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严嵩《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①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
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
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入阁之前严嵩(1480—1565),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
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
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
”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
”②对得很是工整。
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十八年(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①。
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②。
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③。
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
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④。
“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⑤,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
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
”⑥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
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
”⑦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
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⑧。
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
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
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
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
”①①《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②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严分宜》。
①严嵩:《钤山堂集》,崔铣序。
②据《明史》本传。
严嵩自己则说:“卧痾钤山阅八稔。
”③《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④严嵩:《钤山堂集》卷二《感述》。
⑤《钤山堂集》卷二《乙亥年雪》。
⑥李梦阳:《空同集》卷十八《题严编修东堂新成》。
⑦《钤山堂集》卷三《奉酬空同先生垂访》。
⑧《钤山堂集》卷三六《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恭肃周公墓表》。
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嘉靖四年(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
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
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②,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
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
③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
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
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
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
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
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④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⑤。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
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
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
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
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
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①。
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
”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
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
②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
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
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
”③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
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
”④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
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
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
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
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
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①《钤山堂集》卷二七《西使志》。
②《钤山堂集》卷七《奉近慈圣歌》。
③严嵩:《历官表奏》卷九《奏乞休致》。
④严嵩:《振秀集》卷一“予少孤多病..诗”。
⑤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五。
①严嵩:《历官表奏》卷一《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②《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③《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④《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
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
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
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①。
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
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
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
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
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
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
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
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
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
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
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
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
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
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①。
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
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
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
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
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
..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
”②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
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
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食。
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
”③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
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①《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①于慎行:《穀山笔穀》卷四。
②《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五,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戊辰。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
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
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
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
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
”①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
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
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
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
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
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
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
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
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
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
嘉靖十七年进士。
《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
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
①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
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
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
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
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
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
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
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