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2014年03月11日10:45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作者：单波字号内容摘要：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围绕文化与传播、人与人的传播关系、他者的意义等问题展开，包括文化与传播的同构、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

本文认为，文化与传播同构是用来观察文化的偏向与传播的偏向的理论命题，我与他者的关系根本不是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传播活动中共生的两个主体，我们应该理解并接受差异性，在差异中理解自我的意义，在对话中建立互意性理解。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他者；传播关系基金项目：教育部211工程项目“社会转型与中国大众媒介改革”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这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理解与沟通的难题（problems)，以及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需要质疑的问题（question）。

当我们寻找解决这些难题和问题的可能性时，跨文化传播理论也就被我们创造出来了。

不过，跨文化传播研究史表明，所有的理论都只是一种相对的解决方案，而且每一种理论都与现实的其他问题相冲突，也与其他理论相矛盾。

于是，我们感觉到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很不可靠，又回到文化、传播、语言、社会、陌生人、文化认同、文化多元化、文化适应等概念里寻找基础。

其实，跨文化传播的基础不是什么概念化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创造的东西。

世事变幻，我们不可能固守某种概念以及由概念形成的理念、规则去进行跨文化传播，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我们只能创造彼此交流的基础，即共同面对跨文化传播的难题和可质疑的问题，形成可讨论、争辩的对象性问题(issues)。

本文试图提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集problems、question与issues于一身的基本理论命题，它们围绕文化与传播、人与人的传播关系、他者的意义等问题展开。

我们只有在实践中辨析这些问题，才能发现跨文化传播的可能路径。

一、文化与传播的同构文化与传播的同构通常表述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

这一观点被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表述过，也在爱德华•霍尔的《沉默的语言》一书中出现过[1]，他们之后的许多学者也多次重复这一表述。

有人据此从传播的角度把文化定义为：由特定传播媒介所负载、并由人们设计的传播结构加以维护、推行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以及由传播网络限定的社会行为模式；与此同时，又相应地把传播界定为：社会赖以存在发展的通讯、交流形式和文化的信息储存、放大、删减、封锁的活动机制[2]。

这种定义并不周全，可它让我们建立起一种真实的想象：传播既是文化画面展开的形式、又是文化生产的“工厂”。

当我们注意画面时，必定会看到传播的偏向；当我们走进“工厂”时，可感受到传播创造文化以及文化间的关系，体会到在传播中按照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去设计文化。

这样一来，“文化与传播同构”所表现的难题就在于，当文化的偏向与传播的偏向互现的时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就会显得相当艰难。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化与传播同构”的实际意义就变得非常可疑。

1．传播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把文化与传播扯在一起曾经受到雷蒙•威廉姆斯和斯图尔特•霍尔的质疑和反对。

特别是后者认为，“传播”这个词在实质上和方法上使研究变得狭隘而孤立，“文化”一词在人类学意义上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但它被“传播”取代了，于是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活片段。

凯瑞(James W．Carey)借题发挥，以此批评美国把传播界定为传递(transmission)或运输(transportation)的观念，即把传播视为一种为控制的目的传递远处讯息的过程，让传播偏向于劝服、态度改变、行为变化、影响等层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的偏向造成文化的偏向，形成某个孤立的生活片段。

这就形成了文化与传播同构的悲剧性结果。

凯瑞由此转向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创造(created)、修改(modified)和转变(transformed)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并且强调其典型的情形是：从人类学角度看，传播是仪式和神话，从文学批评和历史的角度看，传播是艺术和文学[3]。

话说到这里，似乎可以在理论上摆脱霍尔对于传播的狭隘与孤立的质疑，但接下来，凯瑞又陷入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指出，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一种传递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作、表征与庆典，即使有的信仰是虚幻的；其核心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4]。

显然，这里的问题是，当传播指向“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如何解决文化的体制内专制？如何解构一切形式的权力支配关系？当传播指向共同信仰的创作、表征与庆典，如何面对各种形式的文化排他主义乃至原教旨主义？这就由前一种传播观的媒介化偏向转向神圣化偏向，传播观依然没有消除内在紧张感。

其实，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已经构成把文化推向开放、互动、沟通、理解过程中的基础，如果向神圣和共同信仰收缩，无疑破坏了这个基础。

如何消除传播观的内在紧张感？惟一的办法是回到人的传播实践，明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距离程度不同的人之间发生言谈、信息交流、沟通、理解、对话等传播行为，为的是满足结伴、克服孤独、自我认识、环境认知、社会选择等需要，某类传播在一段时间后变得相对稳定，由此表现了某种文化与社会结构，形成文化意义的分享和文化创造形式；在应对环境、群体间竞争、内在发展需要等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又不断进行共享文化的创造、修改和转变，使文化具有流变的特点。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幅“文”字图[5]（见图１）来形象地表达传播与文化的关系。

这幅图不仅充分表达了“文”字本身所具备的传播意味，而且使文化的不同领域得到了整体的体现。

在此图中，由我心与天（上帝、佛陀等）的交流有对神的信仰皈依之态度，并与群体内成员分享宗教精神和宗教文化。

这一传通过程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仅局守于我心而不上达于超越之神，则无所谓宗教精神的表现，亦无所谓宗教文化；一味倾注于超越之神，将人生的意义诉之于信仰与神话的象征，则又失去自我，舍弃内在的“仁心”，反而造成人心与天心的分裂，也就无所谓人心与天心的传通。

为了交换利益、分享文化与权利、传承文化维护内群体的稳定性、为了确认某种伦理秩序等目的，我与人、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日常的经济交换、政治说服、文化交流、教育传播、道德分享等类型。

同时，在人与自然（即图中所谓“地”）之间还有科学传播、艺术传播等。

所有这些传播活动一旦稳定下来，便形成了或大或小的“文化圈”，于是就有了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

在传播过程中，文化圈不断延伸、扩展，与其他文化圈发生交流关系，形成了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表现为文化的内在张力。

德国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派学者格雷布尔(F.Graebner）认为，两个文化区域的距离无论是互相邻近，或远隔几个大洋，都不能妨碍跨文化传播，因为有神秘的“文化波”(cultural wave)存在[6]。

也许这种神秘的“文化波”来中国之前，我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美国人在人际交流中比较直接，而中国人则比较“委婉”，一般不会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

但我刚刚抵达北京不久，就大大地惊讶了一回。

我一个中国朋友的朋友第一次见到我时就面带微笑地说：“你好胖！”尽管我确实有些超重，但这也太直接了吧！我的成见是错的！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与中国人的交往越深，他们就对你越直接——中国人对你的直言程度是与他们对你的交情深厚程度成正比的。

而美国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般比中国人更加直接，但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中国人反而变得更敢于直言了。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要好的中国朋友在过去几年中对我中文水平的评价直线下降：一开始是“好极了”，然后是“还不错”，现在也就是“一般化”了。

美国不少人认为，中国人更倾向于集体主义思维，而美国人则信奉个人主义。

我的回答是：错了！看看中国过去30年了不起的经济成就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是多么乐于为自己更美好的经济生活而奋斗。

在急着为中国人贴上各种标签的时候，我忘记了，他们其实是，独特的中国人[11]。

文化是一种互动性的存在，当我们用某种先验的本质给文化贴上标签时，不仅仅是走上了单面化理解的歧路，更重要的是采取了非文化的态度和方式，最终也理解不了文化。

只有回到“互惠性理解”(reciprocal understanding)，即建立在对话与合作中的理解，才能超越文化偏向，超越把他者文化当作知识理解与兴趣满足的局限，形成建构跨文化传播关系的可能性。

华纳无疑找到了这种可能性。

文化给自身造成了两种互动：一种是按照某些观念的互动，一种是为了改造观念的互动。

当人们按照某些观念互动时，文化使孤立的个人与他人分享共同的价值。

比如在集体主义的文化观里，人们更看重家庭与群体，围绕家庭和群体的价值取向思考问题；在自由主义的文化观里，人们更看重个人的价值与利益，围绕个人的权利与发展思考问题。

在中国农村，不识字的农妇在接人待物的过程中显现出好客、尊重人、爱面子的文化底蕴，很明显，她们是按照祖辈父辈层层传递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在进行交往。

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翻鱼的背后是“翻船”的想象性危险[12]。

这时，餐桌上的人们是按照某种禁忌观念在交流。

这种按照某些观念的互动往往通向文化认同，产生无意识文化。

但是，无论是在文化内部，还是在文化与环境、文化与文化之间，都存在文化竞争关系，或者说一种文化认同的产生也为自身设定了多元对话与交流关系，于是，文化必定会走向文化适应，即不同文化群体交往时文化特征的变化，从而形成为了改造观念的互动，人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从无意识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寻求有活力的文化。

文化在不同层面的运行都体现着互动的意义。

按照爱德华•霍尔的理论，文化在三个层面运行，即正式、非正式和技术。

当这些行为模式中的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时候，全部三种行为模式其实都存在于场景之中。

正式文化是通过教诲和告诫而传授的，其方式是带有感情的责备过程：学习者尝试、犯错，并被纠正。

非正式文化的主要学习途径是仿效，其主要因素是供模仿的模型。

在非正式文化的学习中，整个行为模式是同时学习的，通常学习者自己根本察觉不到他在学习，也觉察不到有某种规范或者规则在约束他们。

技术文化的学习方式通常是，老师以明确的形式向学生传授，这是一种专门学习[13]。

学习所体现的就是文化的运行逻辑。

文化与语言的特殊关系也体现着互动的意义。

有人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语言虽然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它的可能性永远大于文化的整体，也就是说，文化无论怎样扩大发展，在逻辑和实践上都不可能充满语言的所有可能性。

由于这一特点，文化成了一种特殊的活物，语言成了文化的核心，我们能够在语言中按照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任何需要去设计文化，即通过语言，我们能够把我们赖以存在的文化整个“变成”我们可以加以制造的存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