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成为新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年头的主要原因有哪些1月4日——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3卷6号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4月6日——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

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国—共—产—党成立阿Q和革命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

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犯罪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能够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

流氓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与工业及农业无产阶级（以下合称“产业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是“截然相反”的。

产业无产阶级是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阶级剥削与压迫。

剥削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年代，是根本没有什么“人道”概念的，他们象对待牲口一样对待无产阶级，榨干他们的血汗、镇压他们的反抗。

因此，以革命的暴力对待反革命的暴力，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选择。

虽然遭到这般苦难，产业无产阶级始终保持着正义的优势和自己队伍的纯洁性——无产阶级本身就是“最大公无私”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仅仅是解放自己，而是要解放全人类。

而流氓无产阶级，则是一批自甘堕落、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腐化分子，他们梦想一夜暴富，梦想不劳而获，天然就是上层的剥削阶级分子的别动队与后备军，与产业无产阶级除了一无所有这一点相似之外，毫无共同语言。

流氓无产阶级在任何社会下都是社会渣滓、害群之马，他们毫无建设文明的本领，只有破坏文明的能量。

流氓无产者总是能与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反动统治者、政治流氓找到共同语言。

流氓无产阶级参加“革命”，也根本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人类的解放，而是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

阿Q是流氓无产阶级中对社会危害度稍轻一些的无业游民，我和鲁迅先生一样，对阿Q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而流氓无产阶级的其他分子，比如恶棍、无赖、流氓、惯匪、敲诈勒索者、骗子手，他们是一批彻底没有人性、道义和基本的做人准则可言的社会渣滓，他们的理想完全是以一种剥削社会代替另一种剥削社会，除了让这些流氓无产者成为“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新的剥削者之外，劳动人民除了付出血的代价，还会得到什么？明代末年，流氓无产者张献忠所进行的“起义”，走到哪里就屠杀到哪里，造成四川人民“百不存二”；等到进了成都，头一件事情就是四处掳掠，充实后宫；后来在成都站不住，就干脆屠杀了全部成都居民，一把火烧掉了锦绣蓉城。

由于流氓无产者的地位和本性所决定，阿Q身上的革命因素是始终存在的，“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阿Q的革命带有流氓无产者革命的性质，带有农民革命的特色，具有自发性、破坏性和私有性。

革命的行动就是破坏、掠夺、杀掳，革命的目的就是占有、改换门庭，最后被革命者取而代之。

阿Q的革命是失败的革命。

革命党不但不准他革命，而且，还被作为抢劫犯被革了命。

这是阿Q的悲剧，更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鲁迅对阿Q的悲剧性处理，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性教训。

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

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

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

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

茅盾创作的变化以及他在左翼文学发展上的地位和作用。

1927年，因大革命失败，茅盾来到上海。

在当时的政治困境中，他产生了颓丧的心情，所以，他在开始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政治上的苦闷情绪反映在作品里，这就是《蚀》三部曲。

1929年4月至6月，茅盾在日本创作了长篇小说《虹》。

1933年前后，茅盾的小说创作进入了爆发期。

1930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即参加了“左联”，1931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子夜》，并陆续创作和发表了他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1933年，《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被看作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有人甚至称这一年为“子夜年”。

1931年11月，茅盾辞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请长假准备撰写一部长篇小说。

鲁迅对茅盾的创作计划表示赞赏，认为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

茅盾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4]《子夜》，还完成了《春蚕》、《林家铺子》等优秀的短篇小说。

对茅盾创作的成功，鲁迅感到由衷喜悦，给予了热情评价。

《子夜》出版后，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即表示：“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及的。

”[5] 他又对小说《春蚕》及经《春蚕》改编的电影给予好评，认为这个作品恰恰显示出革命文学作品从污浊的文坛中“挣扎起来”走向“进步”的标志。

[6] 鲁迅与茅盾联手推进创作实践，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创作实绩，并以其实绩纠正“革命文学”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对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茅盾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代表作品有《蚀》《子夜》《春蚕》《林家铺子》《腐蚀》等。

茅盾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开掘上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要求创作与历史事变尽量地同步，具有“编年史”特点如写于1927年至1928年，描写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蚀》三部曲；写于1932年至1933年，描写30年代初中国江浙农村小城镇商人破产和农民“丰收成灾”以及农民觉醒反抗的《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写于1941年，描写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间“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共卖国的《腐蚀》；写于1945年，描写当年重庆“黄金案”内幕的话剧《清明前后》等，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能反映时代全貌及其史诗性。

这与鲁迅努力发掘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与喜剧性显然不同。

茅盾更善于从重大事件中对中国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描写。

在窨上，他既写都市，也写农村；从时间上，他力求将20世纪不同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写在小说中，体现了自觉的史诗追求。

同时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作品人物众多，线索纷繁交错而又严密完整。

这种结构方式更适合于长篇小说，而不同于鲁迅的短篇小说作品通常规模不大，人物不多，故事情节不太曲折，矛盾冲突也不复杂，大抵有一个中心人物，配上少量陪衬人物，借助一件事或几件事的发展而组成全篇象《孔乙己》《祝福》等。

可以说茅盾是创造时代典型与宏伟叙事体式的左翼文学大师。

另一方面茅盾一直徘徊在政治与艺术之间，这多少弱化了他的创作力从而他的作品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有意为之”“或叫主题先行。

对于伟大而经典的作品来说，往往是创作过程结束时也不明确作品的主题，因为它具有多意性，可以为世世代代的批评家或读者不断地阐释下去。

而茅盾的一些作品为适应社会需要，先确立方题或观念再作品框架，甚至超越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硬写，因而在艺术上出现了许多失误；二，“半途而废”。

茅盾的创作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开始总是野心勃勃，许多长篇是多卷本的系统工程模式和“长河式”格局，而最后又总是不能如愿，象《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于二月花》等；三，“理大于情”。

其创作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服务意识”，具有直接参与中国现代革命史斗争的强烈倾向性，并表现出“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特点，使小说具有了科学论文和社会百科全书的特点，因此也就很容易被人说成是“社会文献”，试想以史学家与政治家之笔法而操练小说，毕竟会给艺术本体带来某种倾斜。

如今读他大多数的小说，多有味同嚼蜡的感觉。

有些作品的生涩，和行文的冗长，直接阻碍了当代青年人与他接近的可能。

不管怎样茅盾是现代中国一位卓越的作家。

他的作品为辛亥革命以后近半个世纪内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及其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及彼此之间的冲突，作了生动鲜明的反映，而且大多具有深厚的历史内容。

此外，茅盾还始终不懈地努力于文艺理论批评、译介外国进步文学、指导青年作家等工作。

短篇小说《林家铺子》通过描写这样一家铺子与社会的广泛联系，把整个社会变动写了出来。

因此，《林家铺子》不只是描写了一家铺子的倒闭，一个乡镇的萧条，而是广阔地再现了那一历史时期的黑暗现实。

《林家铺子》中的林先生是一个小市镇的商人，他兢兢业业地经营他的店铺。

然而农村破产和农民购买力的锐减，使得他一再减价的商品仍是销路不佳；上海战争的影响又使得他在年关迫近时在金融上无处通融，而且债主登门坐索，穷于应付；更其严重的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对他一再敲诈勒索，甚至强迫他的女儿为妾；此外，还有资本较他雄厚的同行们的排挤倾轧，落井下石。

林家铺子终于在这些重重压迫下倒闭了。

林先生从他父亲手里承继了这样一个小店铺，资本既不雄厚，政治上又无后台，虽然也有一股商人唯利是图的剥消思想，但处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政治的双重压力下，除了小心翼翼做些小生意以勉强为生外，没有也难以有更多的奢望。

他在汹涌而来的多种打击前面，百般挣扎，力图使自己的铺子幸免于倒闭而不可得。

唯其林先生是这样安分己，林家铺子的命运就更加典型地表现了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整个工商业的共的前途。

小说还写到了林家铺子的倒闭给予象朱三阿太、张寡妇那样将自己仅有的积蓄存在铺子里的贫民的致命打击，说明这决不只是林先生个人的破产，他也并不是最不幸的受害者，此外还牵连到许多人的生活。

因为林先生在铺子倒闭以后，还可以一走了之，另作打算，而这一群人则是无路可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最后依靠。

小说就在这些不幸者疯狂的惨呼声中结束。

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是对于整个悲剧的制造者提出了更加有力的控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旧社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真相。

通过一家小店铺的倒闭的故事，写出了如此深广的社会内容，充分表现了茅盾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手腕，也正构成了他的作品一个重要的特色。

《林家铺子》和《春蚕》等作品，都抓住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艺术上作了出色的表现。

当城市、乡镇许多大小企业纷纷停业倒闭，“谷贱伤农、丰收成灾”这种畸形的却又是普遍发生的事实使农民在难得的欢乐中一下子堕入绝望的境地，——就在这样一个经济崩溃席卷整个中国、人心惶恐不安的严重时刻，这些作品及时地将人们关心的生活现象和其中的矛盾斗争加以艺术的概括，揭露产生这一切的社会要源，确实起到了使人们惊醒、感奋的战斗作用，在文艺界和社会上激起广泛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