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理论:1945年的《布什报告》（报告全名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商业应用的线性模式.传统上，我们把科学研究分为两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根据比较流行的说法，基础研究的目的是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增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研究问题的提出更多地来自于科学家自己的兴趣或者好奇心。
其关键的一点，是现阶段看不到研究成果的商业价值。
比如，对生命现象的探索，对宇宙起源的研究，对粒子结构的研究，天文观测，等等。
而应用研究则是为了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所开展的科学研究。
虽然它的结果也丰富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但应用研究的出发点是解决问题，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
比如生物医药类的许多研究、能源技术领域的研究等等。
在布什理论的指导下，美国的科技政策遵循哈佛大学著名科技政策专家Branscomb （Branscomb, L.M. (ed.). Empowering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3）总结了二战以来美国的科技政策所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评述。
第一，基础研究成果是公共产品。
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将会导致最终新技术、新产业的产生。
尽管基础研究如此重要，但由于科学研究的高度专业化特点，政府无法做到有效指导科学家们的科研活动。
事实上，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是通过政府与科学家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来体现的。
其主要特点是：政府提供资金，而科学家们决定研究的方向和深度（质量）。
这一条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
原则的主要精神，在1945年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布什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Vannevar Bush: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里面，都有详细的论述。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说布什报告奠定了战后美国科技体制的理论基础，也不为过。
据我所知，布什报告至少已经有两个中译本，在此向读者推荐一读；愿意读英文版的，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
英国现代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P.布莱克特曾经给科学下过一个有趣的定义：“所谓科学，就是通过国家出钱来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
”布什报告在很大程度上，论证了国家出钱满足科学家们的好奇心的合理性。
这个合理性的基础，在于相信基础研究的成果在未来会导致应用研究的突破，然后导致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乃至最后的商业化。
也就是说，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
这一理论，被后人称之为创新的“线性模式”。
第二，联邦政府必须为满足某些特定国家目标的需要，积极地寻求发展新技术。
这些国家是在很大程度上具备公共产品性质的，比如国防、核能、空间开发，和公共卫生。
第三，政府必需避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帮助特定商业技术的开发，或者帮助指定的企业。
否则，就是政府在“挑选赢家”，而不是靠市场竞争来决出胜负。
作为企业来说，努力从基础研究和任务导向的研究中找到有用的东西，是它们的职责。
这条原则是中美科技政策的一个重大区别之处。
信奉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原则的美国民众，天生崇尚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理念。
在他们看来，如果资源配置的问题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那么政府就要心甘情愿地退出舞台。
比如，在R&D活动中，应用研究和开发都是任务导向的，是企业可以从研发工作中获利的，那么，一般情况下，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方面去花钱。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家科技计划涵盖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产品市场化的整个过程，是全系列、全方位的。
第三，政府必需避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帮助特定商业技术的开发，或者帮助指定的企业。
否则，就是政府在“挑选赢家”，而不是靠市场竞争来决出胜负。
作为企业来说，努力从基础研究和任务导向的研究中找到有用的东西，是它们的职责。
这条原则是中美科技政策的一个重大区别之处。
信奉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原则的美国民众，天生崇尚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理念。
在他们看来，如果资源配置的问题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那么政府就要心甘情愿地退出舞台。
比如，在R&D活动中，应用研究和开发都是任务导向的，是企业可以从研发工作中获利的，那么，一般情况下，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方面去花钱。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家科技计划涵盖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产品市场化的整个过程，是全系列、全方位的。
第四，联邦政府的根本任务，是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并在必要的时候指导企业投入的方向（比如，环境友好技术方面）。
政府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并引领企业投入方向，是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和发布指南等措施来实现的。
就算在美国这样高度强调市场经济的国度，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也是多方面的。
除了竞争政策里面的反托拉斯法案和专利政策外，政府对于行业的监管还包括职业环境与健康管理局（OSHA），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劳工部等。
这些管理部门规定劳动工作环境标准、药品临床试验和投放市场的有关步骤、职工最低工资、废品排放标准等等。
学者们的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大多数的技术创新，并不是遵循布什报告里面提出的“线性模式”进行的，布什报告提出的原则也相应受到了挑战。
还有，要求国家资助技术研究（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应用研究的另外一个说法）的声浪也一度达到顶点。
研究发现，信奉市场的美国，在很多技术领域正在或者已经被信奉国家干预的日本和欧洲超过了。
1990年代美国经济重振雄风之后，这些批评声浪才有所收敛。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印度的崛起，这些声浪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Nicholas S. Vonortas教授（发表文章时应该还是副教授）于2000年在《科学与公共政策》杂志第二期发表了题为“美国与欧盟的技术政策”的文章，其中涉及了对Branscomb所总结的美国制订科技政策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些反思（原文见：“Technology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hifting Orientation towards Technology Users.”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22, no.2,pp.97-108, 2000）。
Vonortas认为，美国传统的科技政策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要保持活跃的基础研究，其理论基础来自布什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二是目标导向的技术投资方向，也就是在事关国防、人民健康、能源、农业等领域政府参与技术开发的投资。
这正是“四项基本原则”里面最重要的两条。
然而，在新形势下，Branscomb所描述的那些原则过时了，因为那些原则强调的是供给方的作为，是供给导向的；而新形势下，技术政策的重点应该转移到需求导向。
Vonortas主张，新的需求导向下，科技政策制定的原则，应该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增强企业竞争力，创造就业机会；二，创造政策环境，鼓励技术创新，鼓励投资新的商业方案；三，保证协调政府各部门对技术的管理；四，促成大学、企业、政府机构、政府实验室等的密切合作；五，调整重点，着重于商业和国际竞争有关的技术领域，比如信息技术和通讯、柔性制造系统，环境技术等；六，更加强调基础研究，因为这是所有技术进步的基石。
Vonortas洋洋洒洒列举了一些新的科学技术政策重点，这些重点体现了需求导向的大原则。
大致翻译如下：“第一，政府必须部分地调整它的优先次序，从大规模资助任务导向的技术转变为帮助私营企业建立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新形势下，国家安全不象过去那样会带来前沿领域的技术进步。
政府应该从私营企业那里购买最先进的技术，而拥有R&D资源的政府部门应该着重开发军民两用技术（dual-use technology）。
第二，政府的技术政策必须平衡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要求。
除了重视开发新技术外，还应该重视技术的传播。
政府必须关注企业是否具有发现、获取、采纳、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第三，州政府必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它们必须帮助小企业吸引投资并传播技术知识。
第四，政府必须保持与企业的对话，以帮助自己制定合适的民用技术政策。
有些特定的目标可以通过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来完成。
第五，宽松的反垄断政策会给企业松绑，让它们更便利地与其它企业组成战略联盟，以应付国际竞争的压力，以及快速变化的技术需求。
第六，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新技术的商业化。
尤其在贸易政策（谈判）中，更要注意知识产权保护。
第七，国家实验室必须跟企业更紧密结合，以便转移知识。
第八，研究型大学必须跟企业更紧密结合。
一来拓展资金渠道，二来更迅速地向企业转移知识。
第九，大科学项目应该越来越多地与其它国家合作进行。
”Vonortas的反思反映了当时充斥美国科技政策学术界的一种声音，那就是强烈要求美国政府介入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资金）。
这样一来，政府的作为就是“挑选赢家”（picking winner）了，这是对美国信奉的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原则的挑战。
Vonortas的反思还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现实：尽管美国力争在所有技术领域保持或者争取获得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政府的资金来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财大气粗、气壮如牛的年代已经过去，需要别的发达国家分担研究费用了。
此外，如果你经常阅读国内学者有关技术创新的政策报告的话，读Vonortas上面的九条建议，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什么产学研结合啦，什么抓战略性产业啦，什么促进技术转移啦，什么知识产权保护啦，他都涉及到了。
确实，技术创新领域有些话题是各国学者所共同关心的。
Stokes批评了上述关于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流行观点。
他认为，在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上，应该采取一种更接近事实图景的分类方法。
就联邦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而言，在制定政策时，尽管传统的二分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二战以来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现实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个传统的观点。
Stokes认为，从科学与技术互动的角度来考察，还有一类“应用启发的基础研究（use-inspired basic research）”更值得重视。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模型，给出了相应的科技政策建议。
要提供一套令人信服的新理论、新说法，也不容易。
不过这方面的努力还是不少的。
在众多人的努力当中，普林斯顿大学Donald Stokes教授在其遗著《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一书中提出的巴斯德象限模型，是比较有影响的一个（见Donald Stokes, 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据说中译本于199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题名为《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1997年Stokes提出的巴斯德象限模型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