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起源的传说琴是中国传统乐器中最古老、最富代表性的乐器之一。

2003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中国的古琴艺术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为需要重点扶持和抢救的世界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琴究竟起源于何时，其基本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其早期的演变脉络如何，始终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

人们推测古琴的历史，有3000年之久。

著名学者罗振玉认为，商代的甲骨文中“樂”字是“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

”可为商代已有琴之一说。

《诗经》为中国最早的文献之一，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载有自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305首古代乐歌。

其中琴的记载反复出现于字里行间，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等等，当时的琴乐已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孔子曾将《诗经》305篇“皆弦歌之”，《诗经》实为最早的琴歌总集。

自殷商算起，琴至少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

但在中国古老的传说中，琴产生于更早的上古之世。

历代文献记载中最多见的，则是有关伏羲制琴的传说。

如《礼记》中载：“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作琴瑟以为乐。

”《琴操》也有：“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返天真也”等说法。

纵览历代文献与上古传说，还有神农说、黄帝说、唐尧说、虞舜说几种。

东汉傅毅《琴赋》有：“神农之初制，尽声变之奥妙。

”之说。

《世本》也说：“神农作琴，又曰，琴长七尺二寸”。

司马迁写《史记》，从黄帝始，定下了中华的物质文明大多由此发端的基调。

古代帝王系谱，不论夏虞商周，莫不以他为远古始祖。

传说中的黄帝，带有十分浓重的神话色彩。

他不但定律，还曾创制名为《清角》的琴曲，可见琴的发端也与其有关。

在后人的心目中，尧是贤德与圣明的化身。

古代有许多文献将尧推为琴乐的创始人。

如《帝王世纪》曰：“尧作《大章》，使无句作五弦琴，天下大和。

于是景星耀于天，甘露晞于地，朱草生于郊，凤凰止于庭，嘉禾孳于亩。

”宋代的朱长文著《琴史》，书中将帝尧列为全书之首：“帝尧宅天下，……当《大章》之作也，琴声固已和矣！”。

古文献中还有许多关于舜制五弦琴的记载。

如《礼记》中有：“昔者舜作五弦琴，夔始制乐，以赏诸侯”的描述。

任何一种文明的起源，都应该是一个漫长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实践过程。

古人往往喜欢把某种事物的产生，归功于某位英雄或某个代表人物。

因此，无论是伏羲、神农、还是黄帝、虞、舜，他们应该都是中国古史中传说时代的首领，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文明的肇始时代。

人们之所以将创制琴瑟以及其它开启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宏伟业绩，归之于这些远古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并加以褒扬和赞颂，本质上体现了炎黄民族尤其是先秦以及其后儒家对于文明肇始时代的这些“先圣”、“先王”的尊崇与敬仰。

早期出土的琴由于木材保存不易，能保存到今天的古代琴的实物，十分难得。

目前考古发掘所见到的最早的“琴”类乐器实物，为1978年在湖北随县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其年代约在公元前433年，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

曾侯乙墓十弦琴通长67.0厘米，与现今通行的琴相比要短很多。

此琴用整木雕成，由琴身和一活动底板构成，分音箱和尾板两部分。

琴面圆鼓有波状起伏，无徽。

琴身下面垫放的活动底板，形制大小基本与音箱底面吻合。

琴通髹黑漆，出土时仍光泽柔润。

这件十弦琴除了弦数不同之外，其“半箱式”音箱也与今天所见唐、宋琴的合体“全箱式”有异。

但其在面板、底板、岳山、弦轸、雁足的主要结构形制及缚弦的方法上，则与今日之琴基本一致。

中国所见七弦琴的最早出土实物，则为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琴。

此琴通长82.1厘米。

由剔空的面板、底板盖合而成。

面板挖成长方形空间，靠近首端、弦孔下似成轸盒。

底板仅剔凿一“T”字形凹槽。

面板尾端即琴尾。

琴尾实心，下设一足。

首岳上有弦痕数道。

此琴的形制与曾侯乙墓的十弦琴十分相近，可证两者之间的同源关系。

1973年12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也出土了一张七弦琴，此墓的年代已为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

琴通长81.5厘米，由琴身和底板两部分组成。

琴身又可分音箱和尾板两部分，外表髹黑漆。

无徽，底平。

其结构形制与湖北荆门郭店七弦琴基本相同。

不断丰富的出土资料，已经显示出这种自成一体的古乐器的脉络。

按时代先后看，自曾侯乙墓琴、荆门郭店琴、长沙五里牌琴到马王堆七弦琴，不难找到它们在形制结构、制作手法和造型风格等方面的流传有绪、一脉相承的关系。

这些“半箱式”琴的出土范围，也体现出了它主要的流行范围，即中国南方的湖北和湖南地区，这是古代楚文化的区域。

这些证据已可表明，这种“半箱式”的琴，应该是流行于中国古代楚文化范围的一种楚式琴。

对于这些出土之“琴”，目前考古学家、音乐学家和古琴家争议颇多。

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现今古琴之前身。

另一些学者观点相异，认为这些出土之琴与古籍所载古琴不符。

留存至今的先秦文献，当为古代中原地区的文字资料，所记载的古琴与考古发现的南方楚式琴有所区别。

与当今七弦琴属同宗异族的关系，而非前后直接相承的关系。

因此，只能称此类琴为“琴类乐器”或“古代楚式琴”。

先秦春秋时期，琴已发展成可用于独奏的乐器，并产生了许多演奏水平很高的琴家和许多动人的作品。

据史料记载，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宫廷中，都有精于古琴的宫廷琴家，如师旷、师文、师襄、师涓等等。

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乐师，他能演奏多种乐器，尤以古琴为最。

在《左传》、《国语》等许多典籍中，均有关于师旷的记载和传说。

在先秦时期，古琴还被广泛地用于伴奏及歌唱，称“弦歌”。

《诗经》中也有不少诗篇提到古琴，如“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之句，说的是当时的琴乐，已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工具；如“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的说法，表明琴乐成为当时的人们待人接物、相互交往的重要工具，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的娱乐形式。

又如“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之句，证明了琴乐还是当时祭祀大事的重要内容，并常可和鼓等乐器配合使用,山东女郎山战国墓中就曾出土了抚琴击鼓俑。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音乐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出现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的景象。

在这种音乐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有了伯牙、雍门周等杰出的琴家。

关于伯牙的传说，最早见于战国末年荀子的《劝学篇》，2000余年来脍炙人口。

同时期的《吕氏春秋》中还记载了伯牙弹琴、钟子期善听的故事。

相传，伯牙在弹琴的时候，无论是表现“巍巍乎志在高山”，还是表现“洋洋乎志在流水”，他的好友钟子期都能心领神会。

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从此再也不鼓琴了。

这个故事一直为后世所传诵，伯牙和子期也就成为知音的典范。

由于先秦时期“士”族文人阶层的兴起,，使得古琴成为当时士大夫修身理性的工具。

孔子、庄子等先贤圣哲，不仅在他们的著作中表达了各自的琴乐审美观念，同时也是出色的古琴家。

山东曲阜至今尚存“孔子闻韶处”的古迹。

诸侯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古琴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汉秦汉时期，古琴艺术有了重大发展。

当时的统治者在征集民歌的同时，也从各地选拔一些民间的优秀艺人，在宫廷中任鼓琴待诏。

师中、赵定、龙德，他们都是西汉中叶宫廷中的鼓琴待诏。

师中是汉武帝时期，东海下邳（今江苏宿迁）的名琴家。

由于他的影响，当地好琴成为时尚。

据刘向《别录》所言：“至今邳俗犹多好琴”。

赵定是渤海人，龙德是梁国人。

汉宣帝年间，皇帝“欲兴协律之事”，由丞相把他们从民间选拔出来，在宫廷中充当待诏。

据记载，赵定是个很安静的人，但弹起琴来，却能使人“为之涕泣”。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他们还分别留有关于琴的著作，“《雅琴赵氏》七篇。

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师氏》八篇。

名中，东海人，传言为师旷之后。

《雅琴龙氏》九十九篇。

名德，梁人”，可惜都已失传。

刘向亦说：“雅琴之意，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

”《诸琴杂事》很可能是集大成的巨著，原书也早已不存。

除了宫廷中的专业琴家，汉代文人爱琴解音，风气之盛，始终不衰。

著名的文人琴家有司马相如、蔡邕父女，还有哲学家扬雄、刘向、桓谭等。

这一时期，古琴的演奏指法也有相当的发展。

至汉代，七弦琴的形制已基本定型；但此时之琴，是否有音位标志——徽，则尚有争议。

在汉代枚乘（？～前140）的《七发》中，曾提到用龙门之桐制琴，用野蚕之丝制弦，并用“九寡之珥为约”。

用珥做成的约（或弓勺、的），本指箭靶的中心，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指琴徽。

除了湖南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西汉七弦琴的实物以外，一些墓葬中也常有抚琴陶俑出土，其往往琴置膝上，两手作拨弦状。

另外，在大量的汉代画像石中，常有抚琴画面的出现。

1936年，河南南阳市草店一座大型西汉墓中，出土了3方乐舞画像石，其上共刻有乐伎、侍者及主人等25人，是南阳汉画像石中人数最多、场面最大的一幅，其右门楣石上即刻有鼓琴的场面。

在琴论领域，汉代琴家和文人也有不少著述。

除了前述刘向的《说苑·琴录》、扬雄的《琴清英》、桓谭的《新论·琴道》等，还有一部重要的琴学文献——《琴操》，这是现存介绍早期琴曲最为丰富而详尽的专著，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此书据传为蔡邕所撰。

魏晋南北朝从汉末到魏晋时期，在士族阶层出现了一批不依附于宫廷的文人音乐家，著名的如“建安七子”中的阮瑀，“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阮咸，另外还有杜夔、傅玄、左思、刘琨、成公绥、孙登、戴逵、宗炳、柳恽、柳谐等等，俱以善琴著称于时。

嵇康（223～263年）是魏晋名士中的代表性人物。

他与名教采取一种完全对立的态度，他向往摆脱世俗的羁缚，追求一种心境的宁静，一种不受约束的淡泊生活。

嵇康钟情于琴，他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

滋味有厌，而此不倦。

”他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

因此，琴和诗是嵇康籍以忘忧、守道、逍遥的工具，弹琴、咏诗是他自觉追求的人生乐趣和诗化人生的象征。

六朝时期，君主和士子大多爱好文学和音乐。

一些出身于庶族寒门的文人，由于士族门阀制度的限制，经常处于不得志的境地。

他们往往愤世嫉俗，隐遁逃世，以琴书自娱。

如载逵、戴颙、戴勃父子、宗炳、柳恽、柳谐等，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文人琴家。

魏晋南北朝文人不仅弹奏琴曲，而且也自创琴曲。

嵇康所作琴曲，相传有《嵇氏四弄》，即《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后世常把这四弄和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

其《琴赋》一文，摹声状音，辞采天发。

《琴赋》中提到许多琴曲作品，包括传说中师旷演奏的《白雪》、《清角》，以及古代的《渌水》、《清徵》、《尧畅》、《微子》等曲目。

在《琴赋》中，还记录了当时流行的琴曲有《广陵止息》、《东武大山》、《飞龙鹿鸣》、《流楚窈窕》以及《蔡氏五弄》、《王昭(君)》、《楚妃》、《别鹤》等等。

南北朝时期的戴颙兄弟也作有琴曲多首。

竹林七贤中另一个精于琴的文人阮籍（210—263年），是“建安七子”阮瑀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