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批评的新视野：城市生态批评研究述评作者：马特来源：《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06期[摘要]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与人类纪的生态挑战，城市环境的美学再现与阐释话语出现严峻危机，促使西方生态批评研究迎来“城市转向”，城市生态批评开始崭露头角。

与传统生态批评理论对荒野自然的推崇相比，城市生态批评不仅研究城市自然环境，还关注人类世界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将环境研究、文化研究与城市研究联系起来。

近年来，西方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在生态政治学、文化生态学与非文学文本等领域取得显著的进步，不仅实现对自身研究范畴的拓展，也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力回应。

[关键词]城市生态批评;城市自然;文化生态学;世界主义生态批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受到认可的研究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文学理论界的显学。

目前，生态批评已衍生出后殖民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多元文化生态批评、动物研究、物质主义生态批评等诸多流派。

然而，在生态批评的各种分支研究中，“城市”维度始终处于边缘甚至是“缺席”的状态，导致城市环境的美学再现与阐释话语出现危机。

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生态批评（urban ecocriticism）应运而生，近五年在西方学界崭露头角。

2014年，知名生态研究学者赛匹尔（Serpil Oppermann）指出，将城市纳入生态批评的实践范畴，可以拓展生态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定义。

2016年12月，欧洲生态批评研究的核心阵地《欧洲文学、文化与环境研究》（Ecozon@）杂志特别刊发了“城市生态研究”专题，折射出生态批评在西方学界“城市转向”的前沿趋势。

随着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地球上各类生物的生存环境日益复杂，人文学科内的环境想象在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的相互關系中将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城市将会对人类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

目前城市生态批评尚未正式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年来国外城市生态批评的代表性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与国内研究者分享。

一、生态批评研究的四次发展“浪潮”20世纪60年代，以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出版为标志，美国环境运动开始兴起。

20余年后，生态批评学科逐步出现。

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学界刊发了诸多与生态批评理论相关的文章。

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正式建立。

自此，“生态批评的文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受到认可的研究领域”①。

生态批评自诞生伊始即为一门跨学科研究，涉及自然科学、文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

正如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言，生态批评是一场“越来越异质化的运动”②。

正是由于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内包含多种研究方法，生态批评概念本身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术语。

最简单明了的定义由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 Glotfelty）给出。

1996年，她出版的学界第一部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中将生态批评定义为：“一门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

”③20余年里，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取得蓬勃的发展，批评方法越来越多种多样，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著作。

截至2018年，生态批评已经大致经历了四次发展浪潮。

生态批评的第一次浪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强调将传统的自然书写即荒野书写作为研究对象。

与当前的生态批评学者相同的是，在这次浪潮中，生态批评学者关注环境危机，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有义务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在文化与社会现实层面积极探寻解决环境问题的良方。

因此，生态批评的第一波浪潮主要是“为自然言说”④，是“一种政治分析方法”⑤。

在这次浪潮中，生态批评学者们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其研究更加推崇自然的价值。

生态批评的第二次浪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

这次浪潮具有现代革新性，开始质疑长久以来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的界限⑥，认为这些界限不过是人为建构，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

此后，生态批评研究中衍生出更加具有政治性的生态正义运动，致力于从生态批评的角度阅读文学文本，以唤醒人们关于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意识。

生态正义运动关注贫穷地区人口的窘迫生活，指出这些人作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更少拥有与自然环境接触的机会。

2009 年，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首次使用“生态批评的第三次浪潮”这一表述⑦。

斯洛维克认为，美国生态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的《自然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一书从全球化与比较研究的角度重思生态批评研究，是生态批评第三次浪潮兴起的标志。

在这次浪潮中出现了包括比较式生态批评、地域整体概念与新生物区域主义研究、生态性属研究、动物研究、生态行动主义和生态批评批判等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代表作品包括迪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没有自然的生态学：环境美学再思考》（Ecology Without Nature：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①、乌苏拉·海瑟（Ursula Heise）的《地方意识与地球意识》（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②等。

总体而言，生态批评的第三次浪潮跨越了种族、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将全球生态环境纳入视野，并且开始反思生态批评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意义。

2012年末，斯洛维克在《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秋季刊》撰文指出，随着生态批评研究中“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的不断扩展，生态批评正在迎来以“物质主义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为代表的“第四次浪潮”③。

受新物质主义理论（New Materialism）影响，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转而关注环境、场所、过程、力量与经验中蕴含的基本的物质性。

物质主义生态批评关注“物质的‘叙述’力所创造的意义与实质是如何与人类生活彼此互动的”，并将物质看作是“叙述的场所，是一种可以言说的物质，在人类能动性及物质本身的自我建构中蕴含有自身的叙事”④。

在这一背景下，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气候变化文学到生态诗学语言的研究，生态批评实践的实用主义倾向逐渐增强;甚至可以说，在“学术型的生态批评”研究中正滋生出一种新型的“应用型生态批评”研究，涵盖了对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基本的人类行为与生活方式的研究。

通过对生态批评发展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自生态批评的概念成型以来，生态批评研究一直在不断更新和变化。

当然，以上针对生态批评研究发展所作的四次浪潮的分类并非绝对，而且这几次浪潮的研究内容并非互相取代，而是同时共存的。

也就是说，生态批评的四次浪潮研究内容各有侧重，并无孰优孰劣之分。

从生态批评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生態批评最初的研究对象大多为文学中的自然书写;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生态批评开始包含其他研究对象，如动物、城市、科技、垃圾、身体等等⑤;其后，生态批评内部衍生出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关注城市自然环境的城市生态批评即其中之一。

二、历史与现状：西方城市生态批评研究与城市规划、自然科学、社会学、城市史研究等学科对城市与生态研究的重视相比，文学批评领域内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可谓起步晚、发展慢。

在生态批评的初期发展阶段，生态研究普遍将荒野和乡村空间的价值置于城市空间之上;至第二次发展浪潮时，学界开始逐步指出城市与自然之间的隔阂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人为建构⑥。

但是，尽管一直有学者强调有必要将城市系统地整合入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内，却甚少有学者真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是更多地关注诸如“荒野”或其他看似较少受到人类影响的田园空间⑦。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的概念在不断被重新塑造。

尤其自工业革命后，城市空间和人造环境至少应该同样被看作是生态批评研究的沃土①。

近年来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开始呈现出复苏之势，陆续出现一些学者探讨城市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若追根溯源的话，城市生态批评的拓荒之作实际上是来自社会学方向的研究。

1999年，本内特（Michael Bennett）和蒂格（David W. Teague）编写并出版了《城市的自然：生态批评与城市环境》（The Nature of Cities： Ecocriticism and Urban Environments）一书，第一次将城市的概念引入生态批评视野，使“环境”的概念延伸至包括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所造成的影响，例如城市的建设②。

正如本内特和蒂格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虽然该书立足于回应各种“社会诉求”③的社会学视角，但是作为城市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对城市生态批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被格罗费尔蒂评价为城市生态批评研究的入门之作④。

本内特和蒂格提出，城市生态批评的研究目的是：“重新认知自然与自然的各种文化再现，以更好地理解当代城市空间……处理那些当人们试图采用环境视角分析城市生活时出现的理论议题。

”⑤此前，生态批评研究中的“自然”“文化”与“环境”等概念都将城市空间排除在外，“生态批评研究往往与自然书写、美国田园主义和文学生态学相联系”，而这对生态批评运动本身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限制⑥。

比起所谓“淳朴的”、未经人类开发的荒野自然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直接影响的城市自然环境更加直观地见证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

因此，本内特和蒂格认为，有必要“让城市居住者意识到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事实对城市生活和文化具有的重要影响”⑦。

《城市的自然》一书致力于修复环境主义、文化研究与城市经验之间的历史隔阂，认为对城市空间、生活实践或城市文学进行生态解读，可以映射出城市是如何作为生态系统而运作的，以更好地理解自然/文化与农郊/城市的概念本身的相互关联性。

除了《城市的自然》一书，早期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便是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研究”概念。

布伊尔是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他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生态批评三部曲”曾对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其中的第二部《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 S. and Beyond）中，布伊尔曾呼吁生态批评学者将关注点转向“城市空间与未开发地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以及人们是如何对这种关联性进行想象的”⑧，将代表乡野的“绿色”空间与代表工业的“棕色”空间放入同一框架内进行对话，进而提出“环境批评”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