益，因此，李明在、张君依法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 案例3、林美忠诉贺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不予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案。法院认为： 被上诉人换发驾驶证给李文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关系到该事故的责任分担，直 接影响到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上诉人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司法案例中“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认定

二、从“实际影响”来认定“法律上利害关系" 在实务中，一些法院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 故起诉人具有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这样的案例如下所示： 案例4、高树仁不服安溪县财政局财政行政强制措施案。法院认为：原告虽不 是所诉被扣车辆的所有权人，但被告的扣车行为，直接对原告权益的实现和义 务的承担产生影响，故原告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案例5、陈国来不服秀屿区人民政府(原莆田县人民政府)颁发集体土地使用权 证案。法院认为：被告作出颁发给第三人的荔集用(2001)字第090001号集体土 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已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故原告依法享 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其主体适格。


“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涵义理解

二、“合法权益受到不利影响”说 “合法权益受到不利影响说”认为，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的法律上利害关 系，是指原告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 该说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合法权益的范围难以准确界定，其次不利影响是指实 际遭受的不利还是指潜在遭受的不利，如何区别二者的界限。 三、“实际影响”说 “实际影响”说认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起诉人受到了“实际影响”或 “不利影响”。该说也存在一定不足，实际影响范围宽泛，仍无法准确界定原 告资格界限，甚至失之过宽，可操作性不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内容修改前后对照表
旧版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 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 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新版（2015年5月1日施行）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 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 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 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第二十五条 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 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 以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 ，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 提起诉讼。
“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涵义理解

一、“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说” “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说”将法律上利害关系定义为“对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 调整的权利关系的客体，谁有资格主张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谁就与该具体行政 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如果起诉人主张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其就需要证明自己受到侵害，但实际上原 告资格的界定只要求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就可以了。在一定程度上，“实体 法上请求权说”会提高原告资格的标准，缩小原告资格的范围。




何谓“法律上”

依照立法法的规定，“法”指的是法律、法规和规章。具体到行政诉讼法上 “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理解，此处“法律”应当指行政法律规范，不包括民事、 刑事等其他的法律规范，具体是指行政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依据《若 干解释》第六十二条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 裁判文书中援引。据此此处的“法律”也包括司法解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 十二条和五十三条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 法规为依据，参照规章。对于由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如 有必要，法院可以参考。因此，此处的“法律”不包括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 目前，我国宪法不能成为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宪法虽是母法，但此处的“法 律”不应包括宪法。另外，对于法理、法律原则、习惯、政策、判例等不成文 法源不能被解释为此处的“法律”。



“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规范分析

三、从“相对人合法权益标准”转到了“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 2000年3月10日起《若干解释》施行，根据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 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 政诉讼。”《若干解释》公布实施之后，表明原告的标准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 标准相同。 《若干解释》在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中明确，“对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 围”。依照这个规定推演，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 的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里提出了一个“实际影响的”标准。


案例分析

王念仁等不服福鼎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案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2005年3月20日，第三人张春芝向被告福鼎市人民政府申请土地登记，被告进行土地权属调查后，制作了 《权属界址调查表图》与《宗地面积实地勘丈记录表》。2005年8月5日，被告按该调查表给第三人颁发鼎国用 [2005]第311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原告诉称 第三人土地东向应分两部分记载，即北段以木柱板结壁外为界，南段即应以至原告墙外50厘米为界，而不 应当也以北段记载为界。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土地使用权证中的面积、东向四至缺乏土地权源依据，第三人提 供的证据买卖契约与被告发证面积不相符，土地使用权证中的面积超过第三人原使用的面积，且占用原告已使 用面积约12平方米。因此，被告颁证认定事实不清，将原告的土地及墙体确定归第三人使用、所有，被告实施 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 被告、第三人辩称 原告提供的1991年作出的《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称1998年他父亲才分家析产， 而《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的申报人却是原告王念仁，可见，原告王念仁在当时根本不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 无权对房屋四面墙界进行申报。根据《权属界址调查表图》中的6、 7点位界址并无原告的盖章，被告的颁证 行为并没有确定该部分为第三人所有，原告所称被告将原告的屋檐下墙体及土地划归为第三人所有与客观事实 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