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科学家人文情怀的深远意义编者的话近日，中国科协第七届常委会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在京举行“科学家的人文情怀”研讨会，该委员会主任张开逊主持会议。
近代科学诞生及其自然科学传统建立，源于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推崇的理性探索精神；这种理性探索精神承继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人文主义思想，最终发展成为科学精神的基本支柱。
如何探寻科学智慧与人文精神融合的途径，缓解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等多重危机，走出思想与理念的迷失与误区，是人类今天面临的重大课题。
爱因斯坦曾呼吁像诺贝尔那样具有良知与责任感“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跻身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列。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醒民在发言中说，爱因斯坦从未陶醉在科学的胜利进军中，他敏锐地意识到科学的异化及其危险——他特别指出，科学技术最大的灾难，是为人类自身创造大规模毁灭的手段，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令人心碎的悲剧。
李醒民指出，对于科学异化与技术的误用、滥用和恶用，爱因斯坦认为“把罪责归咎于科学是不合理的”，“只能归咎于道德沦丧，归咎于没有建立起世界性政治组织”。
他指出，要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就要“创立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传统”。
李醒民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爱因斯坦强烈谴责德国纳粹分子用受害者脊髓置换脑髓的兽性，深恶痛绝其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恶。
他自始至终呼吁科学家从人类长远利益、根本福祉和终极价值出发，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
他很早便倡议欧洲建立欧洲联邦，以及一个超国家的维护世界和平组织——世界政府和世界联邦，以实现公正和理性的世界秩序；他寄托于1919年成立的国联和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希望它们能够过渡或被改造为这样的世界政府。
“从1914年发表第一个反战声明，到1955年逝世前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废止战争维护和平宣言，爱因斯坦走出象牙塔，为和平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
”李醒民说，一战爆发时，爱因斯坦就曾谴责战争是“堕落的物种”所干的“蠢事”，并为此感到“怜悯和作呕”。
二战中，他指出保卫和平是一个“伦理公设”，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有如科学公设无须证明一样必须遵从——是科学家赖以行进的前提。
二战后，他持科学理性主义分析与思考战争的根源及其实现永久和平的途径，就一系列论题——反对重新武装德国、时刻警惕冷战幽灵存在、要和平而不要原子战争、制止美苏军备竞赛、实现和平共处等，提出新思维与行动方案。
李醒民指出，爱因斯坦一再强调，没有良心的科学，是灵魂的毁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是道德沦丧与人类的悲哀。
他呼吁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以诺贝尔为榜样，要有良心和责任感，坚决拒绝一切不义要求，必要时甚至采用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李醒民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讲演中，告诫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你们想使一生的工作对人类有益，那么只了解应用科学本身还是不够的。
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以这样的方式保证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诅咒的祸害。
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李醒民认为爱因斯坦的案例，给予人们诸多启示。
哲人科学家为两种文化的融合与人的全面发展，树立了值得仿效的榜样。
他们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具有深厚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质，这成为他们创造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然归宿。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人类进步的双翼或双轮——哪一翼太弱都无法顺利起飞，哪一轮太小则不能平稳行驶。
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文化是盲目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文化是蹩足和虚浮的。
解决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本，是要从教育入手，从娃娃抓起。
从费曼与梁思成的“完整人格”到王大珩为“蛟龙”点睛费曼与梁思成的“完整人格”美国科普作家雷·斯潘根贝格曾说，人们把“天才”一词用在20世纪两位物理学家身上，一位是爱因斯坦，另一位是费曼。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王直华，在研究会上讲述费曼独特的“创造人格”。
美国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既有科学情怀又有人文情怀；既有科学风采又有人文风采。
11年前，英国物理学杂志社为迎接21世纪到来而组织了一项活动，邀请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参与，评选有史以来10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其中有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费曼也名列其间。
在这些杰出的物理学家中，费曼在时间上距我们最近。
最令人钦敬的是，费曼把科学研究当做自己最好玩的“游戏”。
他说：“科学是智慧的游戏。
”与费曼持相同“游戏观”者，有科学家也有文学艺术家。
譬如，菲尔茨奖获得者符拉基米尔·弗沃特斯基、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弗莱明，以及与歌德同时代的剧作家和诗人席勒等。
席勒认为，游戏（审美）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费曼终身享受科学探究的快乐，这种“智慧的游戏”就是他终身的“游戏”。
按照席勒的标准，费曼是“真正的人”。
费曼留下了丰富的科学和人文遗产：他生性好奇，特立独行；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对所有的科学领域都着迷，渴望知道事物背后的机理，并具有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王直华说，费曼用多彩的人生，诠释“创造力心理学”：直觉、灵感、想象力，是创造力的重要维度；真实、完整人格，是创造人格。
王直华说，今年，恰逢梁思成诞辰110周年。
梁思成的教育理念与费曼的科学理念可谓殊途同归。
1947年，梁思成赴美讲学考察归来后，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次学术讲座，题为《半个人的世界》。
他强调，教育要将“理工”与“人文”结合，培养具有完全人格的人；而只重“理工”或只重“人文”，被他称作“半个人”的教育。
《半个人的世界》当年就刊发在《清华周刊》上。
人们常问：创造力从哪里来？王直华说，我们传播完整文化、建构完整人格，创造力便会在真实、完整人格的土壤里发芽。
王大珩为“蛟龙”点睛我国“863”计划倡导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王大珩，曾担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他这样诠释作为测量技术的仪器仪表在国民经济中具何地位与作用：“测量技术是信息技术的源头”；“仪器仪表是工业生产的‘倍增器’，科学研究的‘先行官’，军事上的‘战斗力’和社会生活中的‘物化法官’”。
他还特别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是龙的传人，不能做恐龙；中国科学技术要像蛟龙一样腾飞，这条‘蛟龙’的头是信息技术，仪器仪表则是‘蛟龙’的眼睛，要画龙点睛。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肖中汉说，王大珩多次领衔提出的建议，蕴涵科学家的战略远见，受到国家重视并被有关部门采纳。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重大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几个月后的1979年4月，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举行成立大会。
就在这次大会期间，王大珩与汪德昭等科学家联合发起，并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全体代表共同提出《关于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这份建议受到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务院于当年10月批准成立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
高精度仪器仪表依赖进口，危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甚至国家安全，我国如何尽快摆脱这种依赖？新世纪之初，王大珩等11位院士将此思考汇集成《加快仪器仪表产业发展的建议》，得到当时我国3位副总理的批示；接着，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接受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委托，组织专家调研组历时3个月走访7省市，调查了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等几十个企事业单位，会见了几百名科技工作者和企业管理者，形成一份两万多字的调研报告《振兴我国仪器仪表产业的对策和建议》，其中许多建议被政府部门采纳。
科学家群体凝结的人类先进文化力量科学史上的不朽丰碑“科学史上，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科学家不胜枚举。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在研讨会上历数那些不朽的丰碑。
布鲁诺为宣传“日心说”，笑对火刑；伽利略为支持“地动说”甘受囚禁；居里夫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数吨沥青铀矿中提炼出0.1克镭元素；阿基米德为演算一道数学命题，在被罗马士兵刺死前仍沉着地对刽子手说，让我把这道数学题算完；陈景润在不足6平方米的昏暗斗室，求证哥德巴赫猜想1+2；彭加木告别繁华的上海，15次进疆科考，魂断罗布泊；“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郭永怀在飞机失事的刹那间，用生命保护了实验数据……“科学家的学养与品格，决定科学创造的成功与失败。
”郭曰方说，居里夫人曾在其《我的信念》一文中说：“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报酬。
然而，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事业的进展，受到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忱谋求物质上的利益。
”居里夫人还有这样一段名言：“人类需要理想主义者，他们无私地追求一个目标如痴如迷，简直就无暇顾及个人物质利益。
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不会成为富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要财富。
”居里夫人的这种境界，对当今那些以追求物质利益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人来说，恐怕永远无法理解。
郭曰方说，爱因斯坦曾评价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爱因斯坦说：“我每天上百次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
我必须以同样的分量，尽力报偿我所领受和至今还在领受的所得。
”在郭曰方看来，科学家群体在探索与创造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宝库中最为光彩夺目的珍贵财富；它们与科学家群体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完美融合，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与人类未来。
郭曰方指出，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当前我国科技界、教育界存在的突出问题。
由此，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委员会举行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研讨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哲人石”中的人文境界科学家是一组特殊人群，其中科学大家体现的人文情怀，往往最具感染力。
“哲人石”丛书之中不乏其例。
“哲人石”丛书主创者、辞书出版社总编辑潘涛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世平感触颇深。
约翰·格里宾在《双螺旋探秘——量子物理学与生命》中告知读者——薛定谔，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却以一本名叫《生命是什么》的小册子，深刻地影响双螺旋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以及当时一批青年科学家。
薛定谔提出，可用量子论解释遗传机制。
量子论的最大启示是，在“自然界的圣典”里，发现了不连续性的特点；而当时的观点认为，自然界中除连续性外，全都是荒谬的。
薛定谔所勾勒的生命科学图景，使得一批物理学家转而投身生命科学研究，例如威尔金斯、卢里亚、施陶丁格等。
科学家的哲学视角，使生命世界的微观大门，倏然打开。
卡尔·萨根的名字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在中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他对宇宙和生命的理性思考与对科学的乐观信念，通过他的著作《伊甸园的飞龙》、《暗淡蓝点》、《魔鬼出没的世界》，以及他的电视系列剧《宇宙》解说乃至他的科幻小说及其改编后的同名科幻影片《接触》等作品，在千千万万的读者和观众的头脑里留下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